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机北京
摘要：在走过三年后，北京电影节基本搭建起了一个在全面性方面达到国际标准的平台，当前挑战更多在活动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等“内功”层面。要长远发展，北京电影节需要更多耐心和持续努力。
回看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文/马巍
在走过三年后，北京电影节基本搭建起了一个在全面性方面达到国际标准的平台，当前挑战更多在活动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等“内功”层面。要长远发展，北京电影节需要更多耐心和持续努力。
2013年4月16日－23日，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相比前两届，本届活动在板块设置上更趋完备，电影节还首次设置竞赛单元“天坛奖”。此外，活动在“To B”的电影市场和“To C”的展映环节两端也有较明显进步。
在走过三年后，北京电影节基本搭建起了一个在全面性方面达到国际标准的平台，当前挑战更多在活动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等“内功”层面。要长远发展，北京电影节需要更多耐心和持续努力。
“三年级生”
“三年级”电影节最主要的变化有三个方面：前两届的“电影洽商”升级为“电影市场”；普通观众参与性和体验性提升，尤其是在影片展映等环节；新设立竞赛单元“天坛奖”。
作为北京电影节的主体活动之一，“电影市场”涵盖了市场展示交易、项目创投及洽谈、产业项目路演、签约仪式、市场放映、研讨会和行业沙龙七大板块，各项目间的设置更趋完备。
除了市场环节，本届电影节在亲民性方面的发展也值得肯定。之前的电影节上，很多影片的放映往往一票难求，这一情况今年有所改变。本届活动首次开通网上购票平台。电影节总共放映了260余部中外影片，观众通过开放的售票渠道可买到多数影片的电影票，这极大扩展了活动在本地观众中的影响力。
电影节的长远发展，本地观众的支持非常重要。
出任本届“天坛奖”评委的多伦多电影节艺术总监卡梅隆· 贝利(Cameron Bailey)就认为，观众的参与对电影节至关重要，即便是对于多伦多这样以市场交易为主的电影节来说也是如此，“对北京电影节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让本地观众有机会在影院看到更多、不同种类的电影。”在贝利看来，通过电影节这样的活动，让本地观众保持对全球各地不同种类电影的兴趣，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也很重要。
本届电影节的一大新增看点无疑是新设置的竞赛单元。根据组委会的介绍，首次举办的“天坛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531部电影报名，最终有5部电影入围角逐，除了中国本地的两部电影，大多数入围片来自欧洲。
对于北京电影节来说，评奖环节的设立使其补足了目前国际电影节常规的所有单元。不过作为竞赛单元，首次举办的“天坛奖”还不完善。相比其他国际电影节的同类单元，“天坛奖”的选片在广泛性和及时性方面仍差距较大，即便是来自中国本地的《一九四二》和《万箭穿心》，也都是去年的“老片”。而国际参赛片中除了《爱》(Amour)之外也均无太大名气，对媒体和观众的吸引力不足。作为去年戛纳的金棕榈奖得主，《爱》的参与更多属于“友情支持”。此外，“天坛奖”在一些细节层面也有待完善，评委会主席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就建议减少奖项数量以提高其含金量，“15部电影就10个奖是多了一点。”
当然，“天坛奖”是首次举办，对其的期待应更有耐心。“多伦多做了38年，戛纳已经66届了，这些大电影节都是通过多年努力逐步做起来的。天坛奖不可能在3年之内就和这些做了几十年的活动平起平坐 。”今年的另一位国际评委、 澳大利亚制片人杰夫·布朗(Jeff Braun)说。在他看来，对北京电影节的发展，各界的期待都需要更理性一些，“北京很有潜力，但是电影节的长远发展需要持续的努力和耐心”。
升级版“电影市场”
对于业内来说，电影节最重要的活动无疑是市场板块。放眼国际，电影市场可谓各路电影节的兵家必争之地。
从今年的情况看，电影市场是北京电影节下属活动中发展较显著的部分之一。今年，“电影市场”的展示交易区改到了国家会议中心的一层大宴会厅，展厅面积由去年的4500平米增至6000平米。根据组委会提供的数据，今年共有200余家国内外电影公司及相关机构参展，其中国际展商数超过80家，比去年增长了30%。交易额方面，去年电影洽商交易总额为52.73亿元，本届电影市场的签约成交总额则跃升至87.31亿元。
当然，电影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搭建一个促成产业合作与沟通的平台，而非一个简单的签约场所。因此相比数据，有时直观印象或更能说明问题。现场人气方面，本届电影市场的情况不错。今年的参展商中不乏一些国际知名企业，比如IMAX以及香港寰亚等。倒是北京本地的电影企业对似乎热情不足，比如华谊兄弟[微博]，虽然其展台位于展厅一进门的中央位置，但展示内容乏善可陈。一些其他总部设在北京的知名企业，比如博纳影业、中影集团则未参展。主办方需要更多考虑如何提升对成熟品牌企业的吸引力。相比之下，一些国内的新兴公司参展热情更高，例如福建恒业，这家主攻小成本惊悚片的公司目前正策划内容多元化，这次参加电影市场也是希望接触更多项目。
配套活动方面，本届电影市场的设置也显得更多元。今年活动新增了市场放映、研讨会和行业沙龙三个板块。今年电影节官方组织的两场论坛，看点仍主要集中在嘉宾的级别上，而电影市场组织的7场研讨会，主题则围绕的是国际金融、合拍、特效新技术以及艺术类影片的国际推广等备受业内关注的议题，其议题设置显示了活动在专业维度上的发展。
本届活动的针对性也较往年明显增强。比如在今年的电影市场中，“电影技术与后期特效”就被列为一大特色。
后期、特效等电影技术领域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软肋，但国内对此的需求在快速增加。今年共有30多家后期、特效企业参展，其中不乏知名企业。这些技术流的加入也为活动带来了很多人气。其中内地新兴的3D技术公司灵动力量和资深特效公司Base FX的展台都相当醒目，后者的招牌上还打出了其合作伙伴、好莱坞特效巨头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 Magic)的旗号。徐克创立的3D技术公司D+也展示了其技术解决方案。海外特效公司今年也大举来华，天堂特效(Paradise FX)等知名公司都设置了展台，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的联合展区中也有不少技术类企业的展示。
国际，国际
对于国际电影节来说，国际嘉宾的“成色”是一个重要指标。虽然缺少像去年詹姆斯·卡梅隆那样的超重量级嘉宾，但整体而言，本届北京电影节基本维持了前两届的嘉宾水准——来到北京的海外知名影人的数量和级别大致与去年持平，尤其是好莱坞方面，对北京的兴趣浓厚。
来京国际嘉宾中，除了基努·里维斯、吕克·贝松这般国际大牌明星和导演，也有凯思琳·肯尼迪(Kathleen Kennedy)这样的好莱坞资深幕后人士。肯尼迪以斯皮尔伯格的制片搭档闻名，她监制了后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电影。肯尼迪现任卢卡斯影业(Lucasfilm)总裁，掌管着《星球大战》和《夺宝奇兵》两大经典品牌。
除了肯尼迪，今年来到北京的其他好莱坞幕后大佬为数不少。例如4月20日举办的中美合拍片《藏地密码》发布会上，梦工厂动画首席执行官卡赞伯格( Jeffrey Katzenberg)意外亮相，打了现场各路媒体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一部由国影基金主投、东方梦工厂和中影集团合作的电影，计划下半年启动前期工作。当天的发布会上除了卡赞伯格，还有中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三平和东方梦工厂总裁黎瑞刚，这使得这场事前低调地发布会成为本届电影节期间出席嘉宾级量级“最重”的活动之一。
今年来到北京的国际项目数量也较多，其中不乏最新的中外合作、合拍项目。基努·里维斯首次执导并参演的中美合拍片《太极侠》在电影节期间发布了首款预告片，其创立的Company Fi lms宣布与内地的基美影业签约，计划共同开发一系列合拍剧本和项目。此外，派拉蒙的特效大片《变形金刚4》在电影节期间举行了专场发布会，该片在内地的合作伙伴是电影频道。卡梅隆－佩斯集团参与的3D巨制《皇城北京》也宣布启动。
