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爱反目？现代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鲁迅与高长虹的论争究竟为何
高长虹其人，作为曾经得到鲁迅、郁达夫等人赞赏的文学青年，作为《狂飙》的主持者，无疑有着过人的才华。文学创作上，他发表的作品集不在少数，尤其是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一经出版，便收到许多文学青年的称赞。在文化团体的建设与文化运动的组织上，"狂飙社"及其相关活动，也超越了当时众多的文学团体，在19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为何这样一位杰出的青年人与热爱青年的鲁迅先生发生了冲突？并且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这冲突是无数中国人的关注焦点。为何关系甚为亲密的两人突然出现了裂缝，还闹到了台面上？甚至一发不可收拾？
让我们从他二人的交往开始谈起。
鲁迅与高长虹交往始末
1924年，或者说1923年底，是高鲁交往的起点。
关于高长虹和鲁迅的初次会面，确实是在1924年的一个冬天的晚上。这一事件，在鲁迅的日记和高长虹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的文章里皆有文字记录。一个寒风凛凛的夜，高长虹带着几份《狂飙》去拜访鲁迅，于是两个擅长于论战的斗士相遇了，这是习惯了在黑暗里"荷戟独彷徨"的两个独行者的会面。
尽管后来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但初次见面的他们，一方是伯乐，一方是千里良驹，气氛是非常融洽的。有高长虹回忆为证：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 ,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
鲁迅作为一向对青年怀有莫大的爱与关怀，高长虹连续用了三个"特别"来叙述这件事，可以见得鲁迅对于高长虹有着超越一般的文学青年的热情。他激动于在"无声的中国"出现了这么一个大胆说话的青年，他诚恳而热切寄希望于高长虹，他们谈文学，谈社会，谈中国大地。
当然，欣喜于这样一个激流勇进的青年的出现，鲁迅前期与高长虹相处之和睦，交往之密切都是有史为证的，尤其是在鲁迅的日记与书信中，高长虹大约是"高频青年"了。仅1925年上半年间，鲁迅就四次提及高长虹。重要的是，每一次鲁迅都对高长虹表示了赞赏。
并且，在此后近8个月间，高长虹开始了频繁地拜访鲁迅。除去对高长虹正面评价的语句，细数《鲁迅日记》里记录的高长虹在此期间的拜访次数，高达52次，有的月份甚至平均隔两天就登门。在九月之前，相距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一个星期。这频繁的来往不仅显示出高长虹对鲁迅的尊敬，更反映了鲁迅对高的重视。这重视，不仅是文字上的赞美，更是行动上的有意栽培。对自己喜爱的文学青年，鲁迅一直用心于"年轻的战士"的养成。更何况，1925年恰恰是鲁迅走出生命的沉潜期的关键一年，是他又一次投身猛烈斗争的开始。对于高长虹这样勇于而更善于斗争的青年，鲁迅赞赏以及提携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样友好的交往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当韦素园主持《莽原》半月刊以后，在1926年10月份，将狂飙社成员所创作的《剃刀》和《冬天》退回，不予录用。这一举动激起了狂飙社盟主高长虹的不满，而《莽原》半月刊的主持权是鲁迅交给韦素园的。于是，冲动的高长虹在对韦表示不满后也将怒火对准了鲁迅，10月17日，他写出了《给鲁迅先生》这样的文章来"控诉"先生。
如果鲁迅这时候站出来安慰安慰高长虹，或者如高长虹所愿的为他主持公道，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可能就不会那么早爆发了。但糟糕的的是，鲁迅这时候并未作出书面上的回应。
鲁迅一方的"杳无音信"，在高长虹看来大概是一种漠视。性情激烈的他怎么受得了？独角戏他是不愿唱的了，10月28日，又写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大肆攻击鲁迅。鲁迅有些愤怒了，隔日便决定将出到二十四期的《莽原》停刊，令高长虹和韦素园没有东西可争。并在11月4日、7日两次写信给韦素园，表示打算"索性完全置之不理"。然而，《莽原》的消失、鲁迅的沉默都没有使高长虹停下骂鲁迅的笔，连续写了《时代的命运》、《<吴歌甲集>及其他》、《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等文章或提到，或全力批评鲁迅。这时候，鲁迅已然愤怒了，他不忿自己被高长虹利用后又遭到攻击，他甚至觉得对方在吸自己的血。走到这一步，鲁迅断然不会丝毫不放在心上，他开始感到愤怒了。终于，11月20日，他在沉默中爆发，写下《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作为回应，面对高长虹的批评与攻击，1926年的12月，鲁迅指向高长虹的笔几乎没有停下来过，除了写信给许广平、韦素园、李霁野等人连连谈及此事，同时也做了《<阿Q正传>的成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文章登上刊物，激烈地批判了高长虹。
正当两人之间的骂战正酣时，1926年11月21日，高长虹在《狂飙》发表了一组诗《给——》，其中的第二首被称为"月亮诗"，一经刊登便引来一波流言，对于这流言，一方面，鲁迅有独立理性思考的能力，还不至于完全听信了这流言。但另一方面，接受了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节，在面对个人情感问题时也较为敏感。而这流言，恰恰是在鲁迅的敏感问题上做文章，他如何能够保持完全的理性来对待呢？因此，接下来的分析难免带上了鲁迅个人的情绪，猜测这流言有真的可能性。这期间还写下了一篇与此相关的小说——《奔月》，用鲁迅的话来说，是同高长虹"开玩笑"。高长虹在这小说中，被塑造成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逢蒙。也正是逢蒙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这"月亮诗"与《奔月》之间的往来，让高长虹与鲁迅的论争染上了爱情色彩，让高长虹成为众矢之的，他被批判，被攻击，流亡海外，文学史上也没有对他进行应有的书写与评价。
