“盛世江湖”与漫长的“九十年代”：从金庸，“后金庸”到纯武侠的衰落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金庸是一个现象级作家。严家炎曾将“金庸热”称为“一个奇异的文学现象”。[1]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香港，到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金庸以及武侠小说在华语世界渐次传播。金庸及其武侠盛行的背后，是普遍的“历史之手”的作用。宋伟杰曾指出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的或超越性的功能”潜藏“一种美好而又不失深刻，试图改变现实的‘想象力’。”[2]由此，他对金庸小说中的“江湖”“性别”“民族”等叙事进行文化分析，指陈金庸的小说如何在中国港台适应文化工业的兴起，并在新时期的中国大陆激发了被压抑的记忆、心态或想象式的“个人”等多重命题。[3]

不过，要看清金庸及武侠盛行背后的“历史性”，仅站在“盛行”的角度去分析是不够的。当武侠濒危，“衰落”与“盛行”构成“武侠”的一体两面，其间的过程性变迁有迹可循，“金庸”及武侠的内涵与外延才清晰地显露其历史性功能，效用消长的历史流变使大众文化如何参与现代性概念持续生成与变异的过程才款款浮现。2008年后，伴随“后金庸”，特别是大陆新武侠不显的声名，我们看到了金庸及武侠在某种程度上的持续衰落。“武侠没前途，谁写谁先死。”这调侃之语在当下的网络文学界广为流传。吊诡的是，武侠启发了诸多网络文学作家的创作，谈到“文学启蒙”，总能耳闻“金梁古温黄”，刀光剑影与快意恩仇的故事无不铸就作家们对于“吸引人的故事”最初的想象。但在他们创作的当下，武侠的身影却落寞不已。大众文化以网络文学显现身位的时代，“武侠”这一分支并未消失，但前景却步入“最不乐观”类型之一。哪怕是正在从事武侠题材创作的网络文学作者们都不得不承认，“修仙、网游，自然是大热门，穿越、言小，依然是大宗，而扑街第一名的，就是武侠，当今热门，几已找不到武侠小说的作品。”[4]严家炎、宋伟杰等学者对金庸小说文化价值的分析当然毋庸置疑，但当下武侠的状况，似乎在呈现这些文化价值的“边界”。只有当“边界”浮现，我们能才能更好地看清金庸及武侠的历史性。武侠“乌托邦”的历史功能取决于它是否和过去、现在的历史形成“张力”，当“乌托邦”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其召唤魅力不复存在也将理所当然。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金庸和“乌托邦”的张力

1981年《书剑恩仇录》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后，金庸的武侠小说相继被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出版（或盗版）。[5]当然，不独金庸，包括梁羽生等作者在内的武侠小说也成为出版的热点，“仅以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的作品为例，就我所知，目前全国已有二十家出版社在印制他们的作品，品种达二十余种，一共有三十三种版本,有两种书同时有四家出版社出版，累计印数多达一千六百多万套册，还不包括根据他们的小说改编的连环画”[6]。1980年代国内出版社尚未进行改制，出版申报仍需要走严格的流程，金庸及武侠小说的出版也并非政府倡导的图书品类，但诸多出版社宁愿冒风险、走捷径也要出版金庸及武侠小说[7]，原因就在于金庸及武侠小说实在太畅销，可观的利润空间促使市场闻风而动，最先从商业层面打通这一经典化道路的开端。有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描述道：“前不久，为提高书稿质量，改进出版工作，我们跑了上海一些郊县农村，广泛征求和听取农村文化部门对文艺书刊的要求和意见。嘉定县的同志反映了一些中国古旧小说和外国侦探、推理小说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有些事是很触目惊心的。有个约12岁的小学生，本来表现较好，学习用功，平时喜爱阅读作文讲评书籍，作文水平提高较快。可是自从迷上了所谓‘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和《小五义》、《东方列车谋杀案》等书后，功课急剧下降。”[8]仅仅将这一阅读偏好归结为青少年缺少辨识力是不够的。正如宋伟杰曾回忆的，“在我以及我们文革中出生的一代，金庸小说从中学开始，便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走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撩拨、升华着我们的青春期冲动，构造着我们对于侠客的向往与想象，并一次又一次飘向我们的意识与潜意识深处。”[9]金庸及其武侠适应着改革开放后新一代人的爱欲。这是一种具有代际性的表达，并且是在具有阻力的环境中一种自发的选择和偏好。