中外合拍行情看涨，不仅限于中美合拍。在中法合拍协议签署之后，法国电影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越来越大。电影节期间，不少中法合作项目披露了最新进展，例如让-雅克·阿诺执导的中法合拍新片《狼图腾》在“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上高调举行了签约仪式。吕克·贝松的欧罗巴影业(Europa Corp)与内地的基美影业签署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双方计划合作完成15部影片，基美影业每年将至少提供3部中国影片与欧罗巴联合海外发行，而欧罗巴未来的电影也将尝试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据悉双方合作的首部影片《追杀令》(Malavita)目前已完成制作，预计10月推出。此外，通过与基美的合作，贝松旗下的电影学校也计划对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提供深造机会。
很多国际特效界的资深专家和企业的当家人亦来到了北京，包括韦塔工作室(Weta Workshop)这样的全球顶尖特效企业，其总裁、5次奥斯卡奖得主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是二度参加北京电影节。
越来越多的海外特效公司选择了直接进入内地电影市场，3D实拍方面的知名专业公司天堂特效就刚刚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电影节期间，姜文的新片《一步之遥》宣布与凭《雨果》扬名国际的特效公司PIXOMONDO达成合约，这也是后者进入内地市场4年来接手的第一个华语大片项目。
这些最新的合拍、合作案例客观反映了中外电影合作的最新进程。
相比合拍热，今年在电影节上发布的国内项目数量有所下降，尤其缺少重量级大制作新片。华语电影制作向中小成本转移的趋势，亦可在之前3月的香港国际影视展上捕捉到。
回到北京电影节，虽然前两届活动上华语本地新片的发布也并非热点，但好歹有《寒战》这样较大的制作举办发布会，而今年借助电影节平台宣传的国产新片数量更少，其中只有郭敬明[微博]的《小时代》和赵薇[微博]的《致青春》算是引人关注的项目，然而两场发布会最终还因芦山地震灾情而取消。
中国电影面临的“走出去”难题在电影节期间反复为各界提及。“天坛奖”评委、英国导演协会主席艾维尔·本杰明(Ivor Benjamin)认为，目前华语电影在海外市场遇到的最大问题主要是语言关。这一点得到了福克斯国际联席总裁保罗·哈尼曼(Paul Hanneman)的赞同：“中国电影大都是讲中文，因此一拿到国际市场就会受限，即便有一流的导演、演员和幕后班底。” 在这位多年身居国际发行一线的专家看来， 华语片虽然偶有《卧虎藏龙》这样的意外成功，但这样的成功不太可能成为常态，“即便是《少年派》这样充满了外国元素的电影，最终也是使用英语对白，进而在国际得到广泛成功。”
当然，对于中国电影的国际企图心而言，语言只是第一个关卡而已，如何提升叙事、创作等方面的水平更攸关产业前途。此外，在海外推广方面，中国电影基本仍属于各自为战。在相关市场研讨会上，法国电影界人士介绍了法国电影完备的扶持、促进海外推广、合拍的各类体系，这种涵盖了政府部门、各类基金机构的体系化支持正是中国电影目前所欠缺的。哈尼曼说：“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电影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不够国际化”。显然，和北京电影节一样，意图走向全球的中国电影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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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巍 赵国红 喻若然
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吸引了众多海外电影人参与，其中不乏在国际电影界大名鼎鼎的人物。电影节期间，我们得到了一些与他们直接对话的机会。和前两届一样，今年北京电影节以“中外电影合作”为题的首场论坛是最受瞩目和出席嘉宾级别最高的活动之一。让我们看看今年来到北京的这些高端人物们对时下的一些热门话题，尤其是中外电影合作、合拍以及中国电影“走出去”有何种见解。
卢卡斯影业总裁凯瑟琳·肯尼迪——电影终须回到叙事上
《综艺》：你制作过《外星人E.T》《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等多部经典影片，在你看来，好的电影有什么共同点？
肯尼迪： 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讲故事。故事要与观众的认知和心灵相联系，广受欢迎的影片有些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人们在听故事时受到观点启发或寻找到了共鸣。比如《星球大战》，这个故事给年轻人的启发是你可以离开家园去打拼，接受冒险的召唤。电影里有心灵碰撞、有角色魅力，因此，不管你的年龄、性别、种族是什么，都会感到这里有自己的故事。
《综艺》：好莱坞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肯尼迪： 我出生于一个只有15000人的小镇，小时候，父亲给了我一部照相机并鼓励我使用，母亲鼓励我认真做事，但我没有想到电影会成为自己今后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在学校提供的一次机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电影制作。高中时，我开始在当地电视台工作，并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与电影有关的知识。后来，我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离开了关系很好的男友和一份很好的工作，背着行囊来到好莱坞。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这里是惟一一个能让我实现各种梦想的地方。当时好莱坞已经有各种大制作了，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欣赏和制作电影，还可以获得有关电影的前沿资讯。
《综艺》：你与斯皮尔伯格一起工作了很多年，能谈谈你们的合作经历吗？
肯尼迪：到好莱坞后，我很快就认识了斯皮尔伯格，是他把我介绍给了好莱坞。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拍摄了《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他和乔治·卢卡斯关系很好，1978年他俩在夏威夷海滩度假，突发奇想有了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的《夺宝奇兵》，这部影片也成为我和斯皮尔伯格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后来，我们开始了长期合作，包括《外星人E.T》《侏罗纪公园》《太阳帝国》以及最近制作的《林肯》等等。
《综艺》：你制作的影片题材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世界各地行走，你有哪些体验？
肯尼迪：的确，我上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0年代，当时是为了拍摄电影《太阳帝国》。实际上，在拍完《夺宝奇兵》后，我们就一直在世界各地拍电影。我以前的世界观也一去不复返。我原来以为好莱坞是世界上惟一拍电影的地方，但后来意识到这是全球的事情。我作为制片人面临的挑战也比原来大了很多，有很多意外的遭遇，比如，在夏威夷拍《侏罗纪公园》时，我们遭遇了台风，它摧毁了我们所在的酒店，我得负责把200多位演职员从岛上带出去。拍电影让我尝遍了世界各地的酸甜苦辣。但是，每次拍电影我都很兴奋，因为又能讲一个新的故事了。
