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在中国，上百年的故事为何常读常新？
首播于2009年的电视剧《爱情公寓》再度引发讨论，是因为一个名叫宛瑜的配角。宛瑜是林氏银行的千金，为抗拒家族联姻阴差阳错地来到爱情公寓，与高学历海归展博相恋。但她又因认为“在我安定下来找到一个适合的终生伴侣之前，我得先找到我自己”，选择脱下婚纱、留下分手信，远走巴塞罗那。宛瑜关门离开爱情公寓的情节曾被观众认为是《爱情公寓》第三部的败笔，却在十多年后的社交网络上衍生出“宛瑜文学”。女性观众以“亲爱的宛瑜”为开头，分享她们“质疑宛瑜、理解宛瑜、成为宛瑜”的心路历程。
熟悉文学史的观众不难从这个情节联想到千万出走女性的叙事原型——《玩偶之家》（在中国又称《娜拉》）的女主角娜拉。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这部代表作中，娜拉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她发觉八年婚姻只是儿戏，丈夫不过视自己为没有意志的“玩偶”，于是决心先“教育自己”以“做一个人”，便舍弃三个孩子与丈夫，飘然离去。剧终，“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
1879年，《娜拉》在哥本哈根首演中第二幕的塔兰泰拉舞（tarantelle）。受访者供图
《玩偶之家》在1879年横空出世或许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性别政治事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将娜拉称为“全球范围内女性为自由和平等抗争的一个象征”。它的影响于20世纪初波及东亚地区。1918年，新文化运动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刊发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在其中以“娜拉”为主角，号召五四新青年们反抗家庭专制、张扬个人主义，娜拉由此成为五四的新人理想形象。
时至今日，娜拉更是作为“出走女性”的象征，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语汇中。这个西方剧作的女主角，究竟为何得以在民国至今的中国社会，引发如此多讨论且持续发挥影响？
娜拉到中国
20世纪初，南京磨风艺社公演《娜拉》剧照。受访者供图
1914年，上海“春柳社”成员陆镜若（1885-1915）等人首次公演《玩偶之家》，可观众对该剧的反响平平。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观众而言，“话剧”这一艺术形式亦属于一个新奇的舶来品。此后，除了曹禺以男扮女装的形式先后在南开新剧团和清华大学剧社出演过两次《玩偶之家》，该剧从戏剧舞台淡出了很长一段时间。
它真正被中国大众接受是在1935年。当年年初，南京磨风艺社演出该剧颇受好评，但女主角王光珍因扮演娜拉而遭其任职学校解聘，王光珍刊文表达不满，得到众多进步知识分子声援。“娜拉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也再度打响了《娜拉》的名气，致使该年各地公演《娜拉》的次数相当频繁，1935年也因此被《申报》称为“娜拉年”，该报称“各地上演该剧的记录六千数十起”。
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张春田在《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中的考证，这是个明显夸大的数字，有为即将上演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版《娜拉》造势的意思。1935年6月27日-29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公演确实非常轰动。《申报本埠曾刊》连续数日刊登此剧广告，26日的广告中称：“看娜拉是男女恋爱经的先决问题；看娜拉是家庭障碍物的消减良剂。”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慧琦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偶然从史料中发现娜拉对民国社会发挥过重要影响，但这段历史却语焉不详。她以“娜拉”为题作博士论文，并于2003年出版《“娜拉”在中国》一书。许慧琦在回复南方周末的采访邮件中称：“我发现考察娜拉在中国的形象演变轨迹，允许我探索中外思想的互涉，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女性发展、两性关系与性别文化。”