如果说科技和外资等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改革开放的显性成果，那么，金庸的出版和传播体现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意识和潜意识的变化。宋伟杰曾分析金庸及武侠的兴盛，在于其适应了资本和市场化的“文化工业”生产的需要。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新加坡，再到新时期中国大陆，金庸的传播与“文化工业”的全球化进程同步，对金庸的态度，不仅仅取决于全球化本身，也取决于各个地区对全球化的态度。根据对全球化的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政治的特点。汪晖曾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区分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认为到八十年代末“中国的语境中，今天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萌发……”，这与1980对不平等的市场扩张自发的反抗构成区隔。[10]汪晖对“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论述得到诸多学者的呼应。易晖在《重审九十年代文学》一文中也指出“在这背后，则是九十年代中国进一步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进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至于当费兰西斯•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时，它迅速被中国知识界接纳。”[11]不过，关于思考“新自由主义”何时进入中国，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诸多研究者对1980年代文学的研究并没能证明汪晖所认为的对市场扩张的反抗，相反，1980年代小说在联系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方面的功能受到重视。[12]如果按这一思路，对改革开放的实践做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考察，并看到1980年代文学和1990年代文学之间一脉相承的联系，那么学者口中所谓“九十年代”其实可以指代改革开放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总体上参与而非拒绝，融合而非反抗的态度。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较之执着于民族内部社会政治变动的“伤反小说”，金庸的小说更为超越性地给读者带来一种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想象。这种具有“异质性”的想象，是与十七年文学传统具有真正区别，并与当时的现实形成张力的“乌托邦”。

金庸的“江湖”在1980年代所激荡起的热情，不仅在于“江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幻想世界，而且在于有关“江湖”的故事满足了一种新秩序的追求与新世界的想象。摆脱庙堂政治的束缚，超越政治等级，不拘门第和出身，靠一己的修炼和提升实现理想。这个“江湖”与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形成很大差别。无论是“虬髯客”的江湖，还是梁山好汉的“江湖”，都与“庙堂”分不开关系。辅助政权，或是反抗政权，古典武侠的“江湖”处在政权的笼罩之下。虽然金庸的小说中也设置具体的历史背景，书写了各个王朝政权，但很显然“江湖”并不以政权为目的和对象。即使公卿贵族到了江湖也要讲江湖规矩，江湖高人不会把皇帝放在眼里。《射雕》中，郭靖守城并不是为王权，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天龙八部》中王权争霸抵不过江湖兄弟情谊；在《鹿鼎记》中，皇帝、天地会也是为韦小宝所用。金庸所创造的“江湖”以“去政治化”为特征，也更具“自律性”。各大门派成为一个自足的体系，相互制衡。功名在江湖内部产生，道德在江湖内部实现。虽然不无阴谋，不无组织，但总体上更接近于一个相对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

资本主义生成了具有“普世性”的“人格”与“人性”，当其跟随全球化的潮流，经由市场而深入中国语境之中，大众文化产品受其影响，便发展新的修辞与语式。正如易晖所分析的，“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一种资本主义的‘普世哲学’来书写一个初级的、过渡性的时代，但陷入深度模式的作家却既又虚假地把它上升到一种人性（或国民性）的历史终结的写作模式中。”[13]金庸的武侠小说颂扬人性，该人性主要是个体性，包括个体独特的性格、能力、道德和情感等特征。个体性被上升到绝对价值的高度。个体潜能与特质形塑“江湖人”的面貌，每一个个性化程度高的个体都将以“名号”的存在实现“被看见”的功能，“侠”是一种突出个体性的产物。江湖之中，英雄皆有名号，无论是“东邪西毒”“混元霹雳手成昆”，亦或者“黄蓉”“赵敏”，均以个体化的特质组建人物本身，亦正亦邪、阴险毒辣，又或古灵精怪、“灿若玫瑰”。每个人物的个性得到极大程度伸张，在这一目的下完成的“爱恨情仇”无不是个体性逻辑的驱使，《天龙八部》中书生气的段誉几经坎坷的恋情，带出王语嫣、木婉清、钟灵等独具个性的女性，其后又引出王夫人、秦红棉、甘宝宝等“个性的延伸者”，最后通过刀白凤的报复，将事件溯源至大理镇南王段正淳“风流”不改的个性；又如《神雕侠侣》中杨过从遗腹子至“西狂”的道路，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变为“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的“五绝”更替，也是新一代个性者登上圣坛的表征，“华山论剑”其意指即在于表彰个体性。《笑傲江湖》的令狐冲，正是以放荡不羁，突破了“气宗”“剑宗”的条条框框，也超越了正派和魔教的是非。

