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恋，法律上难以界定的亲密关系

法治周末记者  武 杰

法治周末实习生 雷泽惠

长期以来，人们审视“师生恋”这个名词的时候，总是带着一层色彩旖旎的滤镜，赋予它一些浪漫的想象；许多文艺作品也以此为题材，作家琼瑶的《窗外》便是其中一例。这本小说讲述了女学生江雁容与男老师康南的爱情悲剧，更入选由《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联合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然而，文学与现实在这个命题上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3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颁布新规定，要求全面禁止教师和学生之间发生性关系，并适用于学术顾问和项目顾问。

宾夕法尼亚大学并非首个颁布类似政策的大学。2015年2月，哈佛大学公开发布一则措辞严厉的声明，禁止该校教师与学生发生任何形式的性关系或恋爱关系，被认为是美国高校反对“师生恋”的一次具有代表性的强硬表态；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院校也表达过对“师生恋”的不认可。

事实上，全球多所大学校规明令禁止“师生恋”，体现的是学术界对于“师生恋”背后逻辑的深刻研究，以及公众对于“师生恋”认知的转变。

约束的不是自由而是权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院对师生恋采取“零容忍”政策。这项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哈佛大学率先颁布了禁止教授(包括教授的学生助理)和其直接授课与指导的学生之间有浪漫关系的规则，这是美国高校颁布的第一个师生恋相关规则。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校园里没有直接教学和指导关系的“师生恋”还是被允许的，直到2001年，弗吉尼亚州久负盛名的威廉玛丽学院的一位教师在一本男性杂志上发表了自己与一个已婚学生的恋情故事，这个故事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影响。对教师性骚扰指控的担忧导致学校作出了禁止师生恋的决定。威廉玛丽学院的学校规则成为新世纪的模式。

这项规定同时适用于许多专业领域，例如医生和病人之间、律师和客户之间、牧师和教堂成员之间等是不能谈恋爱或有两性关系的，一旦被发现，律师或医生会被吊销执照。

一些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忆，当时他们在入校时，就收到过关于防范性骚扰的宣传手册，对于刚刚成年、出国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件颇为新奇和害羞的事情。在中国时，学校和家长从未讲过校园里会发生性骚扰的事情，更不会教育学生要“小心”老师。

其实，在美国的许多高校都有这样的宣传手册，他们同时还制定了处置校园性骚扰行为的官方文件，不但界定了校园性骚扰行为，强调了学校内部反对性骚扰行为的立场，还公布了性骚扰事件的处理程序以及处理部门或人员的联系方式，并声明会对受害人提供司法或其他方面的帮助。

2012年，法国也曾专门就高校性骚扰的法律处理流程进行了规定。法国各高校纪律机构对性骚扰实施者可以作出的惩罚裁决包括延迟晋升、辞退、取消教学资格、取消研究资格等，时间一般为5年或永久性。裁决结果全法国通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以近乎严苛的方式处理高校性骚扰案件，极大地提高了涉案者的行为成本。

直到今天，在美国仍有不少人反对禁止“师生恋”，他们最有力的理由就是禁止“师生恋”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以及那句永远响亮的口号：真爱至上。然而，正如哈佛大学在声明中解释与强调的那样：禁止“师生恋”约束的不是自由，而是权力。

“真爱”之下的权力滥用

由于不平等的权力，学生和教授的亲密关系在法律上很难界定是否获得了同意，这让高等院校承担着巨大的性骚扰指控风险。耶鲁大学认为，因为年龄和相对的心智未成熟，本科生特别容易受到师生关系中的不平等权力影响，或者受到潜在的胁迫。美国高校内的性侵和性骚扰事件随着#MeToo运动频频曝光。最近一个月，来自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多名教授因受到学生性骚扰指控而退休或离职。科罗拉多大学一名前校长因为被控有性侵行为，其名誉校长荣誉也被撤销。

美国支持禁止“师生恋”的高校认为，这是对学生与老师的双重保护，其实质是对权力的监督。因为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严重不平等，教师极有可能滥用权力，比如威胁“挂科”或限制毕业等，逼迫学生作出违背其意愿的行为，即使这种关系在一开始是双方自愿建立的。

不可忽视的是，这同时也是对教师的一种保护，因为一旦恋爱双方关系破裂，学生很有可能出于报复心理，诬告教师对其进行“学术性骚扰”，使教师的声誉乃至前途遭受剧烈打击。

据美国加州教师协会统计，从1992到1998年，加州共发生34起学生因与老师感情破裂而伪报老师“学术性骚扰”的案例。由于美国法律的规定，校园内一旦发生“学术性骚扰”，不仅当事教师会被严厉惩处，学校作为“雇佣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甚至学校所在的学区也会因“监管不力”被问责。因此，出于保护学生、教师以及学校三方利益的考虑，美国大多数高校禁止“师生恋”也就是情理之中的选择了。

对“师生恋”的美好想象之所以被逐渐打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界对于其背后逻辑的深刻研究。通过梳理大量案例，人们发现“师生恋”并不是“真爱至上”的代名词，与之相反，大多数时候这是一枚“糖衣炮弹”，包裹着看似无毒的外壳，却进行着实质性的侵害。

1980年，美国学者弗兰克·蒂尔正式提出“学术性骚扰”的概念，认为“学术性骚扰”是“利用权威强调学生的性特征或性认同，这种行为阻碍或损害了学生对于全部教育福祉、教育氛围或教育机会的享有”。受此启发，2001年，美国教育部出台《关于校园性骚扰的指南书》，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及许多高校的判断标准。

从理论到实践并不是一条坦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多所知名高校均曾卷入过“学术性骚扰”的风波，其中不乏较早关注该问题并进行防治的大学。2002年11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约翰·德威尔宣布辞去行政职务及教职，因为他对一名女生实施了性侵。

约翰·德威尔事件促使加州大学加快完善防治“学术性骚扰”制度的步伐。2003年7月，加州大学修订的《教师行为准则》规定：“健康的师生关系是实现大学教育目标的基础……教师在任何时候对学生都负有学术责任，师生间的浪漫关系或性关系，无论是否双方情愿，都是不当的，这种不当关系破坏了正常的教育关系。”

防治“学术性骚扰”的风潮同样席卷学术界。2016年年初，太阳物理学家乔安·西麦兹获选《自然》杂志2015年度十大重要人物，理由是“为女性发声”，在社区与科学方面作出了双重贡献。作为美国天文学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主席，乔安·西麦兹揭发了天文学界泰斗杰夫·马西的性骚扰案，使得这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终身教授被迫辞职。

美国高校与学术界的积极探索，也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借鉴。随着越来越多“学术性骚扰”的受害者站出来，通过揭开自身伤疤来还原事实真相，人们对于“师生恋”这个命题需要的不再是想象，而是回归理性的角度，在充分探讨它背后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推动法律与制度层面的变化。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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