《综艺》：卢卡斯影业旗下有一家非常成功的特效公司工业光魔，在你看来，电影艺术和技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肯尼迪：这次我在北京电影节上看到了很多影片，它们的艺术形式都有突破，这些突破跟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在拍摄《夺宝奇兵》时，斯皮尔伯格要求我找7000只蛇，我在荷兰找到了这些眼镜蛇，将它们运到伦敦等待第二天的摄制。但是现在，电影中要出现这么多蛇的话，完全可以用技术来实现。卢卡斯公司特效部门有很多特效创新传统。1977年，《星球大战》以实际特效场景为主，1992年，卡梅隆拍摄《终结者2》时用变形液态塑造了一个杀人机器，而在拍摄《侏罗纪公园》时做出了恐龙。2012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所有人震惊，因为李安制作了一只让人信服的老虎。这些技术扩大了人们讲故事的边界，新技术每年都在实现我们以前只能想象一下的世界。
《综艺》：卢卡斯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是什么？
肯尼迪：卢卡斯公司和迪士尼公司正在合作新的《星球大战》三部曲。卢卡斯一直以来都在创新，比如致力于如何让流程有效率，如何让事情办得更好，或者怎么能为观众提供他们前所未见的体验等等。
《综艺》： 你怎么看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卢卡斯影业未来在中国会有合作项目吗？
肯尼迪： 全球影视产业都在飞速发展，中国影视业也在快速崛起。中国的影视业市场规模现在已仅次于美国，观影人数越来越多，影院也在不断升级。现在几乎所有的影厅都数字化了，75%的电影厅支持3D电影放映， 这些都让人惊叹。迪斯尼公司和卢卡斯公司致力于与全球最优秀的团队合作并乐于培养新人。目前，迪士尼正在与北京的国家动画创意研发中心合作，以培养中国本土的动漫人才，开发原创内容。能够与中国合作我感到无比兴奋，希望通过这个合作能输出中国的故事和文化，这对迪士尼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卢卡斯公司也在中国寻找创意，但还没有具体项目。我这次来中国也是想好好看一看这里，未来或许我们会拿项目到这里来合拍。
《综艺》： 中国电影最近在本地很成功，但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你认为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走出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肯尼迪：这个不太好说，但我觉得电影最后还是要回到叙事上，需要研究怎样讲故事能更加打动人心。
俄罗斯名导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好电影不需要解释
《综艺》：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年首次设置竞赛单元，你如何看这个新单元？
米哈尔科夫：世界上有很多电影节，我们选择了来到北京。我20多年前就和中国合作拍摄过电影(指影片《蒙古精神》)，那时我就深深感觉到这个国家电影事业的未来发展是非常强劲的，这也是我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是建立在不忘记本国文化与电影传统的基础上的。我们来到北京两天了，就这两天看片的情况而言，今年参赛作品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我也对这个单元的未来充满希望。个人的一点意见：一个电影节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影片的整体质量和导演的艺术高度，选片如果能更具广泛性，也能提高奖项的含金量。同时，如果设置的奖项数量少一些，含金量会更高，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综艺》：你这次也带来了自己的《烈日灼人》三部曲来到中国与观众见面，相比之下，第一部似乎批判色彩更重，而后两部更多回到了对国家的讴歌，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态度对观众的影响？
米哈尔科夫：一部电影的艺术性、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蕴藏在影片中，这些如果能被观众解读出来，那么电影就是成功的，如果不能，而是需要更多的解释，电影就是失败的。
《综艺》：上世纪苏联电影曾在中国风靡一时，您如何评价当今俄罗斯电影的发展？又如何看待两国电影未来合作交流的空间？
米哈尔科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不仅地缘相近而且政治相通，所以当时在中国有很多苏联电影播映，不足为奇。
现在于俄罗斯电影而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拍摄的很多影片，甚至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都没能到中国放映，但我觉得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电影在俄罗斯本地也没能跟观众见面。我自己认为现在拍摄出来的很多电影不太好，但这次影展我们带到北京的都是优秀的俄罗斯电影，希望大家能去观看。
当年我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四个多月的电影，如果没有中国同事的帮助，我的作品无法成形，在此再度表示感谢。至于两国电影未来的合作，我想前景就像我们两国的边境线一样长远。
《综艺》：你最欣赏的中国电影和电影人有哪些？能否向中国观众推荐几部对自己影响较大的电影？
米哈尔科夫：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导演和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艺术总是真实地体现当下的社会现实，一些电影拍出来后可能会遭到国内的批评，比如在意识形态等方面，这我理解。但作为艺术创作者，还是要更看重作品的艺术性以及其对当下社会、人文世界的表现和反映。 就我个人而言，黑泽明、伯格曼和费里尼的电影我都很喜欢。至于自己的电影，要是在这里宣传自己的作品好，实际上就说明这些片子很差了。
福克斯国际联席总裁保罗·哈尼曼——华语片在海外任重道远
《综艺》：二十世纪福克斯国际的主要业务是负责福克斯旗下影片的发行？
哈尼曼：是，我的工作是负责在北美之外所有地区的营销和发行，美国和加拿大市场是另一个公司负责。
《综艺》：现在中美合拍是热议话题，尤其最近的合拍很多都是大片，比如《钢铁侠3》和《变形金刚4》，未来福克斯会做类似的合拍吗？
哈尼曼：目前还没有具体项目，当然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合作的可能。但大型项目运作非常复杂，牵涉很多方面，比如中国能否接受我们的项目为合拍，合拍的中方演员、班底比例等规定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当然中国有很多优势， 比如外景资源丰富，本地人才也很出色。
《综艺》：前几年福克斯在中国的合拍项目不少，但都是《刀剑笑》、《全城热恋》这样的中小制作，但现在中美合拍更多瞄准商业大片，这是否是福克斯在华合拍项目不如前几年多的原因之一？
哈尼曼：或许是吧。现在大家都想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得到更多收益。福克斯去年在中国就成功发行了不少电影，尤其是《泰坦尼克3D》在中国创造了1.5亿美元的票房，这个天文数字在事前完全没人能够预料得到。这对好莱坞有很大吸引力，再加上电影如果在中国能被顺利认定为合拍片，分账比例就能从25%升至43%。当然，成为合拍片后在中国的宣发成本也会上升，因为很多工作得自己做了，所以各家的账还得自己慢慢算。目前选择合拍确实更多是从财务上考虑，但从长远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是会持续下去的，好莱坞公司越早介入越好。
《综艺》： 对于合拍，目前大家似乎更为看重合资和内容，从发行方角度来说，合拍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了吗？
哈尼曼：其实我们在北美之外拍过很多电影，一般来说，我们事前不会期望这些为本地市场订制的电影在该市场以外的地区能走多远，这一点和我们做美国电影不一样。福克斯旗下有一家福克斯国际制片公司专门负责在海外地区的制片业务，主要是面向当地的外语片。这些影片的国际发行也是我们负责。确实，在制作地之外发行这些片子很困难。我们之前在中国也合拍了一些电影，本地市场一般是由我们在这边的合拍方负责，有时成绩也很不错，但在中国以外的发行就不那么顺利了，即使是在最接近的东南亚地区，成绩也是时好时坏。