当然，家国和个体的矛盾在金庸笔下也构成主要的叙事线索。民族冲突是金庸小说世界观设置的基本结构，也左右着其小说中人物的行动轨迹。《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蒙古国的恩怨，《天龙八部》中萧峰出身和志向之间的矛盾，《鹿鼎记》中韦小宝在天地会和“小皇帝”之间的周旋，都在陈述在个体幸福、追求和家国重任之间的抉择。从《射雕》到《鹿鼎记》，我们看到金庸小说渐渐放弃了民族主义的坚持。《鹿鼎记》中既呈现清廷腐败，又反映台湾郑家以及天地会内部的问题，最终以“杂种”韦小宝的个体成功作为最终的意义指向。从民族之辨走向以个体为基础的“杂糅”，是全球化推进过程所“生产”出的叙事方式。它表达了全球化对于民族壁垒的突破，以及由此产生的反作用力。在1980年代中国内陆，这种叙事恰如其分地适应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化心理，表现出迎接全球化最初的阶段产生的矛盾性变动。一方面要打破民族壁垒，另一方面是反向激发起民族情绪。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背后是全球化进程中对文化民族的重新寻找，或者说“发明”。陈晓明谈及文学如何化用古典传统时，也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促成“文化民族主义”的再造，“这使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也具有多重性的意义，它既需要跨国资本、又不愿认同西方霸权；它既要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又想保持某种程度的富有历史感的民族主义特色。”[14]而金庸的小说中呈现的儒释道文化元素，较之寻根文学，更“自然的”建构了文化民族，如陈晓明所言，这是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必然反应。

可以说，虽然金庸及其武侠建立旧式的传统武侠资源之上，但他所叙述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进程中的故事。这个故事以去民族化、去政治化，并高度宣扬个体和个体自由秩序为核心，从而超越了冷战意识形态。它与中国内陆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相适应，营造了一个与1980年代正在“拨乱反正”的现实形成张力的“乌托邦”。到了1990年代，中国继续延展而不是抵抗全球化进程。以1994年金庸被三联书店精装出版为标志，金庸逐渐被主流文化界、精英学者认可，直到文学史教材收录金庸并为其开拓独立一章，金庸及其武侠的经典化历程就此完成。需要注意的是，新时期读者对金庸的这种认同不独是因为“武侠”，这种认同实则蔓延至“言情”“流行歌曲”及最初的“网络文学”，甚至严肃文学领域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由此可证，同时期并行在文学领域的诸多潮流，在其中形成贯穿性的就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普世话语的弥漫。

二、 “后金庸”与漫长的“九十年代”

金庸封笔后，武侠小说进入“后金庸”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后金庸”虽然以“革金庸先生的命”为口号，但不过是对金庸武侠中超越政治性和个体主义精神更加纯粹的表达。金庸乃至“后金庸”在中国大陆的盛行与漫长的“九十年代”同步似乎也不是巧合。[15]“九十年代”之所以被称为漫长的“九十年代”，是指以“九十年代”命名的融入全球化的时代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汪晖认为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九十年代”才终结。而金庸和“后金庸”的热度在新世纪初一直攀升，到2008年前后退潮，似乎并不是巧合。所谓“后金庸”一般来说指中国台湾籍的温瑞安和中国香港的黄易，特别是新世纪大陆新武侠的兴起，如围绕《今古传奇》的作者，如凤歌、步非烟、沧月等。

