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揭秘：上海“小红楼”里的骄奢淫逸
难以想象，上海繁华的霓虹灯下，竟然掩藏着这样的罪恶。
一栋外表看似破旧的七层小楼，坐落于黄浦江北侧的工人聚居区，内部装修则显露出与外立面极不相符的景象：乳白色瓷砖嵌之以金色装饰，瓷砖缝隙也填满了金粉。
这里既是赵富强公司的办公室，也是向官员提供吃请、组织卖淫的“小红楼”。
“小红楼”的一楼为保安和财务室，四楼以上为核心员工和女性的宿舍，不少女性的父母也在此居住工作；楼内电梯和不同房间都安装有刷卡门禁，外人如要进入，还需保安通过对讲机联系赵富强。
多名在此处工作过的人员表示，楼内暗藏了诸多监控摄像头。
2020年9月，赵富强被判死缓并限制减刑，另有37人分别被判处2年6个月到20年有期徒刑。
赵富强案发后，引发上海市杨浦区政法系统“地震”，牵扯出至少13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干部。
与赵富强一同获刑的，有其身边的9名女性特定关系人及四名女性的亲属。
9人中，宗某、雷某、林某等三人与赵富强先后结婚再离婚，至少6人与赵富强育有子女。
她们大多为“80后”和“90后”，多在20岁左右开始与赵富强有接触并发生性关系。
赵富强操纵这些女性的方式是，一方面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另一方面强迫女性取卵代孕了多名孩童。
这些文化程度不高，抵抗意识不强的打工妹帮助赵富强完成了原始积存。
后来，赵富强的商业版图一再扩大，仍旧采取这样的模式，操纵更多的女人进行性贿赂，为他的黑金路开道。
而当他对招聘来的知识女性采取同样性暴力和性操纵低级手段时，也揭开了自我灭亡的序章……
1
2000年，时年16岁、初中刚毕业的雷某经亲戚介绍到赵富强在上海的服装厂工作，实际上却是在一间美发店上班。期间，赵富强与雷某发生性关系后，开始让雷某接客。
雷某说，那时年纪小，刚来上海，无依无靠，为了生存，只得跟着赵富强。
作为赵富强组织中财务部的负责人，雷某以夹带骗签等方式签订租赁合同，犯下罪行。
2
林某也曾参与性贿赂陪侍，她供述说，起初被要求陪睡时，自己不情愿，但赵富强称，以前开发廊时，他的前妻为了他去做卖淫的生意，把赚的钱都给他，现在自己是他女朋友就要为他“献身赚钱”。
之后，林某便沦落，甚至成为赵富强的帮凶，参与组织陪侍。
赵富强继续招募治理了多名人员长期从事卖淫活动，以每次150元的价格收取嫖资。
3
2010年，蒋某通过招聘进入赵富强的誉升投资，先后任文员和办公室助理，随后与赵富强发生性关系并怀孕。
蒋母丁梅无法接受1990年出生的孩子与年长17岁的赵富强在一起，曾提议流产。
丁梅记得，赵富强曾携其前妻雷某来家拜访，并介绍雷某为自己的外甥媳妇，自己的孩子则是收养的孤儿。
直至女儿蒋某与赵富强办没领结婚证的婚宴酒席时，丁梅才意识到赵富强身边已有多名女性。
丁梅称，自己在许昌路宿舍居住生活期间，多次听到赵富强指责女儿一点用都没有，女儿还经常挨打，一次挨打后在床上躺了两天，丁梅询问原因，蒋某称为了工作而不愿详述。
赵富强给每位女性的母亲即他口中的“老妈”每月3000元，蒋父也在公司内负责水电维修、改造等工程。
蒋某生下两个女儿后，丁梅原打算离开。赵富强知悉后，将自己名下一家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至丁梅名下，利诱之外还有威逼，称她若“执迷不悟”，就要让她永远见不着女儿。
“生了一个小孩，就一步步陷进去。”丁梅记得女儿也曾说起，孩子身上流着赵富强的血，上学需要相关手续和证明，能走去哪里。
自2010年至案发，赵富强先后伙同他人招募、治理、操纵10名女性，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卖淫。
这一模式在2015年左右逐步成熟，彼时赵富强将承租的许昌路632号办公室翻修一新，组建了以吃请、性贿赂为主的“公关部”。
4
2016年，运营上海法治天地频道《平安上海》栏目的上海万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资金链紧张。赵富强听一朋友说起此事，非常感兴趣，经人介绍，于2017年1月进入投资。
注资以外，赵富强还安排团队协助拍照，很快，其旗下的“汇吃汇喝美食城”出现在栏目片尾的鸣谢名单中，赵富强公司多个员工名字出现在“出品人”“制片助理”“编导”等名单里。
李文就是在此时进入栏目组做运营的。
