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是全国婚育洼地，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又是东北婚育洼地。
条件差的村屯，一村单身男性50多人，而未婚女性，几乎为零。
这些村屯一年喝不上一次喜酒、吃不到孩子周岁宴，有些村甚至20年没有孩子降生，也因而被戏称为“光棍村”。
为何延边婚育率低到这种程度？
撇开东北的经济文化环境，还有一个特殊原因：
朝鲜族女性的大量外流！
延边临近朝鲜半岛，所居住的基本是朝鲜族。从改革开放以来，延边朝鲜族新娘“出口”韩国、日本、俄罗斯之势，不可遏制。
她们以出国劳务、打工等形式前往韩国、日本、俄罗斯，并与当地人结婚，拿到韩国、日本、俄罗斯的公民身份，自此不归。
在2014年前后，延边全州每年有近3000名朝鲜族女性，嫁到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尤其是韩国（占比80%以上）。更直观地看，奔赴国外的“朝鲜族打工妹”，在2001年至2005年，创造了劳务达30.1亿美元。
经济创收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代价，便是延边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婚育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连未婚女性都没有了，又如何找结婚对象？
然而，戏谑的是，那些嫁到韩国的朝鲜族新娘，如今，却后悔了。
韩国顶着发达国家的名号，但在财阀倾轧、资本压榨下，日子并不好过，而她们中国朝鲜族身份，又备受韩国人歧视。
而崛起的中国，她们虽心向往，却已然回不去。
这是延边的双重悲剧——外嫁的朝鲜族新娘，活在生活的夹缝中；守在家乡的朝鲜族汉子，却遭遇光棍的困境。
倒溯悲剧的发生，我们仍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20年前，朝鲜族新娘为何外嫁韩国？
其一、经济的诱惑
根据2010年的一项统计，延边全州大约有20多万人在国外务工，其中主要为女性，而韩国是首要目的地。
经济的诱惑，是朝鲜族女性奔赴韩国的主因。
不妨来算一笔账：以在外务工而言，朝鲜族女性集中在人口密集性产业和服务业，在2010年，收入已在人民币6000元以上，扣除生活所需也能余下4000元上下。而在家乡务农耕作，显然不及。
相比于务工，嫁给韩国人、拿到韩国籍，经济诱惑更大。
以结婚形式出国,不仅不受合法滞留期间的限制,而且还可以取得相对国的国籍或永久居住权,能为长期居住和打工获取最有效的保障。
韩国的灯红酒绿，延边自是不及，人均收入数倍于延边，还能有“发达国家公民”的虚荣。既然韩国务工比在家乡好，何不留在韩国呢？
于是，在朝鲜族女性中，务工逐渐为外嫁的风气替代。
其二、文化的吸引
延边朝鲜族是清朝末年，由朝鲜半岛迁移到延边地区的,本来就与韩国、朝鲜的居民属同一民族,语言相通、生活习俗相近。
这也是韩国成为朝鲜族新娘外嫁主要目的地的关键因素。
相比于去往日本、俄罗斯等国，去往韩国，可以迅速融入韩国的生活环境，工作生活也没有交流障碍。
深受少子化困扰的韩国，也打开政策绿灯。
一来，推出务工引进计划——
2008年2月下旬,韩国人力政策委员会和国务调整室召开会议,审议并且通过了《2008年外国人力引进计划》，决定当年引进13.2万名外籍劳务人员，《访问就业制》项目下引进的朝鲜族就有6万名。
二来，降低签证门槛——
韩国开政策绿灯，给签证优惠，放低了朝鲜族女性进入韩国的门槛。
说白了，韩国不仅不害怕朝鲜族新娘扰乱本国婚恋秩序，反而对朝鲜族新娘很是欢迎。劳工也好、签证也好，都是利用文化吸引，打通朝鲜族女性融入韩国社会的心理壁垒。
其三、韩国的需求
这也揭示出韩国的需求。
一层需求是对劳动力的需求。
尤其是韩国发达的劳动力集约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远远超出男性劳动力的需求。
这样的市场需求,为朝鲜族女性出国到韩国就业，打开了大门。
另一层需求是韩国男星的婚恋需求。
陷入人口负增长的韩国，农村地区，也有巨量的“光棍汉”，本来就有婚恋的需求。换句话说，单是朝鲜族新娘愿意嫁还不够，还得韩国人愿意娶嘛。
早些年，有韩国农村男性，组团前往延边相亲，两国的婚介机构从中撮合，甚至于以朝鲜族女性为目标的涉外婚姻中介具有了市场化的规模效应。
这就是婚恋形势的尴尬之处——韩国光棍有了媳妇，中国乡村多了光棍。
但时代更迭，如今却变了。
当年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遭受的社会歧视、用功歧视，又揭示出了韩国阶级文化的病入膏肓——哪怕是同一民族，也要分个高低贵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