《综艺》：中国电影近几年虽然国内票房节节看涨，但在海外市场的表现也在下滑。
哈尼曼：之前在论坛上也谈过，中国电影现在在北美的表现不好。当然中国电影在一些国际市场还是有效的，比如我们最近发的一部台湾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还不错，重要的还是故事有跨文化的吸引力。我们在五六年前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测算中国电影在海外各地的空间，但最后算来算去，真正觉得有把握的还就是东南亚。类型方面也还是武侠、古装和一些魔幻题材在海外空间更大。当我们在亚洲其他地区发行华语电影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宣发推广的本地化，最好还能有一些在当地具有号召力的明星，但这些也只是有时候管用。
《综艺》：你认为中国电影目前在国际市场最欠缺的是什么？
哈尼曼：我认为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电影太本土了，很难被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欣赏。在海外，中国电影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我并不想显得好像对中国文化不够尊重，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语言和故事必须要有一样(趋于国际化)才行。几年前我们在印度拍过《我的名字叫可汗》，是英语和印度语的，但在海外发得很好，中国也引进了。其实印度电影在印度以外都没什么发行的，这部电影成功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故事，我们也对此专门做了些加工，弱化了宗教等元素，所以在国际上印度裔以外的观众也挺感兴趣。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这些做国际发行的人应该思维更开放，去尝试一些新东西，但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外语片在很多市场都局限在小众范围。
《综艺》：福克斯在海外投资电影时会在内容上有所要求吗？
哈尼曼：是的，如果你投资一部电影，你总会要求对最终产品有些发言权。当然对在海外制作的电影，要求和标准会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我们会根据自己对不同市场的理解，从剧本到成片对影片给予不同意见。
《综艺》：我特别好奇你们事前对《少年派》这样既没明星又耗资巨大的项目给出的是什么意见？
哈尼曼：最初的问题是影片过于昂贵，当时预算2亿美元左右。还有技术上的难点，比如怎么把一个男孩和一只老虎放在同一条船上？从法律上看根本没可能。后来李安导演说他能找到办法，比如老虎的问题最后是用数码方式解决的，去台湾拍摄也降低了不少成本，所以最后的花费就成片效果而言也不算高。虽然上映前外界对这部影片一致唱衰， 甚至有人说福克斯拍了部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艺术片， 但最终我们在全球的票房超过了6亿美元，其中中国是北美之外最主要的市场。
《综艺》：目前好莱坞很多电影的海外收入都超过了北美本地，这是制片方向的有意调整吗？
哈尼曼：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们拍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准备在全球发行的，但出发点还是基于能在北美和海外都取得成功。至于为什么现在很多片子的海外票房远远高于北美，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当然想将此归功于自己和我的团队，但实际原因要复杂得多。我猜或许是因为现在很多好莱坞电影更能让美国之外的观众产生共鸣吧。
比如《冰河世纪》，这个系列动画电影在北美的票房一直不好，美国观众就是不感冒。但这套片子的海外票房高得出奇，《冰河世纪4》的海外票房超过7亿美元。我们和制作方蓝天工作室一直在合作，他们的电影很美，技术也一直在进步，他们今年的新片《森林战士》很棒，我觉得又是一部能够在国际市场有所作为的电影，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引进到中国。
好莱坞影星基努·里维斯——美国明星拍中国功夫
《综艺》：为什么会想亲自当导演，而且是拍摄一部功夫片？
里维斯：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陈虎。我在1997年拍《黑客帝国》时认识了陈虎，他是我的武术指导老师，之后我们成了好哥们儿。当时我们就约定以后一定要找机会一起合作，于是花了5年多时间一起创作了这个剧本。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创作的过程也很开心。最开始我并没有想亲自导演，只是想参与演出，但随着创作的进展，这部电影渐渐在我心中生长起来，我眼前已经呈现出整部电影的面貌，我想我非当导演不可。
《综艺》：电影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想表达什么？
里维斯：是讲一位太极武者如何历经黑暗岁月，最后成为一个大师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当代北京。我想表达的是，活在现代的人们，不应忘记传统。太极告诉人们如何兼顾力量与控制，如何才能不在力量面前迷失，谨言慎行，最终塑造一个更好的自我。
《综艺》：为何会对太极文化感兴趣？
里维斯：实际上，陈虎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灵感和动力。他启发了我对太极的理解。我们重塑了“太极”这个概念，这个故事源于传统太极，却又有所区别，我们加入了很多虚构元素。我不希望它变成传统功夫片，但我们保留了太极的精髓，比如它的精神和动作。
《综艺》：你认为太极的精髓是什么？
里维斯：很难具体说。我相信太极有更深层次的精髓，我也问过很多太极大师。但就我的理解，它训练的是内心的平静和怜悯的觉醒。如果说
太极对我的影响，那就是“慎思”。
《综艺》：《太极侠》的风格特点是什么？
里维斯：《太极侠》是很特别的电影，独一无二——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过先例。功夫片基本上是中国人在拍，里面说的多半是普通话或者广东话，而我来自好莱坞，却要拍一部现代题材的功夫片而不是特效片，对白夹杂了普通话、广东话和英文。我相信它很有娱乐性。
《综艺》：你以往都演正面男一号，为什么这次演了一个大反派？
里维斯：哈哈，是的，我也可以很邪恶。我饰演一个叫多尼卡的恶棍，他经营着一家地下格斗场，监视着整个公司。这个人物非常邪恶。电影讲述了一个学徒历经黑暗岁月转变为大师的过程，我扮演的正是他这段黑暗岁月的主人。扮演恶棍真的是件很过瘾的事儿。
《综艺》：相比当演员，当导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里维斯：主要区别在于责任，当导演的责任更大。当演员，我通常比较内向化，而导演要往外看，兼顾其他人。同时，当导演也会让我看电影的视角产生变化，比如我现在会更关注剪辑问题。
《综艺》：你如何看中国电影市场以及合拍片？
里维斯：中国电影这几年发展很快，不谈好莱坞的影响，单大陆自产的电影，过去几年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在扩大，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为中国观众拍一部电影。《太极侠》马上就会在暑期上映了，我很紧张，也很兴奋，希望观众能喜欢。
4月21日，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这无疑是本届电影节最受瞩目的活动之一，因为其主题是当前电影业内最受关注的议题，演讲嘉宾的阵容也堪称重量级。此外，当天论坛的听众“含金量”也是最高的，台下云集了中外电影界的资深人士。这本身也显示了中外电影合作、合拍的热度。
中国已与多国签署合拍协议与韩、西等国的协议正在协商中
——第三届北京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主席 张丕民