1879年12月21日，《玩偶之家》于哥本哈根皇家剧院举行世界首演，获得空前成功。此剧在欧洲各国的演出均成为关注焦点，娜拉在剧中放弃母职的抉择是欧洲文艺界争执不休的重点之一，该剧也屡次因结局有违当时欧洲的社会道德规范而波折丛生。许慧琦注意到，相较于欧美大众大多在剧场中直接接触了解娜拉，中国大众多以读者的身份间接接触或理解娜拉——由于接触途径的这种差异，中国社会对《玩偶之家》及娜拉表现的理解基本上被进步男性文化精英所主导。
在这个过程中，娜拉的原本意涵被悄然改写。
许慧琦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一个此前较少被学者注意到的观点——娜拉在五四中国最初是一个被投射、被青年男女效法的形象。“我把那个形象塑造的策略称为‘去性化’，也就是看似男女平等，实则忽略女性条件需求而以男人为人类原型的思维。我的旧版（《“娜拉”在中国》）阐释了这个形象的塑造过程，并说明它很快就随着五四女子解放运动热潮，成为新女性形象。”
2023年夏，为了大陆简体中文版的出版，许慧琦决定对写于二十余年前的《“娜拉”在中国》进行修改。时隔多年重读旧版，她发现，对于娜拉从五四到1930年代出现不同形象的历史发展，书中并未提供较为清楚或系统的诠释。事实上，经过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转译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娜拉出走”的故事内核出现了耐人寻味的重心偏移：“娜拉”从走出“夫”家离开婚姻变成了走出“父”家自由恋爱；“娜拉”也从追求个人自由、恋爱和读书而出走转向为爱国、为民族复兴和社会革命而出走。
张春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查阅五四史料时他发现，女性解放得到了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梁漱溟等五四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里，这是一个缺乏关照的现象：娜拉（或出走女性）成为一个重要的书写主题，乃至成为一个弥散性的、引起高度关注的普遍性社会议题，在文学、戏剧、评论、媒体报道中被反复讨论。他在硕士论文中详述了这个现象的来龙去脉，并于2013年出版了《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一书。
张春田注意到，与今人所谈的性别议题不同，五四知识分子普遍将女性解放与个人解放、现代自我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把娜拉从与丈夫的小家庭中出走，改写为从父母的封建大家庭中出走，这个改写是很关键的、符合时代状况和中国语境的，可能也是这些男性知识分子的某种无意识。”
《玩偶之家》的剧本并未给学生时代的张春田留下太深印象，如今重读《玩偶之家》，他发觉易卜生在剧中留下了非常大的阐释空间。这部剧的实质是把现代社会对性别分工的理解问题化，而这种问题意识与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男性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女性为家庭提供家务劳动和情感保障，这种性别分工是现代性家庭的框架或模板。易卜生已经感受到它存在某些问题了——现代性在北欧社会已经兴起，人们可以自由恋爱、结婚，但在自由婚姻结缔的家庭里依然有问题。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进入现代性，连自由恋爱都没有，都是包办婚姻，所以当娜拉被介绍进来时，她鼓励的出走是从父母之家中出走。”
借用韩国学者张庆燮提出的概念，五四中国在剧烈变动中亦如当代韩国那般经历了“压缩现代性”——“传统+现代+后现代”问题并存，“本土+西方+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混杂。张春田指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始于晚清，时人为救亡图存提出女性是国民之母，亟需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到民国初期，“贤妻良母主义”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公共舆论界颇为盛行，从报纸杂志到鸳鸯蝴蝶派小说，理想女性形象被打造为有知识文化、通过自由恋爱建立家庭、能够与丈夫平等相处的女性，这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想象是一致的。
