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塾红学三书:心系红楼,刘梦溪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经典,世人对其的评点、研读、思索百年间从未间断。刘梦溪曾说“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唯《红楼梦》足以当之。”由此可见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修订版)》、《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及《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增订版)》是刘梦溪先生匠心独运,铸就而成的三本红学研究著作,共同构成了“东塾红学三书”。宝玉、黛玉、宝钗之间有着怎样的感情纠葛?《石头记》和《红楼梦》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百年红学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变革?从对《红楼梦》的情节进行解读,到对百年红学研究的评点论述,东塾红学三书为读者们了解《红楼》,读懂《红楼》提供了契机。让我们共同穿越历史烟云,跟随刘梦溪教授的脚步一窥《红楼梦》与红学的风华。
今天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是《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增订版)》中的部分内容。钱锺书先生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
那么《红楼梦》为何可以“一书以名学”,在刘梦溪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确切答案。
一.“伤怀日,寂廖时”:对末世悲凉的敏感认识与丰富思考
曹雪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痛切感到他生活的那个社会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因此对贾氏家族诸种弊病和子弟们恶德败行的描写不遗余力。书中充满了悲哀感和末世的气氛,越到后来这种气氛越突出,直到贾家及其亲族彻底败亡。贾府这样的大族世家,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清王朝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这些大家族构成了社会的一个个支柱,它们的败亡预示着整个社会走向没落。尽管作者主观思想并不一定很明确,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悲观、绝望、无可奈何,意识到矛盾,却无法解决矛盾,否定了旧的,又不知道新的是什么。太虚幻境的室内写着“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的对联,《红楼梦曲》所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就是曹雪芹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的写照。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而思想领域的东西涉及得更加广泛,几乎包容了传统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对佛、道、老庄思想,书中也多有描绘,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性。处于文网密布的极权之下的有特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走自杀的道路,只有用老庄遁世无为的思想填充自己的灵魂。《红楼梦》中不肯苟活的人物的结局,主要是出家和自杀两途,此外就是口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身心被各种矛盾迷眩缠陷得不可开交。这后一种,就主观世界来说,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精神自由,联系现实世界,实际上仍是变相的苟活。当然作品的主流,作者所执着追求和着力描写的,是带有反传统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诉求,这在主人公贾宝玉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他的人物包括一些被迫压的奴婢身上也时有表现。
所以《红楼梦》成古今一大悲剧绝非偶然,既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情绪和气氛,包含着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情绪和气氛。另一方面,书中又蕴含着理想的成分,包括美学理想、道德理想和政洽理想,渴望有一个合乎人性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作者越是渲染大观园生活的明朗、欢愉、充满生机,就越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晦暗、沉滞、没有前途。许多章节,出发点原是想写大家族的日常生活,结果呈现出来的却是悲剧。这种情状恰好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实写照。
二.笔底似有千钧力:生动心理描写开小说诗化先河
论者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重视动态描写和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经常表现为薄弱环节。可是细详《红楼梦》,我们发现这部作品的心理刻画颇为独到。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
这又是一段集中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字,扣住宝、黛、钗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表现三个人各自的 心理,叙述者站在人物之上,采取从后面观察的方法。宝玉、黛玉之间口角而又自行和好这件事反复在大庭广众中渲染,等于将他们的恋爱关系公之于 众,在心理上宝玉和黛玉早已处于劣势。宝钗不必说话,就已经是胜利者了,何况她连续反攻。再加上凤姐打趣,宝、黛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作者用了“形景改变”四个字,可见对宝、黛的打击多么沉重。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作者写来似轻巧如常,笔底却有千钧之力。
现在人们喜欢讲诗化的小说,一些年轻的小说作者对国外的此类作品刻意手摹心追;殊不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已开了小说诗化的先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的诗意的成分,即便用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诸种艺术特征,也绝不会一无所获。
三.众说纷纭,考据见长:考证派兴起引发学术兴趣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难以言传的复杂性。曹雪芹生前没有最后整理完成这部作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续书的思想和艺术远逊于雪芹原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谁人所续?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也很不统一,显示出未经统一整理的痕迹。确如畸笏叟在甲戌本卷首的一条批语所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成书过程的科种复杂性,留下一个又一个未解之送,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也增加了研究者的兴趣。
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是使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要因由。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中说:
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
按潘说极是。从那以后,红学长时间都是考证派的天下。一些学者红学所吸引,许多治文史的人关心红学,大都是红学考证的影响所致,因为考证容易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证,但没有像《红楼梦》运用得这样集中,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考证的语言跟一般的论述不同。我们读俞平伯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那是另一番笔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证文章如写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赏价值。我认为考证对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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