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与金庸：两个有趣的老头儿原来交情这么深！

“大侠VS 怪侠”

1948年，黄永玉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兼自由撰稿人。当年，24岁的黄永玉进入《大公报》。非常凑巧的是，此时金庸也在《大公报》编副刊，两个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金庸是大侠，黄永玉是怪侠。”《大公报》的另一位同事梁羽生这样评价他俩。

确实，黄永玉的经历有点儿怪。他是土家族人，与金庸同龄，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洞庭湖西岸的“世外桃源”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到湘西凤凰县沱江镇。因家境贫寒，黄永玉12岁时就背着小包袱独自离开家乡，到外地就读。16岁时的黄永玉就已经能靠木刻养活自己。

18岁时，黄永玉来到江西一个小艺术馆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广东姑娘张梅溪。为了将这个才貌双全的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追到手，无钱无貌的黄永玉成天在楼上吹小号，以表爱心。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对张梅溪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张梅溪说：“那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张梅溪笑着说：“是你？好吧。” 张梅溪冲破家庭阻力，与黄永玉私奔成婚，流落到了上海。

黄永玉与张梅溪

1948年，参加左翼运动的黄永玉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在香港这个陌生而充满竞争的城市，他一边给电影公司写剧本，一边坚持刻木刻。在《大公报》，黄永玉和金庸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黄永玉任美术编辑，金庸任国际电讯翻译。1950年《新晚报》创刊后，金庸到《新晚报》副刊担任“下午茶座”编辑，并撰写影评文章。

黄永玉租住在九龙荔枝角。金庸新婚不久，曾带着妻子来黄永玉的租屋与朋友聚会。其间，乔冠华、胡风、臧克家等人都是常客。2012年3月，黄永玉向《大公报》记者说起那天的情景：“他们不会讲广东话，谁要租房子，我就帮他们张罗。他们都叫我‘保长’。”黄永玉还说，当年批判胡风的《论现实主义道路》，在香港开了座谈会，晚上胡风就来找楼适夷发牢骚。“当时只有一层隔板，但我也听不懂。到半夜时聊得饿了，他们就来找我借点心。”

《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讲过一件趣事：一家店名叫“美利坚”的童子鸡做得很出名，黄永玉约金庸、梁羽生等朋友经常去。有一次吃鸡吃到一半，大家发现口袋里都没有钱，很是尴尬。这时，黄永玉对着饭店里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后，金庸给在《星岛日报》工作的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灵凤笑眯眯地来了，黄永玉交上画，叶灵凤预付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年轻时的金庸

黄永玉名义上是编辑，实际上也承担记者的工作，主要为新闻报道做插画——大街上的汽车辗过一个小孩之后跑了，他马上跑到现场画个速写，回来刻个木刻；赶上电车工人闹罢工，他马上就画罢工；有个美国兵跑去找妓女，偷了妓女的东西跑了，他就画一个哭诉的妓女。

对于因写武侠小说而在华人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金庸，耿直风趣的黄永玉却是如此评价：“那时写影评是我先写的，写武侠小说也是陈文统（梁羽生原名）先写的。那时《大公报》所属《新晚报》销路不好，为了吸引读者，陈文统就到街上买了几本武侠小说回来看，边看边写。我们都当作笑话。”

黄永玉回忆说：“那时刚解放，他（指金庸）呀，就穿个花衬衫到北京，找乔冠华他们，要到外交部工作，我们知道后当作笑话讲。其实他那是爱国和进步的表现。那时我们觉得他不懂事，一个党外人士，怎么可能当外交官呢！”

针对溥杰称中日关系恰如夫妻吵架、过一晚就好的说法，经历过八年抗战的黄永玉怒不可遏，愤愤然以毛笔写下一篇《狗杂种，溥杰》，刊登在金庸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上。

还有一次，作家端木蕻良写了一篇《毕卡索致张大千书》的文章，金庸打算刊登，请黄永玉画插图。黄永玉起了笔名叫“张大毛”，还画了个小报头。孰料，文章尚未见报，有人跑去告密，还叫个律师来警告时任《大公报》社长的费彜民，说不得刊登这篇文章，要登的话就告你。后来才发现告密的人是个特务。

“在香港应对狂风暴雨”

一天下午，黄永玉和金庸、关忾几位朋友坐在咖啡馆里，商量着该如何应对一场狂风暴雨。那是1951年年初，内地掀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高潮，此风迅速刮到香港，黄永玉成了首批“枪打出头鸟”的目标。因为1948年5月下旬，初到香港的黄永玉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画作有手印木刻集《烽火闽江》，自印木刻集《春山春水》，诗歌刻画等二百多幅。两年之后，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连续发表四篇批评文章，指责黄永玉1945年前后在江西信丰时为他的诗人朋友野曼、彭燕郊、黎焚薰的诗歌画插图，朋友的诗歌如今成了“毒草”，他的插图也就成了“毒画”。黄永玉被推到了一个特殊的场景中，不得不否定自己，批判自己。