新世纪初延续着1990年代推进全球化的道路。在文化层面，去政治化、崇尚超越性的人性更加普遍化。在这种环境下，远离庙堂的“江湖”和具有个性化的侠客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欢迎。央视从2001年开始先后改编了《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碧血剑》《鹿鼎记》《倚天屠龙记》七部作品。武侠题材影视作品也极为繁荣，比如2002年的《英雄》，2004年的《功夫》《十面埋伏》，2005年的《七剑》， 2008年的《叶问》等均为武侠题材。

对金庸小说的继承和超越也成为一股热潮。2001年《今古传奇》创设“武侠版”，2002年《今古传奇•武侠版》由月刊转为半月刊，到2005年刊物销行量达到月销72万份。“从木剑客主事武侠版，打造‘大陆新武侠’概念，大力发掘新锐武侠作者，到凤歌接手主编，连载《昆仑》《沧海》，武侠版最鼎盛时期的发行量一度达到了大几十万，离‘百万大刊’的称号仅有一步之遥，书摊、报刊亭、车站、学生的抽屉……那本薄薄的背后还有各种擦边小广告的小册子，真的到处都是。” [16]

温瑞安、凤歌和步非烟等是“后金庸”时期纯武侠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影响的焦虑”成为他们创作典型的特征。温瑞安说：“写金庸的，我理应追不过金庸。写古龙的，我也写不过古龙。所幸，我还可以写温瑞安的。写温瑞安的，只怕就算是上述大家，也未必能写得过温瑞安。”[17] 不过，追求“温瑞安风格”也是在武侠基本范式内部的创新。他在呈现人性英雄、书写爱恨情仇、甚至基本的世界观设定等方面并未超越金庸。只是，在个体和家国，武侠和历史的关系方面，温瑞安的创作更加个人化、去历史化。韩云波指出，王小石、苏梦枕们“他们的激情与冲动并非理想主义的正义，武林势力重新整合不过是为了在新旧冲突中努力维持作为‘超稳定结构’的制衡之局，小说江湖中的金风细雨楼、六分半堂，庙堂上的宋、金两国朝廷，四者形成复杂的打破旧平衡又形成新平衡的循环制衡之局，王小石没有胜，蔡京没有败，金没有赢，宋没有亡，整个系列写到第八部，制衡之局终未打破。” [18]

“革金庸先生的命”是中国大陆新武侠作者的口号。2006年，北京大学“第三届今古传奇武侠文学奖暨黄易武侠文学特别奖颁奖暨2006年中华武侠论坛”会议上，凤歌认为要抹去“模仿金庸的痕迹”，“要打破他的江湖谱系”。步非烟改编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做你自己”。[19]但无论是凤歌的《昆仑》还是步非烟的《武林客栈》，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读者心中，其作品不过是略有变形的金庸武侠的翻版，承认故事的“原创”但“处处能看到金庸的影子”，仅限于“模仿”[20]，意味着底层结构并未改变，在算学知识与魔幻风格之下，仍旧是金庸武侠的逻辑。虽然凤歌立意创新，但《昆仑》仍处处有着金庸的影子。比如有读者指出：梁萧的设定来自杨过，四大宗师来自射雕，黑水老怪来自黄药师，中条五宝来自桃谷六仙，韩凝紫来自李莫愁，叶莺莺来自木婉清，贺陀罗来自欧阳锋等等……[21]

将“做你自己”作为口号，恰恰表明乌托邦张力的消逝，舍弃了金庸小说中个体和家国的张力，个体话语成为不再被质疑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剑神”“玉手神医”“铁面神捕”的故事，还是梁萧的浪子传奇，金庸武侠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结被舍弃，代之以纯粹的个体情动和游历。凤歌的《昆仑》中，梁萧父亲梁文靖为宋国人，而母亲萧玉翎为蒙古人，梁萧的出身就表达着“民族融合”的隐喻。由是梁萧帮助蒙古攻宋，又在宋朝覆灭后帮助最后的抗元基地——天机宫。梁萧之所以左右游弋，乃在于他的心中并无民族情结，家庭恩怨（父亲被母亲的师傅设计杀害）、个体情感（与柳莺莺、花晓霜）是其成长的动力。而作为一部成长小说，梁萧最具有意义指向的成长就是当他看到自己参与阵营后，战争对个体家庭和生命的危害，这使他毅然逃出蒙古军，成为更具有自觉性（自由意志）的“浪子”。让对生命、个体幸福的重视超越了对于民族、政权的重视，《昆仑》对个体性终极意义的强调，对全球化意识形态进行了更纯粹的书写。

