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演的姜文，已经有了20年的经历了。纪念活动，虽是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但绕不开的仍然是《一步之遥》。喧嚣之后，我们可以说点啥？
个人、历史与市场
另一方面，姜文的电影当然绝不止于和个人有关。“他（的电影）高度个人化，但是又通过个人写历史，个人化后面透露出来的中国历史图像，非常独特。”戴锦华说。
焦雄屏把姜文20年来的五部作品重新排列了一遍，看出了一部中国百年史：“按顺序来讲，首先是《让子弹飞》，晚清、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前后，然后是《一步之遥》，20年代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华洋杂处，然后是抗战时期的《鬼子来了》，然后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太阳照常升起》，最后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自己。这是一个中国近现代百年史，每一个断代他都联结到了，每一个段落他都思考过。”
还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观察姜文的电影与中国电影历史的关系。“《阳光灿烂的日子》诞生前后，中国电影处于未死方生的转轨期，一边是既有的电影业已跌落谷底，另一边则是多种形态、多种资金来源的制片方式已暗流汹涌。”戴锦华说。1993年，《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奖，1994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威尼斯电影节获最佳男演员银狮奖，这两部影片都是国内制作班底使用境外资本制作。1995年，好莱坞来了，中国观众热情拥抱了“十部大片”，然而同一年公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仍旧取得了票房辉煌。“姜文的确特立独行，但他作品序列的某种后现代底色，令他从未采取无视市场的态度。”戴锦华说。
“姜文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则撞在另一个转折期的角力点上。2000年，是延续十年之久的、针对中国的、全球‘后冷战的冷战情境’临近蜕变的时刻。国际舞台上，以电影为主场，持续的欧洲国际电影节和中国国家电影局之间的博弈和缠斗正在淡弱，但未终结。类似博弈带有浓重的‘冷战’意识形态性，但在国内的语境中，其内容物又并非意识形态性所能完全概括，它联系着制片和管理体制转轨，联系着冲突却并行的体制间的多重尴尬和纠结。”《鬼子来了》获得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却至今未能在中国电影市场公映，“因此也就无从界说影片与中国市场的契合与否”。
“毫无疑问，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票房败绩造成了（人们对）姜文‘反市场’、至少是‘非市场’的定见。”影片投资1000万美元，票房仅仅2000万元人民币，为了宣传电影，姜文在全国上下到处奔走，然而，“一句‘看不懂’几乎囊括了全部市场反馈”。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姜文的电影已经有整整12年没有进过电影院，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与市场需求之间产生严重错位。
“其实，这部电影有明星，画面有视觉冲击力，故事也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唯一的障碍，是《暴雨将至》这样的电影风行以来，人们建立了对四段（或三段）式的故事的惯例性预期：看似互不相关的故事在影片终结的时刻必将完整闭合。”然而，《太阳照常升起》没有满足观众的这一预期，它的循环时空设置表面上是在玩一个推理游戏，实际上却拒绝落入一个完整闭合的理性逻辑。很大程度上，它的美和诗意也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拒绝。之后，电影进入了另一个层面的讨论：生、死、爱和被爱、时间、因果、永恒、背叛和伤害。“似乎都是真实生活经验，但又和真实生活经验有一点错开。”
一个共识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票房失败，催生了《让子弹飞》。不止一个人认为，《让子弹飞》在姜文的电影序列中是一个例外，因为这部作品不再具有“姜氏”的精神品质，不如说，这是一个首先定位于市场的产品。此前，尽管姜文并未“反市场”，但他也从未“为市场”，而一直是“为艺术”。在戴锦华看来，姜文这一次妥协了，但是他仍旧拒绝屈服，后来的《一步之遥》即是明证。
《一步之遥》也许降落在中国电影史的又一个关键点上。2010年，《让子弹飞》票房火爆，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元人民币，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大地上影院的建设、银幕数的增长呈火箭上升的态势，票房总数以国内国外资本都感觉不可思议的速度年年攀升，转眼之间，电影的票房单位全都变成以“亿”计。2014年12月，《一步之遥》即将上映时，中国电影的全年票房接近300亿元人民币，人们已经把突破300亿元的希望寄托在这部电影上。
《一步之遥》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这也并没有影响中国电影票房数字的大踏步前进。“2015年的总票房，估计要到400亿元，5年时间，增长4倍，我觉得这个（速度）任何人也没办法想象。”香港英皇影业行政总裁利雅博说，“整个发展，快得有点跟不上了。”
《一步之遥》拍的是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那是一个镀金时代。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电影市场，却是一个金钱正在极度涌流、人们欲望极大膨胀的“真金时代”。尽管姜文始终拒绝正面承认，但是《一步之遥》在他的电影中对当代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指涉性，这种指涉不仅宽泛、庞杂，而且显得空前的有意识——大众文化、媒体话语、电影伦理、娱乐消费等等——多种议题被打包在内，许多地方的社会批判甚至已经不是隐喻，而是赤裸直白的明喻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一步之遥》中的历史情境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看穿这部电影与当下的关联。影片中的故事原型“阎瑞生案”，涉及到中国电影诞生的前前后后。“每个国家的电影诞生时的面貌，其实都反映了这个文化的一种特性。对过去的展现，同时也喻示了未来。阎瑞生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隐喻。”姜文说。
阎瑞生的时代，其实离流行话语塑造的“高大上”的“民国范儿”相去甚远，真实的历史充满“荒谬、混乱、痴狂、甚至超现实”的情境，“整个社会到处都是荒谬至极、甚至骇人听闻的事情”。“现代人可能都有点儿不太清楚那种情况，那个时候中国人刚刚逃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生活方式，突然变成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在一个几千年不变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不知道往哪儿变的情况，在阎瑞生的时代，视野是无限开阔的，于是有很多很多的非分之想，其实那时候中国好多东西都没有了，都是凭非分之想创造出来的。”姜文说，“这种非分之想，也是触动我拍这部电影的源头。”
不得不说，姜文对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和历史地点——租界和军阀并存的上海——的选取是非常敏锐的：一个旧的社会完全崩塌，新的社会尚待建立起来，这种时刻，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少有的。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变得怎么样，但是所有人不约而同地觉得未来会变得更好。面对空白，人们所感受到的不是迷茫，而是盲目乐观——这个社会一切的边界都已经消失，成为一个奇怪的完全开放的状态，这种开放并不是指政治自由，而是指个体感到自己的生活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因此，世界出现了无数的可能性，人们在心理层面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恋物”（fetish）状态，而且是对未来本身的迷恋。一大群人一起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用姜文的话说：“爱穿西装穿西装，爱穿旗袍穿旗袍。”这并不单单指涉个体行为，而且指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期许：穿上西装的，会认为自己真的变成了一个西方人——无论自己的肤色、长相、讲什么语言，只要穿上西装，其他人就应当把我当作西方人，因为一个新社会来了，不再是社会决定个人，而是个人决定社会。
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之下，马走日变成了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他的原型阎瑞生其实也已经充分具有这样的特质：出身卑微，头脑聪明，好赌，好投机，善于察言观色，像变色龙，在上层社会混得如鱼得水。姜文强调马走日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自知”：“那个时候，整个大时代都是那样，个体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冒险。”事实上，他觉得“《一步之遥》拍得还很不够，不够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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