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而不密：婆媳关系的新阶段

一家之中，两种生活方式，甚至两套人生意义系统，同时存在，双轨运行，将是未来家庭和社会变迁中的基本样态。

——王德福｜亲而不密：婆媳关系的新阶段

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婆媳冲突几乎是代际冲突最集中和最典型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讲，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的演变，都能够从婆媳冲突上得以体现。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背后，其实是家庭乃至整个乡村社会的变迁。

近期到武汉和宜昌郊区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代际交往方式，普遍呈现低度交往。李永萍将这种新型的代际相处方式称为“亲而不密”，意思是交往密度较低，仅靠礼节性、事件性的有限交往实现亲情表达，代际关系看上去比较和谐。

亲而不密，当然是相对以前的理想意义上的代际关系来说的。以往无论分家与否，两代家庭之间的交往是非常日常化的，生产生活上的互动非常密集，双方是比较亲密的。尽管“亲密”并不总是意味着和谐，反而容易产生摩擦与冲突。那么，如今亲而不密的低度交往型的代际关系，是否就意味着没有冲突了呢？当然不是。从理想类型意义上看，代际冲突确实随着代际相处方式的演变发生了变化，其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更重要的是类型与性质的差异。

概言之，可以将代际冲突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分别是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和价值观冲突。代际冲突往往在婆媳冲突上表现比较典型，很明显的，婆媳冲突已经进入新阶段。

角色冲突，是传统时期的代际冲突。大传统和小传统高度同构，两代人共享同一套伦理角色规范。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角色伦理。梁漱溟先生说，儒家并不存在抽象的好人坏人的标准，评价是建立在一个人对其承担的具体身份角色的完成度上的，比如，父亲、儿子、臣子，等等。如果我们将传统时期简化为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高度稳定的时代，那么，家庭里面的代际冲突，就主要是在家庭成员是否完成了其角色伦理上发生的，是角色实践与角色期待发生错位产生的。具体到婆媳冲突上，像杨华在《隐藏的世界》一书中所说，“三从四德”的传统伦理为女性设定了从小到老的角色转化道路，一个女性从小就会被教育如何去做别人家的媳妇，等她成了婆婆，她也会反过来据此处理她与儿媳妇的关系。由于这个时期角色伦理背后有着稳定的代际权力关系支撑，所以角色冲突几乎都是以媳妇和儿子的角色错位表现出来的。婆婆对媳妇没有承担好社会和家庭对她的角色期待而不满，就要通过施加权力来进行干预和矫正，将媳妇驯化成一个合格的媳妇。如此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下一代只能通过自我反省、向内用力，服膺外界这一套有权力关系支撑的伦理规范。这当然是不平等的，也是存在压迫关系的，并且往往是以下一代的各种牺牲来化解冲突的。尽管，在理想意义上，儒家对伦理的强调似乎是对偶性的，比如父慈子孝，总要代际双方都满足好角色伦理才成立，但在社会实践中，家庭的稳定却是以权力的不平等、角色要求的不平衡来实现的。

权力冲突，是自解放以来，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期的农村代际冲突的主要表现。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全国农村普遍性出现这种类型的代际冲突，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整个八九十年代都非常剧烈，当然也存在区域差异，这里就不展开了。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出现，农民家庭生活形式发生巨大改变，更重要的是，随着代际关系类型发生转折，权力冲突开始减弱，直至淡出。所谓权力冲突，就是支撑传统时期代际角色伦理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动。家庭冲突发生后，人们不仅仅是对其承担的伦理角色发生争执，更是将矛头直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角色冲突下，人们只会问“是什么”，权力冲突则意味着要追问“为什么”“凭什么”了。“为什么做媳妇就要如此？”“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不让/服 我管？”之所以权力冲突会从1980年代开始陆续爆发，是因为新中国的一代人开始成家了。“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其社会化过程与上一代人相比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伦理规范的大传统已经丧失权威性，老一代的小传统自然就会面临下一代的质疑与挑战。具体到婆媳关系上，又与妇女解放有关。媳妇要早早分家，掌握小家庭劳动生产的“剩余索取权”，而这本应归属于大家长，尤其是婆婆的。权力冲突，就是下一代争取小家庭完整独立的发展权，剥夺上一代对小家庭事务的发言权、干预权。权力冲突要比角色冲突表现得更加激烈甚至惨烈。角色冲突的化解，依靠的是子代的向内用力，自我矫正，也就产生了家庭固有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权力冲突的化解，却是向外用力，重新划分家庭内部的权力边界，这就意味着上一代要收缩权力，它产生的结果是家庭权力关系的重构。权力冲突的剧烈爆发，很容易因为相互的不妥协而导致惨剧发生。在宗族型村庄，初期总是表现为不妥协的年轻媳妇以死抗争，而在原子化村庄，则造成了较为突出的老年人非正常死亡。