合作共赢，合作是手段，共赢是目的。中国一直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我们期待中国电影能够和世界各国电影加强合作与交流，也希望中国电影能够通过合拍方式走向世界，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中国政府对此也是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目前，我们已经和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新加坡、比利时等国签署了政府间电影合拍协议，与韩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相关协议也在协商中。我们鼓励和支持中国电影人充分利用已有发展成果，积极与境外电影人合作，为中国电影及世界电影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场票房52亿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局长 张宏森
中国电影历经十年产业化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第一个标志是在多样化、多类型、多品种创作生产上呈现出新格局。2012年中国生产电影故事片745部，类型、样式、品种丰富。第二，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开阔。十年前银幕只有1000多块，2012年底已达到13800块，今年截至目前又增加了1000多块。我们有理由相信2013年中国电影市场将以每天增加10块银幕的速度成长。此外，十年前中国电影票房不足1亿美元，而去年票房总额达到170.73亿人民币。今年一季度又收获了52.4828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第四个标志，中国电影创作者呈现出新人辈出、新生力量茁壮成长的景观，更年轻的创作力量开始走上前台。
但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面临很多严峻挑战。首先，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平和质量，提高中国电影在观众中的信任度。第二，要进一步尊重市场规律和观众需求。第三，我们的电影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不成熟，不够规范、严谨。我们还缺乏更多人才。我们也希望来到北京的各位艺术家把他们的智慧奉献给中国电影，以提升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准和产业指标。
轻装上阵可能会更简单纯粹一点
——法国著名导演、编剧 吕克·贝松
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能够像树木一样吸收外界的信息和能量，要有开放的心灵，要具有人性。当然如果懂技术也很好啦(笑)。我是比较幸运
的，刚开始做电影时没钱，也没人愿意做我的制片人——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有时轻装上阵可能会更简单纯粹一点。你要与技术人员、演职人员谈判：我们现在没办法付钱，但我们可以拍部好电影。对你所做的电影充满真诚与自信，至关重要。
对新导演来说万事开头难，要把“难”看成好事，让其成为动力。开始时总是不理想，那就继续努力工作，不断改进。作为导演要学会拒绝，学会说“不”。当然也不要太过叛逆对什么都说“不”，有时也需要妥协，有时艺术家还是需要认真倾听一下别人的声音，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合拍就像婚姻一样，强扭的瓜不甜。真正的合拍绝不仅仅是一些书面文件，需要有实质性内容。导演每天努力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电影，这才是最重要的。
来中国拍电影顺理成章
——好莱坞著名演员 基努·里维斯
我们希望《太极侠》是一部能够娱乐观众的电影，希望大家能够在电影中得到一些正面、积极的信息。当然，作为功夫片，我们也希望这部电影能为观众呈现出很多漂亮的功夫场景。
我对中国电影非常感兴趣。陈虎是我拍《黑客帝国》时的替身，这个系列电影拍了很多年，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之后他建议我们合作，大概五年前，他把这个剧本拿给我。我对故事的主人公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有着传统背景但又很现代的人物。在深入角色和故事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兴奋，也越来越想用我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所以我最后决定做这个电影的导演。来中国拍电影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电影主角是北京人，与中国合拍符合逻辑。
内地电影的好时候
——香港著名导演、监制 陈可辛
说到内地香港合拍，上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主要是来内地取景。到CEPA之后，香港开始借助内地市场，拍摄一些比较有质量的电影。最近十年，其实我们很多导演被市场绑架拍了不少自己不擅长的电影，也就是各种“大片”。因此这次拍《中国合伙人》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突破，因为又回归到了自己擅长的题材。
现在是内地电影的好时候，作为导演有很多选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我很庆幸也很感恩。就香港电影来讲，香港市场一向不稳定，所以香港电影的变数很大，相对缺少远见。但内地电影工业不同，尤其是跟好莱坞接轨，香港是做不到的。就我的观察，这几年内地有效借鉴了很多好莱坞模式。此外，很多很卖座的电影都讲求服务观众、节奏明快。而且，现在涌现出的一些年轻导演，一方面很商业，另一方面也保有自己的喜好。相比之下，同样是导演中心制的香港电影的一些大导演有点被宠坏了。
特效公司的致命缺陷
——小马奔腾副董事长、美国数字王国执行董事 钟丽芳
目前特效类公司的致命缺陷是过于依赖电影，因为绝大多数电影都会超支、超时，而特效公司最主要的成本就是人力和时间。因此我们接手数字王国后首先改变了公司的商业结构，由以往电影特效收入占80%，改为电影特效与广告、游戏等其他业务收入五五开。我们还计划通过数字王国投资拍摄特效较多的电影。今后，我们会把数字王国的人员、设备引进国内，培养本地有才华的年轻人。我们在南加大的电影学院设立了奖学金，专门鼓励有才华的中国年轻导演、制片人去那里学习。我们愿意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这也是对这个行业做出的一点贡献。
此外，我们组织了基金准备投资更多好莱坞影片。至于合作、合拍，双方须有共同的价值观，还要互相包容。
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
——二十世纪福克斯国际公司联席总裁 保罗·哈尼曼
决定做一个电影时，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要能产生共鸣。就福克斯的经验，我们的电影一般来说都融合了多种文化，具有普世价值观，以使全世界的观众无论身处何地都能理解内容欣赏影片。当然了，如果还有一些大明星的话就更好了，事实上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不仅仅福克斯。此外，中间的宣传营销环节也很重要，比如是否能做出一个好的预告片，是否能够剪出观众喜欢的东西。当然，每个电影都有财务上的限制，要注意市场宣传的成本。福克斯在全球65个市场都设有办事处，请的人大部分是当地人才，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市场情况最清楚。同时，我们也研究这些电影市场，比如我们知道中国电影做得非常好，像武侠片。过去几个月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票房非常高的电影，我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文/马巍 喻若然 张莉
