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的十年之路

“焦点访谈”的十年之路

“《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从一开始就在贯彻这个理念:记者—名记者—主持人—名主持人。”

十年前，当孙玉胜在一个简易的记事本上，写下对一个即将诞生的“新闻综述性节目”的朦胧构想时，他没有料到自己这一举动对日后的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电视新闻行业意味着什么——1994年4月1日，这个当初还没有正式名头、被孙玉胜亲昵地以“15分钟”代称的节目以“焦点访谈”之名正式播出，从此成为中国电视界一个颇有纪念意义的事件

焦点访谈:“移师晚间”的新闻节目

《焦点访谈》开播之初，其收视率为14%～15%，成为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的又一个中国电视神话，其中1998年“黄金时期”的年平均收视率更达到为27.48%——近1/3的中国电视观众关注着每日的节目，意味着其受众群的数量更是以数亿人计。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焦点访谈》被赋予更多意义和期望，甚至被拟人化为“焦青天”，许多传播学者更把“焦点访谈”作为一社会政治现象研究。

《焦点访谈》的成功，实际也标志着一个全新新闻节目在晚间时段的胜利。现在已是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的孙玉胜为回顾这一时期所撰的《十年》一书里，特地用上“移师晚间”这一颇具战略含义的词，对当时只有以《新闻联播》和整点新闻为主构成“新闻”功能的央视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开创性的举动。

孙玉胜回忆，1993年5月1日开播的《东方时空》获得成功后不久，台里通知他，“决定在每晚《新闻联播》之后开办一个新闻综述性栏目”。为了配合新栏目，在《东方时空》基础上把原有栏目《观察思考》和《今日世界》合并为一个新的部门，这便是后来《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重量级栏目的生产基地——“新闻评论部”。孙玉胜出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当时，30岁的梁建增是《观察思考》的记者，十年时间，也恰好走过自己的30岁到40岁，如今他已是新闻评论部主任，担任《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总制片人的梁建增坦承，他“与《焦点访谈》的感情最深”。

“从我自身的感受而言，它的成功完全超越了我最初的梦想。”梁建增坦率地说。在进入《焦点访谈》之前，梁建增作记者的《观察思考》也是一个以社会问题作为报道重点的栏目，但因种种原因，“三起三落”，“所以对《焦点访谈》能走多远，心里的确不清楚，更没想到后来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国家的社会生活”。梁建增言语里有种可以理解的自豪。

抛开政治、社会层面不谈，如果把《焦点访谈》看成是电视商品，它也无疑借助其影响力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以前黄金时间的概念是从新闻联播开始、到天气预报结束;而现在则从7点钟的《新闻联播》一直延续到《焦点访谈》，它把广告的黄金时间延长了”。孙玉胜当年的“15分钟”的节目实际播出时间为13分钟，出让给广告商的2分钟“成了聚宝盆”。据梁建增介绍，整个央视广告部去年的统计中，这一时段的广告接近40个亿。

“十几年前新闻处于供不应求阶段，新闻和文化相对匮乏，整体来说对新闻是饥渴状态，只要‘有’就可以赢得一片叫好声;但十年过去了，新闻供过于求，拿中央台来说，以前只有中央一台，现在自己就已有了15个频道。每个观众可供选择的频道更是成倍增加”，梁建增打趣地说，过去的电视新闻是干了就行，“就像足球比赛以前是拼体力，但现在更看重的是内在素质”。

虽然《焦点访谈》总体收视率一直稳居《新闻联播》之后的第二位，但“近年来，观众有些分流，现在的时间段其他台放的是娱乐和电视剧，我们是在和帝王将相、帅男靓女竞争”，梁建增坦率地表示，现在是电视栏目“速生速灭”的年代，更重要的在于内容。“大家高度关注的事件如果在你这里没看到，手里的遥控器跳过这个节目，想让人家再回头就难了。”

东方时空:新闻孵化器

2003年，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以及随后新闻频道的开播被普遍视为央视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开始，“其实这应该说是央视十年之后的第二次起步”，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评价，“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以及翌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开播，标志着央视第一次起步”。

早间时段的发掘及升值，应该是《东方时空》的第一个“战绩”。

在《十年》一书里，孙玉胜提及这样一个细节，90年代初，新上任的杨伟光台长到国外考察归来，备受刺激，“很不好意思跟国外同行说，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居然没有早间节目”。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的CNN实行24小时播出，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早间直播节目都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直到90年代初，央视第一套的节目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的，“全国人民上班的时候咱们的节目也上班了，这与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形象和地位很不相称”。

1993年3月1日，央视决定在一套节目中每天播出时间由早上8点提前到7点。内容增加了一个小时，除去20分钟的早间新闻，其他40分钟的内容如何填充，不经意之中却成为中国电视新闻界有影响的开端。