价值观冲突，是新一轮的代际冲突。大致发生在最近十年。从婆媳关系来看，随着解放前最后一代婆婆进入高龄，代际权力转移基本完成。80后一代整代进入媳妇阶段，她们面对的是解放后的一代婆婆，一代经过了权力冲突，对不平等、不独立有着刻骨铭心体验的女性。80后及其后的新一代，基本上是在学校中基本完成社会化，又通过外出务工等村庄外生活，接受了更多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他们身上的乡土性已经非常淡化。也就是说，小传统也失去了人格载体。一代经过了斗争获得了独立的婆婆，一代自出生开始就习惯了独立的媳妇，两代人的相处，自然就较少再发生权力冲突，即使出现，也很容易妥协，当然是老一代的妥协。这时候的婆媳冲突和代际冲突，更多的便是“三观”层面的价值观冲突。价值观冲突表现在过日子是精打细算还是大手大脚，表现在体力劳动为标志的勤劳与否，表现在闲下来是串门子还是宅在家里玩手机，还表现在育儿观念和方式上，等等，几乎在所有方面，年轻人都自有一套跟现代社会融洽的观念与行为方式，老人在面对这些差异与冲突时，往往是没有底气没有自信的。这类冲突中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权力与角色冲突的要素，但支撑权力与角色的，却是价值观念。上一代的权力冲突，终究是在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中发生的，小传统的共识是存在的。价值观冲突，则意味着城市同乡土的冲突。经历了权力冲突“幸存”下来的一代人，当然不会再选择与下一代为敌。于是，“婆婆会做婆婆了”“媳妇会做媳妇了”，类似的说法几乎已成为各地农村共识。代际之间化解冲突的策略是，保持适当的距离，物理距离也好，社会距离也好，最好是双重距离。然后，各自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生活，而不干涉对方。如果做不到，不得不在一起，自然就免不了要争吵。所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家庭，都少不了这样的冲突。所有完成了带孩子任务的老人，几乎都愿意选择与子女分开，返回农村养老。于是，“低度交往”“亲而不密”的代际相处方式，越来越普遍。在宜昌调研时，有父母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是不会带孙子的。显然，他们想要连这个阶段性的冲突都规避掉。

代际冲突和代际相处方式的演变，是农民家庭和乡村社会嬗变的一个表征。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农民家庭了。

抛开“家”这样一个外壳，代际冲突类型的演变，更多反映的，其实是人的变化。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以往总是从家庭形态的小型化来判断。实际上呢，农民家庭的现代化，在家庭形态上并不符合这个规律。真正的现代化，是以人的代际突变实现的。上述对代际冲突类型的描述，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家庭形态可以因应生存理性需要而弹性调整，并不足以作为判断依据。但家庭中代际相处和代际冲突的变化，却足够用来判定了。随着二胎的普遍化，将来80后一代中，会有很多家庭要面临两个子家庭的关系要处理，家庭形态上或许还是会出现“不分家的分家”，即，就算两个儿子，可能将来也仍然不会分家。但是，那个时候，一家或许更多是文化意义上了。法律上，自然会分户。社会意义上呢，失去了村庄这个共同的人情交往空间，人情交往也会家庭化。生活上，会更多的表现为“低度交往”“亲而不密”的状态。但是，文化意义上，代际之间仍然保持着很强的伦理关联。家的文化生命是最持久的。

从这个意义上，再有一代人时间，价值观冲突也会淡出，但家仍在。在这个过程中，一家之中，两种生活方式，甚至两套人生意义系统，同时存在，双轨运行，将是未来家庭和社会变迁中的基本样态。

原标题：《王德福｜亲而不密：婆媳关系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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