特效话题是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个重要特色。相比往年，本届电影节尤其是电影市场部分，吸引了更多来自海外的特效、后期企业参与，嘉宾中不乏一些位于电影技术领域最前沿的专家和公司掌舵人。以下几篇访谈正是来自其中的几位佼佼者，让我们听听这些技术大家对于特效行业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国电影在技术领域的发展潜力以及3D等新技术的商业应用等有哪些真知灼见。
维塔工作室总裁理查德·泰勒——特效这一行，永远都很艰难
《综艺》：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吗？
泰勒：不是，之前我来过北京国际电影节，还作为嘉宾颁发了一个奖项。
《综艺》：近年来不时能听到维塔在中国的动作，比如去年维塔工作室旗下的动画公司Pukeko影业和北京电影学院达成了合作。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发展是怎样看的？现在有很多海外特效团队、企业直接来中国开办分公司或是建立合资公司，比如去年北京电影节期间卡梅隆就宣布成立一家主攻3D技术的合资公司，维塔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泰勒：我们目前还没有在这边直接开办企业的计划，当然我只能代表我负责的维塔工作室，不能代表维塔数码和我们其他的相关公司。我们很看好和中国的合作。我们对和北京电影学院之间的合作关系感到很满意，我们在主持一个和北京学生的合作项目，这也是中新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此外，我们和中国的盛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合作也在延续，他们主要负责把我们的一些电视节目发行到中国市场。我们还有一些电视剧的剧本，如果这些合作项目能够顺利启动的话，我们也会以合拍的形式一起合作。 作为技术服务提供商，维塔会一直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其中自然包括来自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项目。因为我们来自新西兰，我们自身的市场空间有限，所以和各国的电影导演一起合作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具体而言，重要的是创意和创造，要看内容和故事如何，如果我们能创造出适合中国的内容，那当然会很棒。
《综艺》：你的意思是说维塔未来会重点考虑合拍？
泰勒：合拍当然是一种可能，但作为技术提供商参与项目也很重要。
《综艺》：维塔未来会考虑参与电影制作吗，比如以制片方的身份？
泰勒：不是不可能，但参与内容制作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涉及各方面的因素。对此会我们有所考虑，但目前手上还没有比较成型的计划。
《综艺》：公司最近和中国的影视项目接触过吗？
泰勒：去年我们曾和一个正在进行前期筹备的中国合拍电影合作过，但很不幸的是，在我们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和设计之后，这个项目搁浅了，当时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制作道具了，比如一些英雄角色的武器之类的。很可惜因为商业方面的原因这部影片未能成行。但电影业就是这样，运作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综艺》：在电影特效这个行业，近几年欧美不少老牌企业遇到了经营困难，甚至出现了破产的情况。在你看来，现在是行业的艰难时刻吗？
泰勒：这一行永远都很艰难，电影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样的技术提供商就像你们媒体的自由撰稿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故事会从哪儿来，也永远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否接到工作。重要的是要始终与行业保持紧密联系，保持动态与灵活性，集中精力向前走，让团队尽可能把工作做好。不过，现在的观众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期待着在电影里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特效，这就对电影技术和创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现在的内容产品越来越多，电影的投资风险不断上升，因此制片人总是希望能够不断降低影片成本。这样的局面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挑战，你总是希望能和最好的人才一起做出最优秀的产品，但问题是手里的预算和资金往往不容许你这样做——我们这一行每天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还是很乐观的，希望接下来25年的工作能够和之前的25年那样充满乐趣，希望吧。
《综艺》：据我所知，新西兰政府对本地电影产业非常支持，有很多扶持政策，比如针对国际合拍的补贴优惠。对于维塔这样的技术型企业，新西兰是否也有专门的支持政策？
泰勒：新西兰政府对很多产业中的创意部门都非常支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人口只有400万，真正交税的可能只有150万－200万，所以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新西兰政府和人民都很重视娱乐传媒产业，尤其是电影，正是这样的产品把我们国家的形象传递到了全世界，对于我们的文化和旅游等相关产业起到了巨大带动作用。目前我们有一整套的扶持政策，专门面向来到新西兰拍摄和制作的国际合拍项目，其中又有很大一块内容是针对特效产业的。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新西兰吸引电影项目有很大帮助。
《综艺》：谢谢你接受采访，我们也期待看到维塔参与的下一部电影。
泰勒：谢谢，顺便说一句，我们的下一部电影将是科幻片《极乐空间》(Elysium)，这是曾执导《第九区》(District9)的南非青年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Neill Blomkamp)的新作，希望中国观众也能看到这部电影。
PIXOMONDO创始人、CEO西罗·库泽——小预算也可做出好特效
《综艺》：今年有很多国际特效公司来到北京电影节，这是否说明中国市场对特效行业变得越来越重要？
库泽：绝对是这样，我们4年前在北京开办了分公司。当时很多人来到中国的第一考虑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但我们从一开始就看重中国这个规模很大、增长很快的市场。当然，外国公司不可能一进入中国就以市场份额为目标，我们需要先学习这里的市场环境和文化，建立与客户的互信，这些都需要时间。之前我们北京的公司主要是参与我们承接的国际性项目，但从长远看，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本地的市场。
《综艺》：北京分公司的发展达到你们的预期了吗？
库泽：我们最初的期望是公司在2－3年内得到本地业界的认可，这其实挺难的。一开始大家还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主要为好莱坞工作的德国公司。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北京公司的发展达到了预期。北京分公司现在能承接很多工作，最近刚接下了一个重要电影的特效制作业务。
《综艺》：是姜文的新片《一步之遥》吧？
库泽：是的，这是我们在中国首次全权负责的本地大片项目。与电影制作人建立互信很困难也最关键，如果一个导演把他的电影交给你，意味着很大的信任。这个影片的故事背景是上海，我们将努力帮助导演呈现一个前所未见的1920年代的上海。就此而言，我觉得这部电影有点像《雨果》，影片的前期制作将全部由北京的工作室完成，后期时，我们全球的其他工作室都将介入。
《综艺》：中国电影目前对特效的需求很大，但相比好莱坞，本地电影的预算和制作条件仍有不小差距，这对你们这些国际公司的参与是否是个问题？
库泽：完全不是问题。其实特效制作可以很灵活，尤其是现在电影的拍摄和前期、后期制作有明显的融合趋势，也有更多降低成本的空间。我们的公司是在德国创立的，其实中国的情况和欧洲那边很像，电影的预算完全无法和好莱坞相比，但现在数码技术越来越成熟，所以可做的事仍有很多。
