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我不认识什么大人物

近日，郭宝昌在新书发布会

在中国影视剧和京剧圈子，郭宝昌都被喊一声“宝爷”，这个称呼含着圈里人对他人品和艺术的评价，也是对他独特身份和过往经历的总结。

“我这辈子没结识过什么大人物，在小人物的河流中蹚来蹚去。”在近日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都是大角色》中，郭宝昌写的生命中结识的重要人物，奶奶、王师傅、猴三儿、女张飞、琴人、钱儿爷、小伙计、大哥、杜伯伯，还有大宅门里头的两位小姐雯和芹。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宝爷”眼里，他们都是大角色。随着年龄老去，这些小人物在郭宝昌脑海中反倒越来越清晰，在他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每每想起，总能引发一声叹息。“读懂和发现小人物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太不起眼，没什么丰功伟绩，几乎没什么值得记载的事。”郭宝昌在书中写道，然而这世上多的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折射着时代风貌，表现出独特个性，小人物站在人生舞台上，个个都是大角色。

郭宝昌今年81岁，60岁那年他导演的电视剧《大宅门》家喻户晓，叫好叫座，按扬名的标准，他算大器晚成。郭宝昌一生经历大起大落，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0年导演的刑侦电影《神女峰的迷雾》便受到关注，他是乞丐之子，父亲冻饿而死，儿时两次被卖，12岁进北京五中，16岁动手写《大宅门》，“文革”时曾被判无期徒刑，冤案平反后，《大宅门》手稿又因离婚等原因屡次被毁……

“我从几十年前就想写自传了，现在都八十了，所以我挺着急的。”郭宝昌说，想做的事还很多，他还想写小说、拍新戏、导演芭蕾舞剧版《大宅门》，时间不等人，年龄不饶人，“拖了两三年，后来一做手术，估计活不了几年了，我心想不行，得赶紧弄了，再不写就没机会了。”

2003年，郭宝昌出版《说点儿您不知道的》，采访时有一位记者挑衅地问他：您这是不是在出卖隐私？对此他的回答是：不是。“我经过太多时代，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我经历了太长的历史时期，对各个时期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这些是难忘的，让我激动的，让我感恩的，让我永远也不会忘怀的事，也有很多让我切齿，让我痛恨的事。”郭宝昌说，写这两本书也是件好事，“我也做过坏事，没有人不犯错，但是我敢承认。我不认为是在出卖隐私，我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心里特别踏实，我透亮了，不像过去老蒙着一层雾，我能有这种勇气，我想也不错，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勇气。”

在这本书里，他有两篇文章提到对不起母亲，因为自己曾经背叛过她，也有对不起朋友，因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出卖了对方，他都承认了。在这次的新书发布会上，郭宝昌说，一个人能够认错，能够在亿万读者和观众面前承认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是在向所有的朋友们忏悔，他必须要把自己憋在心里不说，又一辈子难受的话说出来。

这回，郭宝昌除了自传《都是大角色》，还一道出版了一本讲京剧的书《了不起的游戏》，书中他与学者陶庆梅合作，汇聚出对京剧几十年的体验和研究，将京剧写得生动有趣。向大众普及京剧，也是他的心愿。

郭宝昌出身京城一户大家族，电视剧《大宅门》有他自己的影子。直到三十多岁，他才弄明白自己的身世——小时候他跟随奶奶郭骆氏长大，1927年河北农村大灾，郭宝昌的“爷爷”郭绍臣携妻女逃难进京，女儿仅十岁左右，住在南城金鱼池一带；两年后郭绍臣去世，女儿以五百大洋，被卖到京城豪门乐家，成了给三老太太抱宠物狗的丫鬟。

1940年，郭宝昌的“母亲”23岁，嫁给七十岁的乐四老爷为妻，虽一跃嫁入豪门，但老夫少妻，个中滋味，甘苦自知。因为婚后无子，她便用二百大洋买了乞丐之子李保常为子。李保常的父亲做工伤残后，沿街乞讨，冻饿死在珠市口大街的柳树井。因为家族规定，本家男子不得过继外姓人为后，李保常便被养在“母亲”的娘家，跟着郭骆氏生活，改名郭宝昌。郭宝昌不叫郭骆氏“外婆”而叫“奶奶”，不叫他的养母“妈”而叫“姑妈”，叫乐四老爷“姑爹”。书中《奶奶与我》一章，郭宝昌深情记录了童年与奶奶十年间相处的点滴。儿时和青年的记忆力最好，虽然童年没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桩桩件件都有趣味，回忆中的奶奶时而是“心狠手辣的昏君”，时而又是“善良、慈祥、深明大义”的，但更多是惶恐不安的形象。她对女儿很内疚，女儿嫁了个大四十岁的老男人，即便有了阔绰的生活，她也并不认为是幸福的，反而觉得女儿做了很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在面对姑爷时，她又表现得恭顺拘谨，尽管她是长辈，又是岳母，但阶层的鸿沟在她心中已根深蒂固，她认为自己这样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是低人一等的，而谈笑风生的四爷是有钱的上等人。这些细节，幼年的郭宝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让懵懂单纯的他第一次体味到生活中一些不忍揭开的真相。