对于即将诞生的新栏目，孙玉胜最初拟定了激情四射的“新太阳60分”名称，而“东方时空”是他提供的备选方案，最终上层认可了后者。1993年5月，一个由体制外从业人员为主创力量的电视栏目《东方时空》正式亮相。孙玉胜回忆，对于早间这档节目的身价，无论是制作方还是广告方，都有点意兴阑珊。“当时的价格压得很低，30秒钟只有2500元”，价格压低的举动不是广告方的单方动作，“双方都谈得特别低，因为我们自己也没信心”。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尚在电台工作的白岩松在担任出镜记者时，担心被原单位认出，节目组的人为他打消顾虑:“没关系，早晨的节目有谁会看！”岂料，一个月后，原来的2500元悄然涨到3500元，此后，广告方对每天5分钟的广告开始不满，后来又增加了1分钟，这6分钟的广告以后每年有了2亿元的身价。

在此之前，作为一种媒介，中国的“电视”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更多地只体现为两种功能:宣传和娱乐。到了晚上，电视的娱乐功能更是得到无限放大，“人们那时大多有个误解，认为早上是广播、白天是报纸、晚上看电视，而晚上的电视节目又以播电视连续剧为主”。《东方时空》的开播，完全在偶然之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黄金时间和一个巨大的受众群。

业内认为1993年以《东方时空》为标志，电视新闻从内容、形态到运作体制等诸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电视真正作为独立的媒体，获得与广播、报纸并驾齐驱的地位”。回顾十年之路，梁建增这样总结。

“由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以及《新闻调查》这些栏目运作的成熟，也给新闻频道的开播打下了基础。”由1993年的《东方时空》开始，电视的实质性改革开始启动。随后，1995年的《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2003年1月的《面对面》，直至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开播，构成了中央电视台的第二次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时空》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孵化器”。

11年前，是《东方时空》让国人第一次直观而深刻地体会到电视报道的威力和影响力。但这一现象背后，不仅仅是电视新闻表现方式及表达方式的变化，其深层原因更在于机器背后“人”的构成的变化。

因为有了这些改革，《东方时空》被戏称为央视的“延安”或“深圳”。说是延安，是革命的火种，央视一系列的改革发端于东方时空;说是深圳，很多政策都有浓重的“实验主义”意味。

《东方时空》在体制及人才选拔上的成功应是它的又一胜利。从现在看，《东方时空》当时身上具备了诸多不同于当时形态的异质。当节目形态发生变化后，其对应的“人”的角色及定位如何变化，也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当时正为如何称呼栏目负责人费思量的孙玉胜偶然之中在一部电视剧的演职员表中看到飞速而过的“制片人”一词，心有所动之下立即将原来的“组长”全部改成“制片人”，这一称呼背后，其实也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电视机构在向企业化转型的过程。

“在传统体制下，以往的主编只对节目内容负责，而制片人一职则对人、财、物和整个栏目的定位、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初在《焦点访谈》记者组担任制片的梁建增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以前出差采访采用什么交通工具都是看级别，一般的记者都坐不了飞机;财政下放后制片人可以直接批准”，简单地看，改变的只是权力的结构，而深层里探究，这样的变化其实更符合新闻规律。

1993年，《东方时空》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聘时，时任新华社记者的水均益报告应聘“主持人”一职。梁建增回忆，“他穿了一个大裤衩，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显得有些随意”。当然这些小节并不妨碍水均益后来脱颖而出。在《东方时空》的头几年，几乎是一个主持人的“普选年代”，也开始了“英难不问出处”的选拔机制。2002年新闻评论部年会上，白岩松第一次出镜的录像当作一个节目展示给大家看，所有人都哄堂大笑。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说:当时允许白岩松出镜真是需要勇气。这固然是一句玩笑，但《东方时空》当时对明星的选拔，现在看起来仍不乏勇气。

“《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从一开始就在贯彻这个理念:记者—名记者—主持人—名主持人。”当年《东方时空》推出的一批记者，如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等，在普通的观众眼里，是记者、主持人，也更是明星。但是在当初“始作俑者”之一孙玉胜的眼中，这些名主持人后来的“明星化”并不是最初的有意为之:“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明星问题，而是出于对主持人素质的考虑，而从记者里挑选的主持人。新闻的主持人一部分是播报形式，另外是记者主持人，特别是专栏节目，这是不可逾越的过程，想成为一个好主持人，必须是一个很好的记者。这也是从国外运作几十年的成功栏目里得出的经验。“我赞同主持人走明星道路，也赞成用市场价值定价他们。”孙玉胜直言，“明星制主持人应该有价格，这是他们价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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