三、“九十年代”的终结和纯武侠的没落

金庸小说和1980年代的现实呈现“张力结构”的人性、爱欲和文化民族，逐渐成为历史的“问题”本身。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深度化，普遍化的人性、以爱欲为目的的爱欲，或是文化民族主义不再是破除旧结构的历史功能，经由漫长的“九十年代”，它们成为现存的秩序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全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挑战。世界政治格局变动，全球化自由主义经济推行受阻，中国内陆文化的变动，都带来新的文化风潮。在这一意义上，“九十年代”似乎正在终结。[22]以新自由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武侠设定不再是具有异质性的乌托邦，它丧失了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并且因为特定时代的终结，而显得陈旧。金庸及其武侠热度的消减，与其说是一种类型的没落，不如说是武侠历史功能的退化。2006年的北大会议以“盛世江湖”[23]为主题时，韩云波就提出大陆新武侠事实上已走到“盛世江湖还是危机前夜”的十字路口。[24]曾经的金庸江湖的确是“盛世”，其乌托邦功能在整个社会层面放大疗效，而“盛世”之后，其“没落”也接踵而至。近些年，横陈武侠印象的纸质性代表刊物《今古传奇》的发行量锐减。李栩然回忆2009年前后《今古传奇•武侠版》的状况说，“等到我实习的时候，武侠版的发行量已经萎缩到十多万、甚至几万，知名作家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写着，而且因为收益太低，许多以此为生的作者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中。”随着历史的延展，继续武侠的写作令人有逆水行舟之感。“我已经知道武侠的衰落几乎已经无力阻挡。”[25]

武侠在2008年后的“衰落”表现在各个方面，最明显的是金庸及其追随者的武侠作品在当下影视界的接受情况。从翁美玲版《射雕英雄传》上映时的万人空巷，到李一桐版《射雕英雄传》的波澜寂寂，二者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可以说，在大众文化的终端，最具有保守性的影视领域，中老年观众对金古武侠已产生审美疲劳，但承接金庸武侠再创的“江湖”故事也难以受到网生代年轻人的青睐。2020年，步非烟的《天舞纪》改编为同名影视剧，由当红的“流量小生”出演，却成为了其近年作品中最悄无声息的一部。2022年，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被改编后上映，该剧请来了著名导演李木戈，“左手《东宫》，右手《司藤》”，手握两部古言改编剧爆款之作的李木戈，是当下最受关注的IP操刀人之一。李木戈的成功之路也被认为是“亲自阅读小说，尊重原著内核，舍得辗转取景”，以画面质感和故事张力在IP改编中取胜。但《说英雄》播出后却反应平平，最大的宣传点也仅剩了“李木戈”这一关键词。观众对于该剧的批评不一，有人认为对原著不够忠实，破坏了故事的逻辑；有人认为打戏拉垮，不够精彩；有人认为台词低幼，对话无信息量……但除却这些IP改编剧的常见问题，《说英雄》所要面对的问题可能主要是：“金风细雨楼”式的江湖恩怨似乎不再能够牵动读者和观众的心。

