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百家

最近这些年，陈凯歌的电影总是不缺乏关注，《妖猫传》也一样。

陈凯歌为了拍这部电影而在襄阳建了一座唐城，煞费苦心，电影里呈现出的精美场景和视觉效果让人直观地看到了国产电影在技术上的突飞猛进，然而，若果真以为美轮美奂的舞台艺术要呈现的是一个所谓大唐盛世，借用电影中的一句话说，就是你中了陈凯歌的幻术：他在所有美丽的华袍之下，都藏了那只散发着妖气的黑猫。

陈凯歌电影最突出的表现是象征性。我们常常说电影要讲好一个故事。然而陈凯歌则始终把电影的重心放在象征上，这部电影的核心理念是“幻术”。电影开始不久，卖瓜翁用幻术变出西瓜，这个情节就是一个象征，如宋代的青原行思大师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愚人迷于幻术，高人看破幻术，而真正的智慧是在幻术中看破真相。

在胡玉楼中，妖猫附身丽香，给陈云樵送了一杯蛊毒酒让他喝下，没想到他转手给了新欢玉莲，妖猫附身的丽香看着她喝下了毒酒。按理说，妖猫与玉莲无冤无仇，为何让她死于非命？因为这个情节象征着：在幻术（妖猫）的背后，还有丽香对玉莲的嫉恨。

阿部在日记中说李隆基才是最大的幻术师，如何理解？并不是他营造的如幻术般的极乐之宴，而是唐明皇的爱情，“三千宠爱在一身”迷惑了杨玉环，让她甘愿为他去死，也包括后来的白居易，呕心沥血创造《长恨歌》来歌颂这段传奇。然而这就像幻术一样，真假参半，真真假假，他爱杨玉环是真的，但是在关键时刻为了自己也会抛弃和欺骗杨玉环。杨玉环其实看透了这场幻术，电影中担任最高解释者的旁白说，她在接受所谓“尸解大法”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欺骗，但是她并不揭穿，而是平静对待欺骗，高贵地接受残忍的命运。虽然伤心于李隆基的薄情寡义，但并不痛恨和怨恨这掺杂着虚伪和欺骗的爱情，而是满足地接受其中尚存的真实的爱意。电影借着空海的口说出来的是：杨玉环对李隆基的宽恕不仅仅是一种高贵的情操，也是超越人生痛苦的最高的智慧。

实事求是地说，陈凯歌想表达的道理虽然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寓教于乐，加上出色的视觉效果，也可以算是一部出彩的电影。然而，陈凯歌实现了他的初衷吗？答案是：并没有。

陈凯歌在《妖猫传》中想表达的是宽恕和智慧的理念，然而整部电影在故事层面却完全围绕复仇的情节和情绪展开。这个复仇故事的诡异之处在于仇恨的主体并不是苦主杨玉环，而是爱着杨玉环的白龙。杨玉环自身的牺牲所表现出的对命运的超脱与爱（包括她所接受的众生对她的爱），本来可以成为超越悲剧与怨恨，拯救人生和人类的一个思想资源，也是陈凯歌着力表达的理念。然而在电影的故事层面中，却被彻底抹杀了其现实效果，白龙化身而成的妖猫不仅杀死了与杨玉环之死有直接关系的人，甚至有不少无辜的人也被牵连进来，惨遭荼毒。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逻辑的冲突：以理念和象征形式呈现的杨玉环，并不愿意沉溺在仇恨之中，她的智慧让她认清假象，超越假象，并智慧地接受假象。而善于幻术的白龙却沉溺于对李隆基的虚假幻术的仇恨之中，苦苦为杨玉环报仇。

导演试图表现的当然是要让前者超越后者，但是情节的发展却恰恰相反。杨玉环在电影中始终是一个纯粹被动的角色，无论是被人爱，还是被人欺骗和出卖，直到后来被人同情，被人报仇（她自己并不想报仇），被人写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假象），她完全是无力的，她的理念也是无力的，无论是她的智慧洞察还是菩萨一样的宽容，在电影中完全没有任何行动和影响，只是被别人推着转来转去，甚至要通过旁白和他人的阐释，才能道出。电影甚至通过旁白夸张地说她在极乐之宴上就已预感到悲剧的命运，却只有无奈。而那一只黑色的猫，才是真正的行动者，它的意志产生了真正的效果：愤怒和复仇、恐怖和死亡。理念上的宽恕超脱与现实的复仇杀戮使电影的主旨显得异常扭曲，电影中的佛法与智慧完全没有推动情节，改变主人公命运的作用，而它的对立面，阴暗的算计与因爱成恨，才是推动所有人物命运的真正力量。电影的理念与人物的命运完全成了两张皮，故事与观念分离成了两端，以至于电影不得不用尴尬的旁白才能吐露自己的意旨，或者干脆把人物的对话变成了琼瑶般的煽情：

“白龙，那个问我们是不是百合少年的杨玉环，真的死了。我和你一样心碎。”

“百合少年永远不在了。贵妃，却是永远的贵妃。”

……

悲剧艺术表现力量、命运和意志的冲突，优秀的悲剧总是在情节的冲突下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从而在观众心里激起情感的狂风巨浪，如拉辛的《昂朵马格》，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然而《妖猫传》中却看不到人物的内心冲突，无论是一心复仇的白龙，还是三十年后的和尚空海和写诗的白居易，都是单向度的人，没有任何心灵矛盾产生的情感深度。甚至是逃难的李隆基，在马嵬坡设计杀死杨玉环的时候，只是显得心狠手辣，诡计多端，无情无义，结合他在逃出宫城时的一声呐喊：我还是皇帝！电影在此处没有真正深入人的内心，去表现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李隆基。如果说导演想的是批判李隆基高高在上，对他人的冰冷无情，那么今天坐在银幕前的观众，体味到的则是高高在上的导演对一个千年前就已经埋在地下的唐明皇的冰冷无情，对那个在马嵬坡与爱人经历生死别离的李隆基的残酷冷血。这个瞬间，那个以宽容与智慧的理念教育观众的导演，自己倒像是变成了沉溺于对李隆基的愤恨情绪的黑猫。

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说，叙事的功能在于建立事物之间的时间联系，并由此确立其事物的因果秩序，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认为，描写可能发生的事，才富有哲学意义。叙事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对时间的描述，而人的生命正是在时间中展开：从动机到行为，从原因到结果，这是人生根本的操心和焦虑之处。然而，陈凯歌恰恰轻视了故事的重要性，在以叙事和时间延展为核心的电影艺术中，他只是把叙事当成了第二位的工具，似乎叙事只是幻术，他孜孜不倦寻找象征，表达理念，似乎这样才显得有文化，比讲故事显得更加高级，更加接近人生的真相。然而，离开了在时间和行动中展开的生命故事，所谓的理念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觉，空有其表，并不能真正打动人心。电影在结尾处借白居易的口说：故事是假的，情是真的。然而，倘若故事本身被人勘破了虚假，情感和理念只能变得没有根基，苍白无力，就像华美的杨玉环，只能通过旁白才能表达她的心思。

无论历史还是当下，人的一个个生命，就是一个个故事，讲好一个故事，就是说出了生命的本质，这也是电影真正的使命。可惜，陈凯歌误解了这个使命。（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制作：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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