于是，黄永玉先后在《大公报》上撰文《批判自己的创作偏向》《检查我这次的画展》，自我解剖，自我鞭笞。他违心地写道：“我进步得太慢了，这说明我过去承袭资产阶级的遗毒极深，以致现在得花出十倍于别人的力量来进行和自己的这场搏斗。”

黄永玉所绘《阿诗玛》插图

除了心理上的害怕，还有生活上的压力。此时，《大公报》的薪水在交了房租后所剩无几，黄永玉还得靠刻木刻、画速写、写散文投稿过日子。

黄永玉打算离开《大公报》时，金庸请求一位电影界的朋友帮忙，介绍黄去了长城电影公司，让他一边参加美术活动，一边担任业余编剧。由长城电影公司主办的《长城画报》，创刊于1950年8月1日，主编为长城公司经理袁仰安。黄永玉在《长城画报》上分别以“黄永玉”“永玉”“张观保”“观保”等笔名，刊发了数十幅速写，包括风景、演员肖像漫画、影人日常生活等内容。当时活跃于香港影坛的明星与导演刘琼、龚秋霞、顾而已、夏梦、石慧、舒适、韩非、陈娟娟、万籁鸣、万古蟾等人，都成了黄永玉速写的对象。

其间，黄永玉编剧的《海上故事》《儿女经》被拍摄成电影，女明星石慧因在喜剧《儿女经》里的表演而当选为最佳女演员。金庸因为撰写影评喜欢上了电影，后来也在长城电影公司任编剧，还导演过几部影片。

50年代的金庸（左）

1953年年初，黄永玉的艺术灵感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这时，黄永玉接到了表叔沈从文的来信，信中说：“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又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1953年早春二月，黄永玉和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离开香港到了北京，从北京火车站坐着马车到了沈从文的四合院。

从此，黄永玉与金庸各分南北，难得一见。

“香港分别后”

从香港回到北京后，黄永玉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这段日子里，黄永玉创作的木刻《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后来，黄永玉开始学习国画，他喜欢上了梅花与荷花。他喜欢养狗,喜欢音乐,喜欢玩,喜欢一切新鲜的事物,就像金庸笔下的“老顽童”。

“文革”开始后，黄永玉被“四人帮”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被下放到家乡凤凰古城。

1973年，周恩来总理把一批下放的画家请了回来，让他们参与北京饭店的壁画创作工作，其中就有黄永玉。在起程前往长江沿线采风写生之前，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

黄永玉所绘的猫头鹰

采风写生结束返回北京后，黄永玉听到一点风声，说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其实“黑画”就是一张猫头鹰。黄永玉听了之后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有一天，他自己跑去看“黑画”展览，想看看“黑画”到底是什么。不看不知道，一看，那只惹祸的猫头鹰正是出自他的笔下！当时，台上批“黑画”的人说：“黄永玉这个人创作上从来不严肃，从来都是玩！”黄永玉大笑：“你小子要平时这么说我，我一定请你吃西餐。你算是说出了艺术的真谛，画画当然是玩，不快乐的话，画什么画呢？”因为“黑画”，黄永玉被关进了“牛棚”。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

“文革”结束之后，步出炼狱的黄永玉当上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盼来了他的黄金创作期：创作设计的金猴邮票成为炙手可热的珍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

金庸获知老朋友复出，非常高兴，在《明报晚报》撰写了《读黄永玉的画》一文，深情地写道：“黄永玉最爱画的就是这些角色，就是平民老百姓，即使曾经英雄过，但现在倒霉落魄生活着的一些人。正因如此，黄永玉之画的能量在香港是最接地气的。”

20世纪80年代初，金庸访问北京时见到了黄永玉。一对老朋友相见，万分高兴。得知黄永玉30年间屡遭劫难，金庸无限感慨，十分敬佩黄永玉这样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胆识、有骨气。

1988年，黄永玉偕妻子张梅溪回到阔别35年的香港。在这个宽松的环境里，黄永玉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新的住宅。黄永玉的家成了香港的一个文化沙龙，他每天工作完了就会召朋友来聚聚，跟金庸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觉得是一大乐事。

金庸（右一）、黄永玉（左一）与罗孚（右二）夫妇（1993年）

黄永玉对金庸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高：“这个人是个很聪明、很有魄力的人……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是很内在的人……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出过全国发行的一本书，他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就出版《中学汇考指南》，真是了不起，脑子真是好，同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看‘汇考指南’也看不懂。”但是，黄永玉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可不是一般的低——他不是只低看金庸的武侠，他是看不起所有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黄永玉几乎就没看过。不仅不看，还为金庸惋惜不已：“以他的才能、他的智慧怎么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在我来讲是可惜了……我感觉太奇怪了，怎么弄成武侠小说家了呢？”

登载于1820期《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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