三联书店总编辑尹涛看过这篇后感慨：“宝爷采取了非常狡猾的写法，他写亲人，但是实际上他人生的自传都在里面了，这是水平很高的。《奶奶与我》把我在飞机上给感动哭了。他写着一些重复的东西，上升到了戏剧，又是他真实的人生，读到最后我有点像读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的感觉。”

郭宝昌写的《我们房头的两位小姐》中的雯姑娘和芹姑娘，是郭宝昌养父的长房女儿。姐弟三人第一次见到彼此，是养在外头的郭宝昌回家，两位亭亭玉立的小姐与他擦肩而过，“长得实在好看，尤其是雯，可谓天生丽质，两人都穿着浅竹布的旗袍，身材修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们四大房头儿里长得最漂亮的小姐”。很快姐弟间便熟识起来。雯极有艺术天赋，古琴师承于查阜西、管平湖两位大师，二胡师承姜丰之先生，此外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有一副甜美的歌喉。可以想见，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美丽，求婚者可以说是踏破了门槛。然而之后发生的种种离奇悲剧，却让人感慨命运弄人。

芹爱上了一位反对包办婚姻的进步军官。1946年，这位国民党军官随军入城，芹便与那位意中人私订终身。不过对方并没有在京停留，而是随大军南下，两人约定书信往来。芹不停寄信，都没有收到回音，直到一天她发现原来是母亲将她寄出去的信和收到的信全部藏起来。军官最后一封来信说，一年半全无回音，他已另觅他人结婚了。芹小姐登时疯了，举着刀走向母亲的卧室……她没杀了母亲，却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对另一位小姐雯的影响是，她决定终身不嫁。事实也是如此，直到她71岁去世，一直没有嫁人。两位小姐一位进了精神病院，一位由文静开朗变得仇恨阴郁。新中国成立后，各房各立门户，众人抛开体面争抢财产的场面深深刺激了少年郭宝昌，虽被家中奴仆称呼“宝爷”，但从此他发誓靠自己功成名就：“我深知靠祖宗吃饭是没有出息的，我视这些少爷小姐如粪土一般。”

《大哥》一篇中，郭宝昌写他第一次见识到宅门之外的世界、普通人的生活便是因为“大哥”。一次放学后，他走进最好的朋友“大哥”家门，那是一个肮脏又破旧不堪的大杂院，“我迈过污水走进他家的堂屋，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亲眼看到一家人为一头蒜打起来，因为这是晚饭唯一的菜。他当时的惊愕难以形容。“这是怎么了？这世上还有这样活着的人？”他想。那时的他住在深宅大院，奴仆成群，还是中学生自己的藏书便有两万多册，每星期他至少看五场电影、三场戏，母亲给他每周四十块零花钱——而“大哥”一家七口人，一个月只靠父亲的四十块钱工资生活。在此之前，郭宝昌从未见过生活艰难，他与大哥出身差别巨大，思想信仰也有很大差异，两人偏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郭宝昌可以把“我这么多年做的好事坏事尽数地抖搂给他，这世界上我只有对他一人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出一切，他永远不会出卖我”。

在《爱信不信》中郭宝昌写到了对母亲的愧疚。《大宅门》手稿几次创作、几次焚毁，头一次便是被母亲发现没收。一些文章中写到电视剧《大宅门》片头字幕的最后一幅衬底画着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请罪，说导演这是因为外扬了家丑，向宅门族中人请罪。这是郭宝昌特意授意画家丁一先生创作的，不过请罪的对象只有母亲。“在写《大宅门》剧本时，我一直是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行创作的，因为母亲表示过，离世以后不想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遵母命，此乃大不孝。”郭宝昌在书中写到自己这一跪，是给母亲跪。在书里详细陈述这段经历，也是在向母亲忏悔。

“人老了，爱忆旧。因为谈未来、理想、前途、命运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很多一辈子顺顺利利过来的人，说羡慕他这辈子没白活，可是这些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事，真要让谁经历一遍，却不会真的同意，宁可活得平平淡淡。郭宝昌怎么不认识大人物，不说他在影视界活跃多年，结识多少明星名人，他堂哥便曾是北京市副市长，他的中学同学中也出过市长等名人。但他偏偏不写这些，而只写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写得跌宕起伏，令人为这些陌生人的命运感叹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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