我们早年在德国做过一个项目《红男爵》(The Red Baron)，成本很低，但我们还是完成了600个镜头的工作，这还是部二战背景的空战片。所以说，低预算也能做出很好的特效，关键在于前期的沟通和筹备，以及跟片方的全程紧密配合。
相比起来，《一步之遥》的预算已经很可观了。当然好莱坞的预算是很大的，因此他们很看重合作方的品牌和经验。实际上好莱坞的模式跟欧洲完全相反，他们大多是拍完之后再靠特效解决问题，所以花费非常高。我们最近也做了《遗忘星球》(Oblivion 2013)和《星际迷航2》(Star Trek Into Darkness)，好莱坞的制片模式决定了这类电影投入特效的预算会很多，而随之而来的期待和要求也会非常高。
《综艺》：对于国际特效企业来说，目前进入中国市场更好的选择是通过合拍，尤其是中美合拍片？
库泽：其实相比电影，我觉得我们在商业广告和工业设计方面更容易进入本地市场，因为这可以更灵活。对于电影，我一再强调的是：不是只有按好莱坞的标准才能做出好特效，关键还是在于效果如何和创意、故事配合。即便你只有50万美金或者甚至是20万美金做特效，也有很多可做的事情。
《综艺》：近年来很多国际大牌特效公司遇到了经营困难，你们在上海的分公司好像不久前也关闭了？
库泽：实际上不是关闭，算是重组，那边需要更换管理层，大概会在7、8月份。现在大家都在说特效行业遇到问题了，但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看：电影特效制作一向依赖北美，也就是依赖好莱坞，因此如果好莱坞遇到困难，当然我们也会遇到困难。这是个项目式的生意，神经永远都很紧张。我们这一行每隔5、6年就有一次危机，有时真的很难预测，比如编剧大罢工这样的事。国际合拍的变数也很多。对于我们这样依赖于项目、员工又多的企业来说，确实比较容易遇到问题。总有很多公司陷入困境，对任何特效公司来说，如果6－10个月没活的话都很难为继。
好莱坞过去4年很成功，项目也很多，所以特效公司都在扩张，但近两年项目一少，很多公司就撑不下去了。当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的确需要收缩战线，但现在的情况是新客户越来越多，尤其是好莱坞以外的客户，关键是特效公司得走出既有模式，寻找更新、更灵活的合作方式，比如如何在中国跟本地的项目合作。对于电影行业的起起落落，我们的一个主要应对策略是业务多元化，比如广告、主题公园，我们有很多工业品牌客户。我们之前倒是关闭了伦敦的工作室，就是因为那边的业务太过依赖电影。总体看，特效这行长远来看没什么大问题。
好莱坞3D视效专家科米斯基——中国的差距在于经验和创意
《综艺》：你最近参与制作了《人鱼帝国》，你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科米斯基：我从今年初开始参与这部电影，主要是为他们讲解数字合成，如何将实景拍摄与数码制作结合起来，就像我们为《阿凡达》做的那样。最近我还协助监督视觉效果，因为他们有一小部分的2D画面需要转制成3D。
《综艺》：这是你第几次参与中国电影的制作？
科米斯基：我之前参与过徐克的低成本项目《捉猴》，当时也是负责培训他们的工作人员进行3D拍摄，之后这个团队拍了《龙门飞甲》。虽然我并没有实际参与这部电影，但他们还是在字幕上打出了我的名字——作为“立体影像设计”。后来还有《富春山居图》。
《综艺》：拍摄中国电影时有哪些难题是与美国不同的？
科米斯基：无论和哪边的团队合作，要解决的问题都差不多。两边也都有优秀的和普通的工作人员。中国有巨大的人才库，有很出色的电影人，但就特定项目而言，需要通盘考量故事、导演、演员、摄影等环节是否都优秀，这是2D电影的基本要求，3D电影同样如此。当然，我不觉得中国能很快拍出媲美《阿凡达》的作品，首先我相信中国还没人会花2.5亿美元去拍一部电影。但我认为《龙门飞甲》还是不错的，《捉猴》还未完成。其实徐克团队的专业程度和美国差不多，他也是很有才华的导演。《富春山居图》和《人鱼帝国》的前期制作我没有参与，还不好说，但后者挺有潜力。现在看到的素材效果也不错，应该是一部可看性、趣味性都很强的商业电影。
当然，美国人从1920年代就开始做电影特效了，显然发展程度要高得多。中国的差距在于制作经验和艺术创意。比如在制片管理环节，制片人需要非常有经验，老手自会游刃有余，新手就会踉踉跄跄，在这方面中国尚需加强。虽然美国也有经验不足的制片人，但就总体而言，美国的制作流程很完备，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更有预见性。
《综艺》：对于观众来说，现在观看3D电影的体验似乎还不完善。
科米斯基：如果是烂片，怎么看都不会舒服。如果你看得头晕或者感到疲惫，说明技术上有偏差，可能是影片制作进展过快，没时间调整细节。针对这类影片，我对观众的建议就是：把票钱要回来，去看2D版。事实上，3D效果不好有两个可能，一是影片制作本身的原因，二是影院的问题。有些影院放映3D电影时不愿意把灯泡调亮，结果画面非常暗，这种现象美国也有。我跟专家聊过这个问题，以为把亮度调暗就能延长灯泡寿命是错误的观点，不把亮度开满反而会缩短灯泡的寿命。
《综艺》：你如何看3D实拍和后期转制两种制作方式？
科米斯基：未来的3D电影将是两者并用的，因为每种都有其片面性，这和拍摄难度及成本紧密相关。如果要用3D拍摄，需要保证工作人员完全掌握相关技能，能娴熟运用各种工具处理问题。有时转制更便宜，但也有可能结果相反。《泰坦尼克号》转3D花了1800万美元，平均每分钟约9.9万美元。好莱坞做高质量3D转制的平均价格在每分钟3万－20万美元，变数很大。中国这边质量不错的公司报价大概在8000-10000美元，但据我所知，能保证品质的中国公司只有少数几家。
天堂特效CTO麦克斯·本内尔——3D非挣快钱之道
《综艺》：如何看待3D技术对电影产业的意义？
本内尔：3D技术是一种进步，对电影的艺术形式、电影和观众的交流方式都带来了改变。3D其实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这么多年来相关的镜头、摄影技术都有很多发展，未来技术会发展得更快，比如裸眼3D技术普及化，电影银幕也会从平面变成三维，这会使得3D进一步成为电影的主流。中国现在站在了这场技术革命的最前沿，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拍摄更多3D内容。
《综艺》：这是你们现在来到中国的原因？在中国市场的计划是怎样的？
本内尔：之前我在中国为迪士尼做过一个项目。现在中国电影技术方面的发展非常快。相比其他地区的观众，中国观众对3D这些新技术的态度也更开放。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也很快，所以向中国的同行推广新技术也更容易些。这次来到北京电影节，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同行公司都带来了自己的技术和创意，很多都是关于3D的。我们同样想成为其中之一。
我们计划在这里开办一家公司，一边致力于相关设备的开发，一边进行专业人才的培训。我们在北京的办公室已经开业了。
《综艺》：正如你所说，现在来中国的国际3D公司很多，那么本地业界应该如何鉴别这些公司呢？
本内尔：现在做3D的很多都是年轻人，而我比较老了。我进入电影圈43年，做3D也有20多年了，仅在2007年之后，我就参与过14部3D实拍的电影项目，最终的效果也都比较成功。我做过电影、主题公园、商业广告乃至政府项目，2005年前后面世的第一台3D放映机我也参与了设计。可以说我在3D方面的工作时间和经验比其他人长得多，因此我认为我的经验和智慧能够帮助中国电影。我们对如何恰如其分地在拍摄中使用3D技术，以及如何控制时间和预算等尤其富有经验。关键是要训练团队，使之不犯错误，这样才能把更多成本用于反复拍摄和后期制作。凭我们的技术和体系，我们能够使项目在更短时间内以更少的花费完成。就目前的市场情况看，3D实拍不仅仅适用于《阿凡达》或是《雨果》这样的大片，很多中等成本甚至是小制作同样可以采用3D实拍。
《综艺》：中国之前有不少尝试3D实拍的电影遭遇失败，因此现在业内的一个看法是：相比实拍，采取后期转制更便宜也更可控，对此你怎么看？
本内尔：这正是我此次来到北京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纠正这样的偏见。我希望能让这边的电影人看看我们做过的一些片子，完全用的是3D实拍，但比后期转制花费更少，制作速度也更快。后期转制是实现3D的方式之一，但同样需要花不少钱。我们之前在美国也做过，老实说这种方式也有问题。其实这很正常，用2D拍电影不是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吗？关键是要正确对待技术问题。我认为未来这两种方式会产生一种平衡，如果要想更经济地实现优质3D效果，最理想的方式还是二者并用。