此后，鲁迅又接着创作了小说《铸剑》，杂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女吊》等，其中皆有批判的高长虹的字句。
鲁迅一生树敌太多，然而纵使有许许多多的论敌，从对其的伤害之大来看，高长虹可以说是排在前面了。
鲁迅与高长虹究竟为何爆发冲突？
那么，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高鲁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高鲁二人的交往，在某一角度来说，是"成也性格，败也性格"。
鲁迅生于晚清的官僚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青年时留学日本，得以接触新思想，传统和新式夹杂的教育影响了他性格的形成。官僚子弟的觉醒是孤独的，他甘愿做最早的觉醒者，甘愿承担起一个家族长子长孙甚至是一个民族国家脊梁的责任，他不热衷于寻找同伴，也不积极于结识精神上导师，他就是他自己的同盟与导师。由此，他形成大胆而孤僻的性格，在长久的独自徘徊中，这孤僻的性格里更是多了一些消极的倾向。
同样是反抗旧的、追求新的，但高长虹身上没有因袭的重担，他骨子里是个性格狂热，追求自由的青年，他无所顾忌，他的性格里有着年轻人目空一切的自信，肆意汪洋的狂傲。高长虹视鲁迅为师长，但这种师生关系是平等的，他依赖于鲁迅的支持，他的性格却不允许他迷信鲁迅的文章和观点，他坚持年轻一辈和鲁迅是平等的，谁都可以掌握真理，没有人可以掌握独一无二的威权。
于是，当韦素园等人喊出"思想界权威"的口号，即使这权威指的是鲁迅，高长虹也要站出来坚决反对。而鲁迅的孤僻性格使其在面对"思想界权威"事件时不善于解释，也惫于解释，鲁迅只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这时两人之间的冲突还未爆发，但鲁迅的不在意无疑造成了高鲁二人间的隔阂。
"思想界权威"一词的出现对高鲁二人间原本亲密友好的关系造成了破坏，但还没导致他们的彻底决裂，直至"退稿风波"的掀起，狂飙同人的稿件被退是高鲁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其中二人性格上的差异促使事件朝着消极方向发展，催化了冲突。
高长虹的性格中感性成分太重，退稿事件的发生冲击了他的狂傲，他感觉到了安徽作家群的威胁，急切地给鲁迅写公开信，他希望得到鲁迅的支持。其实从始至终，高长虹都是一个感性的人，他对鲁迅有情感上的需求。如果鲁高的性格相合，鲁迅能如高长虹所愿般"主持公道"，事情可能就顺利解决了。可是鲁迅的性格与其截然相反，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也最不赞成年轻人的意气用事，所以不愿意奉陪高长虹和韦素园的吵闹。鲁迅的冷漠态度，使高长虹完全开始宣泄自己的情感，一时间，他对鲁迅的批判来的如同暴风骤雨般猛烈。依据心理学家罗杰斯的自我理论，来自他人的无条件地积极尊重是个体心理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同理，不能受到无条件的尊重也会导致出现心理问题，从而妨碍人格发展，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在高长虹的人格发展的过程中，他有强烈的被鲁迅尊重和及时回应的心理需求，而鲁迅面对一切问题都不置可否的态度在高看来是对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一种忽略，他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失衡。
高长虹的心理失衡，反映的是高鲁二人之间的性格失衡，这性格失衡，造成了高鲁冲突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高鲁冲突的爆发也来源于社会环境的压力。
1925年前后，鲁迅这个战士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与旧势力抗争，他寄希望于"联合战线"，所以他对于"思想界权威"这样能够聚集人心的称号不表示拒绝，也对高韦之间会破坏"联合战线"的恩怨不予理睬。
鲁迅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绝不仅仅存在于1925年，自幼时家道中落，他就开始承受外界的压力。他过早地看清人间事态，为了走出旧垒，为了战斗，他不惜牺牲自己。正是因为牺牲，尤其是对旧家庭在婚姻上的牺牲，他对自己的私人情感的名声十分看重，所以关于"月亮诗"的流言一出，鲁迅没办法宽容，在当时的社会坏境下，舆论瞬间就会席卷鲁迅的生活圈，他已经为婚姻牺牲了，他十分在意牺牲的结果，流言一出，鲁迅一改之前的平淡态度，主动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分析原因。但鲁迅出于对个人名声的重视，在分析这流言时很难做到客观，即使他也指出了流传的关于"月亮诗"的解释只是旁人穿凿附会的可能性，鲁迅仍然是愤怒了，爆发了，于是高鲁冲突走向了高潮。
高鲁冲突是时代孕育出的自由争辩
诚如上文所述，高鲁冲突更偏向于私人恩怨，有别于重大的文化论争。但是，这场冲突绝不是一场"因爱生恨"的闹剧，而是时代孕育出的自由争辩。
"五四"运动给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带来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高长虹代表的是新文化运动培养出的一代新人，他们有很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存在着诸多认知差异。因此，他们的碰撞带有一个时代的热烈色彩。五四时期就如同春秋战国时代时隔两千多年在华夏大地的复生，经历了长时间的文化大一统，作为个体的人被压抑得太久，必会渴求摆脱镣铐，自由地争鸣。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鲁迅和高长虹的论争事件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同样的，高长虹的激烈言辞也染上了时代色彩，后人不应给予一味的批判，他在一定意义上扛起了"五四精神"的大旗，他对"思想界权威"的批判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后续，是为打破"权威崇拜"而努力。
鲁迅与高长虹，没有因爱生恨，但他们又的确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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