2008年后网络类型文勃兴。虽然诸多网络文学作家都谈到金庸等作家的武侠创作对自己的影响，但是舍弃武侠的世界观设定与纯武侠的“套路”，用新的世界设定和叙事设定编织武侠元素成为2008年后“武侠”的走向。这些作品中纵然有打斗，有招式，有门派，有秘籍，但庙堂之外的“江湖”不复存在。2012年开始连载于纵横中文网的《雪中悍刀行》被认为是最具武侠风格的作品，但徐凤年的成长显然不是在庙堂之外，而是在庙堂之内，江湖异士、侠女剑客成为皇帝、诸侯或权臣的老师、护卫或死士。徐凤年的成长也是认识到权谋对于维护自己和周围人生命、尊严、利益和幸福的重要性，而非如之前武侠那样动辄超脱世外，睥睨庙堂。相较于纯武侠“去父权”的设定，《雪中》徐凤年游历过程中处处彰显其“人屠”之子身份，时时被其父“徐骁安排”，也使得《雪中》的“江湖”成为庙堂权谋的一部分。与此相似，2014年开始连载于纵横中文网的《剑王朝》紧扣权谋复仇主线。同样获得成功的是《琅琊榜》，“江湖”成为一种潜在的背景，突出梅长苏的复仇、权谋和隐忍，“江湖”不过是梅长苏权谋中的一个重要工具。猫腻2007年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庆余年》可谓是网络文学类型文最具代表性的创作之一，其中不乏武功、打斗等元素，但远离庙堂的“江湖”亦不存在，武力的较量服从于权谋的较量。

2019年开始连载的三弦的《天之下》是近年少有的不加玄幻元素的“纯武侠”，但仔细分析其内在叙事逻辑，可以发现它改变了传统武侠或寻宝或复仇的套路，其设定更倾向于当下在极端环境中思考人性和权力关系问题的“无限流”故事。九大门派像是荒岛求生的九个人，表面上相安无事，内地里暗流涌动，每个门派都在寻找破局之道，谁都想做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李景风对九大派“仇杀令”的反抗具有后现代意味，九大派所认定的罪就是罪吗？九大派认为可以杀的人就应该死吗？少林明不祥的洞察亦有哲学意味，是否只有通过“以魔灭魔”才能让佛法生根……《天之下》对中原和蛮荒的区别并不在意，也舍弃了拔刀相助、快意恩仇。《天之下》的“江湖”更接近于当下抽象化的游戏设定，无正邪之分的九大派相互博弈，而对九大派所形成规则的挑战则有了文明反思的意味。《天之下》等作品的出现，似乎是在证明“不抢秘籍，不寻宝藏，不争天下第一，不替朝廷跑腿”，未必不能成为武侠。“反武侠套路”意味着生成新的叙事逻辑，以新的想象冲破旧有的武侠范式，重塑一种新的故事表达方法。

不能否认，诸多以玄幻、异能为标签的网络文学继承了武侠元素，但基本设定均不再具有远离政治的特征。相反，“江湖”成为个人夺权的重要抓手。任怨的笔名来自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他的代表作《横刀立马》中，也直诉了对于“江湖”的乌托邦想象。《横刀立马》讲述了少年王风从一个东方武侠世界穿越至西方奇幻世界的历险记。原始世界遵循武侠逻辑，武功路数、门派斗争、武林联盟，正与邪、强与弱的分辨都在“金庸”世界之内。但异界大陆中任何非军方的力量都要接受冒险者公会、武士公会、魔法师公会三大公会的控制，这是大陆所有人默认的规则，这一设定使得《横刀立马》不再是一个在美好新秩序中自由驰骋的故事，而是一个推翻旧秩序重建以“我”为中心的秩序的故事。男主王风不断破坏三大公会的规矩，引诱各位魔法大师建帮收徒，如“烈火教”“厚土教”等，为他们传授江湖理念，讲解江湖规矩，再利用军方的力量支持“江湖”理念的传播。王风利诱皇帝，告诉他朝廷通过“江湖”可以更好地控制在野人士，同时有选择性地对“起义”和“绿林”这些抗衡朝廷的可能性避而不谈。“既然我已经回不去了，这里又没有江湖，那我就创造一个江湖，让这里的江湖也充满了恩怨、情仇、正邪、热血、义气。让江湖成为所有期望出来冒险的人们向往的圣地；让江湖成为抛开所有的国家和种族，不受任何势力左右的江湖；让江湖成为一个只遵守道义，而摒弃所有法律的江湖；让江湖成为一个按照它自身的规则运转的江湖；让江湖成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江湖；让江湖充满幻想，精彩纷呈，绚丽多彩的江湖；让江湖成为这个崇尚强者的大陆所有人第一个愿望就是闯荡江湖的江湖；让江湖成为万众景仰的江湖；让江湖成为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和种族的江湖。” [26]王风的理想不同于郭靖，亦不同于杨过。郭靖、杨过等武功再高强，仍是遨游江湖的原子化个体，而王风的追求是掌握“江湖”的“领导权”，不仅是权力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