我认为当前大家要正视3D——这是一个挑战，绝非挣快钱之道。我知道近来器材厂商卖出了很多新3D设备，他们都会说新设备很容易操作，言下之意是拍3D很简单，但实际并非如此。跟电影制作一样，3D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需要由专业人士完成，因此训练专业技术人员和团队是绝对重要的。我们是从2D技术领域起步一路做过来的，所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技术问题从来都不是花钱找一群人就能搞定的，数字技术也不是说买一堆最先进的电脑，然后按按钮就能完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缺少耐心，都想此时此刻马上解决所有问题。一蹴而就不是不可能，但你得先做好大出血的准备。做3D是需要时间的，我相信严肃对待3D的公司会在市场上最终取胜。
文/南瑞
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发布的新片和签约的新项目约60部(不完全统计)。其中合拍片20部(与好莱坞合作的项目占50%，中韩合拍片占25%)，国产电影近40部(10部为动画电影)。
今年电影节上发布的新片计划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首先，合拍片增多，且合作方式更加深入。电影节期间，“《变形金刚4》中国演员招募启动仪式”举行，片方宣布将邀请6名中国演员加盟，并在电影中设定一条中国故事线。中国演员如此大规模地加盟好莱坞大制作尚属首次。《太极侠》由好莱坞影星基努·李维斯执导，该片全程在中国完成拍摄，讲述的故事亦非常中国化，片中主角除李维斯本人外，均为中国演员。
3D纪录片《皇城北京》集合了多国部队，拟邀请法国著名纪录片导演雅克·贝汉执导，另一位法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扬恩·亚瑟担任联合导演，专门负责航拍部分。卡梅隆－佩斯(中国)集团更是早在2012年8月8日已就该项目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为影片提供全程立体技术服务以及监制和认证。另外，Discovery亚太网与该片的合作也在洽谈中。
合拍片的类型上，科幻片盖过了功夫片的风头。
除了《太极侠》依然主打功夫外，其他几部重头戏如《变形金刚4》《传奇》《黑暗启示录》，均为科幻片。
与中美合拍片类型较单一相比，中韩合拍片的类型显得更多元。
在20部合拍片中，与韩国合作的项目有5部。5部中韩合拍片涵盖了5种类型：动作、科幻、爱情、喜剧、惊悚，其中既有《大明猩》这样超过1亿元的大制作，也有《爱在情人节》这样3000万元的中等制作。除了尚未确定主创的《女海盗》，其他4部中韩合拍电影均由韩国导演执导。由韩国导演安兵基执导的《笔仙》去年上映时取得了中国惊悚片历史票房的第二名，今年4月份上映的中韩合拍片《分手合约》亦取得不错成绩，相信这会吸引更多韩国电影人来华拍片。
电影节上发布的新片中，大制作减少，为数不多的大制作几乎都是合拍片，而小成本电影却扎堆出现。恒业电影推出的7部新片计划，成本均在3500万元以内。
不知是否受了《泰囧》大卖的影响，本次电影节上推出的喜剧片增多。《躲债》《天钟》《地下凶猛》等片均走黑色喜剧路线。
悬疑惊悚片虽然市场有限，但并不能阻挡片方的热情，目前已知有5部影片主打悬疑惊悚，不知《笔仙2》能否延续第一部的好成绩。
以郭敬明[微博]执导的《小时代》为主打的青春片是新片中的另一个热点，目前《致青春》大热，从电影节发布的新片计划来看，“后青春期”来势凶猛。
动画电影在今年电影节上表现抢眼，优扬传媒联合卡通先生一气推出了8部新片。其中有4部将在2013年上映，最快与观众见面的是6月份上映的《辛巴达历险记》。8部新片中较受关注的是《我爱灰太狼2》，该片将在今年暑期上映，去年第一部上映时曾取得超过7400万的票房，据悉，续集加大了在制作及特效方面的投入。
另一部备受关注的是《熊出没》，《熊出没》电视系列动画片在央视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2014年，它将登上大荧幕。
此外，曾执导《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黄伟明在电影节上宣布，将推出新作《开心超人》，该片为电视动画《开心宝贝》的电影版。
文/李璇
曾几何时，中国电影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抬头挺胸”起来。从近两届奥斯卡处处向中国致敬，到《钢铁侠3》与《变形金刚4》等国际巨制主动向中国“大抛媚眼”，中国在国际电影界的地位仿佛转瞬之间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难怪面对《变形金刚4》的外资出品方，有媒体直接质疑对方是否“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来中国拉投资，抢市场”。且不论对方初衷究竟如何，这样的质疑声便明显透着“财大气粗” 的底气。在如此背景下，如今已经举办了三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无处不昭示着一个“电影大国”或者“准电影大国”的“野心”。
电影节的“野心”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野心”首先来自于一组数字：800余家中外公司和机构、3000多位业内人士，分别比去年增长33%、50%；电影市场签约项目27个，签约总额87.31亿元，比上届增长65%；北京展映观影人次近3.8万，是去年的两倍余；电影嘉年华首次增设怀柔分会场，开幕式当天即吸引15万市民参与，活动四天参观总人数即超过去年。
而北京电影节“野心”的最大彰显莫过于今年首次增设评奖环节——“天坛奖”。要知道，国际大型电影节几乎无不具备评奖环节，北京电影节自然不肯甘于人后。本届参与评奖的7位评委也打着深深的国际“烙印”，分别来自俄罗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且都相当资深。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赵志勇在电影节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国际电影节明年会建立一支专家顾问团队，严格以国际电影节的标准要求自身，向戛纳、威尼斯等世界大型电影节看齐。”
无论如何， 相比起那个欲叫板“诺贝尔”的“李太白世界文学奖”，北京电影节的前途要光明坦荡得多。
最火的是3D
2010年《阿凡达》刮起3D狂潮，去年北京电影节卡梅隆的亲临又为这股狂潮加了一把猛火。时至今日，3D热潮有增无减。本届电影节亮相的新片当中，主打3D的影片成为一大亮点。《步步追魂》把3D技术与惊悚类型相结合，中英合拍的《传奇》则将3D技术与探险结合。3D版《八仙过海》也十分引人关注。该片的导演是曾经执导3D电影《唐吉可德[微博]》，并监制3D版《大闹天宫》的阿甘。据他透露，影片讲述的是被关在沙门岛监狱的8个囚犯越狱的故事。
电影市场的展台中，几乎有整整两排都是3D技术公司，数量多达30余家。从国别来看，有中国的、韩国的、欧美的、澳大利亚的。国内公司当中，除了资历较深的灵动力量，不乏诸多后起之秀。3D特效公司仿佛雨后春笋一般，一夜间遍地开花，且很多公司都号称拥有国际先进技术。其实单从技术方面来讲，国内外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关键是看你要“花多少钱，办多大事儿”。而3D公司的如火如荼也预示着中国电影的流行趋势，仿佛“不3D”就“非大片”。比如《四大名捕》虽然没有搭上3D这辆“快车”，但据悉《四大名捕2》就在3D转制当中。
“红毯”变“蓝毯”
电影节，最吸引观众眼球的自然是星光璀璨的红毯仪式，但本届北京电影节却将“红毯”换作了“蓝毯”。
4月20日，电影节进行的第5天，四川雅安发生了7级强震。消息一传出，电影节组委会也迅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向所有展映影院倡议，借放映电影的机会向灾区致以慰问，向雅安人民祈福。同时电影节官网也呈现了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的主题，第二天的官方日报也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思。之后举办的所有活动都会在开始之前首先向参与者通报灾情。此外，不少片方为了祭奠死者，临时取消了新闻发布活动，赵薇[微博]等明星也在第一时间带头向灾区捐款。23日晚闭幕式上，原本的红毯变成了凝重肃穆的“蓝毯”，很多明星身着黑色系礼服，胸挂绿色丝带。
虽然只是细节上的调整与变化，但电影节组委会对灾情迅速并恰当的反应，也受到了不少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