当时，李文因父亲生意失败而自美回国工作，住进了许昌路办公室楼上的员工宿舍。
她回忆，赵富强以有人脉能帮助疏通其父的官司为由接近她，然后发生性关系并拍照照片、视频。
员工入职一个月内，赵富强会带队参观他投资的汇吃汇喝美食城，还开车带新入职员工回泰兴老家，参观他捐资修建的富强路。
其间，赵富强描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小裁缝得到领导欣赏，摸爬滚打走到现在。
李文对这个一般话都说不清楚的老板心生疑惑，但无论在美食城还是《平安上海》栏目组，她接待参观的领导都称赞赵总是“大善人”，她还曾随赵富强进入过上海某检察院。
2017年底，李文自述遭到赵富强连续约一小时的拳打脚踢及多次过肩摔，之后再遭强奸，其间趁赵接电话期间向母亲求助。李母称当时自己前往阻拦，也遭到殴打。
之后，李文在杨浦区平凉路派出所报案，却被赵富强以“情感纠葛”为由，疏通关系将李文带回并严密看管，房间门口有人把守，手机被强行操纵。
李文称，被拘禁期间，自己连续十余日遭强制注射催卵针，再被戴上眼罩送至某诊所，在未注射止疼药的情况下取卵。
这一次取卵造成李文腹腔严峻积水，如同怀孕六七个月的样子。住院治疗约一个月，李文身体牵强复原，却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
赵富强通过威胁要损害李文父母，临时打消了李文再次报案的念头，在两人关系缓和时期，李文曾劝退多名女助理，还在每次外出时带一些衣物放在朋友家，最终于2018年6月逃离许昌路。
不过，赵富强很快又找到了已经换了城市和手机号的李文，以裸照、视频和后续出生的试管婴儿相威胁。
5
2015年，学舞蹈的19岁女孩许安被招聘至上海市“137国际舞蹈学校”教学。
自认识了舞蹈学校大她23岁的老板赵富强后，许安便放弃了去韩国留学的计划。因为，赵富强称要将舞蹈学校交予她运营。
后来，她成了赵富强的老婆，没有人知道她经历过什么。
三年后，设法从舞蹈会所逃离的许安已患有抑郁症、焦虑症，身体消瘦得皮包骨头、双眼凹陷。
许安被软禁在舞蹈会所期间，赵富强逼迫许母张蕾提供户口本，用以给取卵代孕的孩子报上海户口。为表达“诚意”，赵富强支付了70万元购房款。
尽管张蕾仍不同意拿出户口本，赵富强还是将许安的户口从张蕾名下迁至赵在许昌路购买的房产处，再报入这两个并非许安意愿生育的孩子。
许安逃离后，赵富强试图追回她，以便再报入一名女童的户口。为逃避追踪，许安租住在外，母亲张蕾每次去送饭都要先在楼下兜圈子。
2019年3月，第二封举报信被送出，与前一封互为印证，互为补充，而彼时正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到上海，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为期一个月督导的前夕，案件得到极大重视，就此结束了赵富强在沪20余年的春风骄傲。
6
审讯期间，李文回忆，赵富强惯用“低劣”的精神操纵法，从工作能力、穿着、长相等方面言辞抨击，如称“垃圾、狗屎，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你被完全摧毁时，他再以圣母的形象出现，说我来挽救你，离了我你就不行，只有我可以帮你。”
一名女性的哥哥则表示，自己的妹妹挨打时“我们都在旁边把门关上，就让他打”；有人阴道会刺赵国强专属字样。在李文拒绝参加性陪侍时，另一名跟随赵富强20余年的前妻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是情愿为公司献身付出的，不情愿那是你的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应聘者都会留下。判决书记载了一位证人证言称，她入职后发觉公司不正常，工资需签借款协议，她受到赵富强短信骚扰，还被要求住在许昌路宿舍，因而工作两个月即辞职。
李文认为，仅有能够被洗脑的应聘者才会最终留用。
陷入此案的女性一般知识程度不高，社会生存能力差，幻想被男人挽救。一旦轻率跟男人发生性关系后，就走上了被操纵的道路，以至于完全丧失了道德价值的评判能力，逐步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而只有小学学历的赵富强冷血、贪欲、愚蠢，认知能力有限，想靠”一招鲜，吃遍天”。
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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