在张春田看来，五四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里，一代知识分子提出“启蒙自己”、用理性独立判断社会的一切纲常伦理，由此在性别问题上反映出某种超越“贤妻良母主义”的新面向。这种更加激进的论述方向集中体现在译介上。《新青年》在历史上只刊发过几次专号，其中就有性别议题的“易卜生专号”。胡适在“易卜生专号”中撰文提出“易卜生主义”，号召年轻人“救出自己”，并在次年创作的话剧《终身大事》中通过讲述中产家庭独生女田亚梅为争取婚姻自主而离家出走的故事再度阐发这一观点。
“娜拉在五四时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仅仅因为《玩偶之家》写出了婚姻中的困境和复杂性，它其实是把一个人在社会场域中的困境和所要争取的权利的问题凸显出来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五四的最强音。比家庭、国家成员身份更重要的，是自我。”张春田说。
除了鲁迅之外，认同女性解放的知识分子群体将性别问题更多的面向——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带入到讨论之中。“第四阶级女性”即劳工阶层女性的权利问题与中产女性的权利问题的异同、中国式女性解放与西方式女性解放的路径差异、离婚自由是对女性的保护还是对随意玩弄和抛弃女性的男性的保护、婚姻是否两性关系的唯一形式，是否反而束缚了两性的平等解放、女性能否为了职业放弃家庭等问题，皆引发过激烈辩论。在张春田看来，这些百年前被争论或无意识触及的问题与分歧，在今天的性别议题论辩中依然存在，“今天我们用各种性别理论把这些问题明确化了，比如母职、妻职。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述，但其实这些问题都触及了。”
在张春田看来，从今人的视角批评译介娜拉的男性知识分子无法超脱主导话语的影响，是一种苛责：“第一，娜拉翻译到中国的时段确实是中国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阶段，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溢出时代主潮，是困难的；第二，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民族国家、平权解放话语，至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男性与女性作家在娜拉出走的话题下发出了多元的声音。”
娜拉归来
2024年在中国巡演的话剧《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中的娜拉（左，卢靖姗饰）与丈夫托尔瓦（右）。受访者供图
在性别意识空前高涨的当下，女性从亲密关系中出走的叙事近年来在中文舆论场中屡见不鲜，“娜拉出走”的意象被一次次提及。因婚姻破裂而出走的58岁旅游博主苏敏被誉为“中国版娜拉”，她的故事被改编拍摄为电影《出走的决心》，截至目前豆瓣评分8.6；电视剧《爱情公寓》中的角色宛瑜在十多年后再次在中文互联网内被热议，她在婚前离开男友远走巴塞罗那的举动得到了当下年轻人的认可；《再见爱人》成为近年来讨论度最高的情感综艺节目之一……
由周可执导、章子怡监制、卢靖姗主演的《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目前正在国内巡演。2017年，美国剧作家卢卡斯·纳斯在这部剧中为娜拉续写了新的人生，让她回到家中，激发出更具当下性的思辨。
在这部“续集”中，娜拉成为了一名畅销书作家，用她的人生故事激励了许多女性读者。一位法官的妻子因读了她的书提出离婚，恼羞成怒的法官找到娜拉，以她没有离婚证明涉嫌诈骗为把柄威胁。于是时隔十五年，娜拉不得不回到她离开的那个家，向丈夫托尔瓦（即原著中的郝尔茂）求取离婚证明。
编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周可执导过许多种类的戏剧，对话剧情有独钟，“除了娱乐性和宣教功能之外，话剧在思辨性上是其他所有剧种无法达到的。只有话剧能够像拿着一个榔头敲你。”吸引她把《玩偶之家2》搬上中国舞台的，是这部剧强烈的“论坛剧”气质，“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各方带着各自的立场辩护，这很像古希腊的戏剧传统——真理不辩不明”。