“玄幻”不再使用“武侠”标签，并非只是因为非自然因素的添加与构造元素的增减，而是标示着作品整体政治结构和人性观的转变。自足的“江湖”不复存在，个体的成功于政权密切挂钩，文明的冲突代替原有的民族主义框架，个性化的人物被主角光环和金手指所代替……武侠的式微，与其说是因为曾经的武侠已经“封神”，不如说意识形态已然发生变化，既有武侠的叙事已经无法成为满足当下大众“白日梦”的需要。当然，在这种环境下，某种坚持反而显得可贵。无论是邱华栋“把侠写作一种精神，他去找这种精神的源头”，还是徐皓峰“写侠这个群体在没落时期的一种生态”，都是一种清醒的坚持。在当下，写武侠不止是某种文学趣味的偏好，而且是在坚守曾经自足和自由的“江湖”精神。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批准号： 19ZDA277）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3][9]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221页、249页。

[4]《天之下》，https://book.qidian.com/info/1025090603/.

[5]在1980年代中国内陆出版（或盗版）的金庸的武侠作品有：1985年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剑恩仇录》，福州的海峡文艺出版社、哈尔滨的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碧血剑》，1984年11月长春的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射雕英雄传》 1985年厦门的鹭江出版社、扬州的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射雕英雄传》，1984年11月长春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神雕侠侣》，1985年西安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神雕侠侣》，1985年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雪山飞狐》，厦门的鹭江出版社、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杭州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飞狐外传》，北京的宝文堂书店、长沙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倚天屠龙记》，福州的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连城诀》，西安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合肥的安徽文艺出版社、北京的宝文堂书店、南昌的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天龙八部》，江西人民出版社同年出版《侠客行》，济南的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笑傲江湖》，北京的宝文堂书店出版《鹿鼎记》……

[6]梁惠：《何必把眼睛都盯在一处》，《出版工作》1985年第8期。

[7]由于中国内陆盗版金庸作品太多，金庸先生致信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先生，在谈过有关“中国书展”一事之后写道“弟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内地各省市擅自翻印，泛滥成灾，弟殊为不满。目前欣见报载先生发表谈话，表示对此类小说并不禁止，但印数必须控制，事先须得批谁，实为高明之决策。”（吴仁：《金庸的抱怨和梁羽生的愤怒》，《出版工作》1986年第2期。）

[8]文萱：《从小学生看<书剑恩仇录>谈起》，《出版工作》1982年第7期。

[10]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0-111页。

[11][13]易晖：《重审九十年代文学》，《名作欣赏》2022年第10期。

[12]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页。

[13]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5][22]汪晖：《“九十年代”的终结》，《新京报》，2009年9月5日。

[16][25]《深度|武侠已死？——亲历大陆武侠兴衰史》，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02569&s=syfwjxpl.

[17]温瑞安：《说英雄.谁是英雄 后记》，作家出版社2022年。

[18]韩云波：《从“后金庸”看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浙江学刊》2020年第4期。

[19]青眉：《大陆新武侠之盛世江湖——记第三届今古传奇武侠文学奖颁奖典礼暨2006年中华武侠论坛》，《今古传奇 武侠版》，2007年第2期。

[20][21]《怎么评价凤歌的<昆仑>？》，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226169/answer/1878003913.

[23]“盛世江湖”一词来自金庸为《今古传奇》的题词。2003年，“当年傲月寒（时任武侠版副主编）刚来武侠版的时候，正好武侠版一周年纪念，我就给了她一个任务，去香港找金庸，最后她单枪匹马地见到了金庸，并请金庸题了字，当时金庸就写了‘盛世江湖’几个字……”这几个字，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放在武侠版封面上最显眼的位置上。

[24]韩云波：《“后金庸”武侠》，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26]《横刀立马》，https://book.qidian.com/info/4175/.

（原载于《小说评论》2023年第1期）

网址：“盛世江湖”与漫长的“九十年代”：从金庸，“后金庸”到纯武侠的衰落 http://c.mxgxt.com/news/view/31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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