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宋代的汉藏关系！

　　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之后不久，唐王朝也于公元907年衰亡。与中国的五代十国大分裂状况相呼应，开始逐步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藏族地区，也形成群雄割据、互不相属、没有统一政权的大分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藏区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对外关系和政策。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宋朝国势不如唐朝强盛，与远离汉族地区的卫藏等地藏族各部联系交往较少，但与邻近汉族地区的甘、青、川、滇藏族各部的经济、政治联系却更为密切。

　　当时，一个由党项族为主建立的强大的西夏王朝，在今宁夏和陕西北部地区兴起，对宋朝和甘、青、川各地少数民族构成威胁。为了对付西夏的入犯，增加防卫力量，从公元11世纪开始，宋朝在原吐蕃王朝一度占据的今甘肃省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省东部、四川省西北部等藏族地区，大力推行屯田戍边的政策，加强对这些藏区的经营与治理。宋将王韶在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藏人从事垦种。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在今四川雅安、甘肃临夏以及陕西一些地区的宋朝专设市场上进行，开始了尔后数百年藏区马匹与汉区茶叶的经常固定交易，发展成为两族人民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活动。藏汉人民之间生产、生活上互相依赖、支援的局面进一步形成。

　　在此基础上，宋朝向河西走廊等地的藏族部落拨发弓箭及其它武器，并招募藏族 弓箭手，帮助藏族建立类似汉族民兵的军事体制，以共同防御西夏人的入犯及袭扰。

　　北宋开国不久，原吐蕃的一个部落首领斯罗在以邈川（今乐都）、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青海省湟水流域建立了政权。这是当时以藏族为主体的一个最大的地方封建政权，也是藏族的第一个安多政权。斯罗为了巩固政权，使自己真正成为甘、青一带藏族部落的主要统治者，需要宋朝皇帝的支持，便多次遣使向皇帝纳贡，并乞官职。宋朝十分倚重斯罗部在抵御西夏方面的作用，也以赏赐、封官等方式加强与该藏族部落的关系。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宋仁宗封斯罗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并给以优厚的俸禄。公元1041年（康定二年），宋皇又封斯罗为检校太保充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此后，斯罗的子孙继承人董毡、阿里骨、瞎征、陇等，世代均由宋朝封官任职。斯罗部一直向宋朝称臣。该部统治地区，隶属宋朝将全国划为26路（约相当于省）中的秦凤路（见图）。到公元1116年（政和六年），斯罗部地区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斯罗部曾经多次与西夏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宋朝对西夏的军事斗争。

　　

　　此外，宋真宗皇帝还于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加封凉州（武威）藏族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的官职。

　　斯罗、潘罗支等藏族部落首领臣属宋朝，借重宋代中央王朝所封官职，以加强对所部的统治号令。这种上下隶属关系是明确的。

　　以上已清楚地表明，从宋代开始，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南部的斯罗、潘罗支等部藏族地区，已经开始隶属中国宋朝。

　　至于说到西藏与印度的联系问题，主要也只是宗教关系。况且，从当时的宗教状况来看，西藏地区也并非主要就是和印度联系密切，而是同时和青海、甘肃等安多地区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大家知道，佛教在唐代传入西藏，得到了弘扬，史称这一时期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后经吐蕃王朝末代藏王朗达玛灭教，使佛教在西藏遭到很大摧残，势力大衰。约一个世纪后，佛教又在西藏复兴、弘扬，这就是公元978年（北宋初期）开始的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促使“后弘期”来到的力量源泉有二：一是青海安多高僧喇钦贡巴绕赛在当地授徒传教，形成了安多佛教中心，山南桑伊寺主益西坚赞派人去安多学习并迎请佛教进入卫藏。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下路弘法”。二是阿里古格王朝的意希沃，派人去印度迎请高僧阿底峡等进入阿里传佛。后来阿底峡又辗转来到卫藏，再使佛教势力从阿里进入卫藏并得以复兴。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上路弘法”。因此，喇钦贡巴绕赛和阿底峡都是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著名人物。在卫藏地区佛教的再度兴起中，“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各有其作用。在教理系统化，僧人的修持规范化以及佛经的翻译等方面，“上路弘法”的作用十分明显；而在卫藏各地广建寺庙，招收僧徒，开展佛事活动等方面，则“下路弘法”的作用非常突出。而且“下路弘法”开始的时间还早于“上路弘法”数十年。“后弘期”中，卫藏地区建立的澎波杰拉康、山南唐波切、后藏夏鲁等著名寺庙，都是去安多向喇钦贡巴绕赛学习后返来的僧人建立的。因此，只片面强调“上路弘法”的作用和印度佛教对西藏的影响，是片面的，有失公正的。  此外，宋代汉族地区的文化也对卫藏地区的宗教有着影响。例如此时建立的夏鲁寺，其建筑风格就体现了藏、汉结合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影响不小。

　　还有一个方面的重要史实，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都没有谈及，那就是西夏王朝在宗教、文化上与藏区的紧密联系。这是宋代中国境内一个地区与藏区的重要关系。由党项族为主建立的西夏政权，可以说是西羌诸部落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中国境内一个地方性的王朝政权。西夏的文化、宗教，虽然受到中原地区的重大影响，但仍然具有与藏族地区一致的许多特征。在西夏境内，不仅通行西夏文和汉文，还使用藏文刻碑、翻译佛经。西夏的职官、军事制度等，与吐蕃王朝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西夏在宗教信仰上保持着与藏族地区的一致性。

　　西夏王室、臣民都笃信佛教，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是藏传佛教。在西藏佛教“后弘期”逐渐形成藏传佛教的各教派时，西夏王室与一些教派建立了密切联系，曾聘请不少西藏僧人去西夏传法。西夏王室仿照吐蕃王室管理佛寺的制度，将其与汉地管理佛寺的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佛教管理制度。西夏王朝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委任佛教高僧为“帝师”职务的王朝。西夏国王特胡曾派使者到西藏楚布寺迎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杜松钦巴去西夏；杜松钦巴未去,派其弟子格西藏波哇代替他前往，被西夏国王尊为上师。当楚布寺兴建吉祥米聚佛塔时，西夏国王还送来了黄金和铜等物。

以上种种史实说明，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藏族没有统一政权的时代，从西藏到青海的斯罗政权和甘肃、宁夏、陕北的西夏王朝，仍然保持了宗教、文化的一致。中国宋王朝下属的斯罗政权和中国西夏王朝，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基地。

　　夏格巴的书中，闭口不谈斯罗等部藏族归属宋朝以及藏区与西夏之间紧密的宗教、文化联系，是对重要历史真相的掩盖。

　　总之，唐代藏汉民族开始建立了亲密关系；宋代，这种关系在一些方面，特别是东部藏族地区中，更加发展了。这个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的“唐蕃争斗为主”论及“宋代重心外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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