《玩偶之家2》的剧情围绕着娜拉与丈夫、奶妈和女儿的三段对话展开，剧作家聚焦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冲突，让四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成长背景的立场下，对婚姻、自由、家庭责任展开讨论。观众将听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不断在观点间犹豫、摇摆。
与原作中观众几乎一边倒地将同情理解倾注于娜拉不同，《玩偶之家2》呈现出“娜拉出走”在不同当事者视角下的意义。娜拉离家后，照料的责任全部落在了奶妈安娜身上，娜拉功成名就，回来帮助安娜的方式是提出给对方买房，无意间在这段关系中复制了上位者与下位者的权力关系；女儿艾美因缺乏母爱渴望完满家庭，迫不及待想走进婚姻；托尔瓦则认为，娜拉的出走不是真正的勇敢，“更难的是留下来跟我一起共渡难关，你选择了一条容易的路，还假装自己很坚强”。
剧末，娜拉与托尔瓦爆发了全剧最激烈的争吵。托尔瓦以牺牲自身名誉的代价拿到了离婚证明，他认为自己经过了15年也在进步，不希望在死后被人们认为是娜拉书中所写的那种丈夫。而此时的娜拉经过与女儿的对话，又突破了原来的认知束缚，继续往前走了——她意识到15年后的社会仍然没有进步多少，女方无法像男方一样无条件提出离婚，遵循这样的规则是荒谬的。她需要做的，不是向丈夫求取离婚证明，而是与这一不合理的制度抗争，为女儿争取到在婚姻不幸时主动离开的权利。
百余年前冒犯《玩偶之家》观众的某些东西依然在刺痛今天的一些人。周可告诉南方周末，为女主角娜拉选角时，遭遇过一些女演员的拒绝，因为她们不能接受出演一个抛弃了三个孩子的失职母亲。每当演到娜拉与托尔瓦爆发激烈争吵的那场戏时，周可能感受到现场一些男性观众的不满，她笑称不难想象他们的内心活动：“人家把离婚证明给你开来了，你居然又不要了，你怎么那么作？”《玩偶之家2》在北京演出期间，曾有一位男观众在观众群中质疑“这个戏怎么过审的”，把娜拉的再次离家理解为“她在外面谈了那么多恋爱，搞了那么多男人，当然不想回家了”。群里的女观众在他的长篇大论下回复：大清早就亡了，睁眼看看世界吧。
根据许慧琦对她课上女大学生的观察，如今的青年知识女性——无论来自台湾或大陆——都逐渐展现出不愿受家庭甚至爱情羁绊的独立意识，她们对近代中国妇女、性别史课程中涉及的独身或节育等话题展现出高度兴趣。“但很有趣的是，她们今日普遍对‘独身’的认知，很不同于民国时期对该词汇的界定。百年前，人们所理解的独身，是既不结婚，也没有感情或性生活。如今人们所谓的‘独身’，多半指不结婚，但并不限制是否有感情或性关系。我接触的女大学生，普遍对婚姻家庭抱持程度不等的抗拒心态。”
她也观察到了年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矛盾在加剧并为此感到忧虑：“当代社会，女性越在社会上有成就，男性就越感到焦虑。尤其部分年轻男性，既无机会享受父祖辈可能在家中还保有的相对性别优势，还得面对女性在学校与职场各种公共场域的种种竞争。他们的仇女或厌女心态，不期然滋生蔓延。年轻女性不甘示弱，双方经常在社交平台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很遗憾地，我不认为这些发展，对两性理解或探索自我，有太多帮助。”
2024年1月，《金融时报》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全球性的性别分化正在出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钱岳的研究佐证了上述报道。她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近几十年来，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平等思想对女性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性别意识的分化也与社会中的性别隔离和性别本质主义盛行密切相关。“在一个高度性别隔离的社会，男性和女性的大学专业、工作、生活都很少有机会能重叠，这会加剧男女的差异。性别本质主义认为，男性和女性存在内在本质差异，具有不同的兴趣、强项和价值观，这种社会文化也会帮助内化和合理化很多性别不平等。”钱岳还认为，男性作为整体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没有很大的动力去改变现状，因而更有可能抱持长久存在的、对他们更有利的思想。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扬长期研究全球家庭与职场的变革与不平等状况。在他看来，男性的性别平等意识落后于女性的状况，源于性别革命未能完整颠覆性别结构。他还认为，近几年全球疫情所导致的照护需求激增和经济危机，以及国际关系危机都加重了结构性的性别平等阻碍。
娜拉之后悠悠百年，娜拉来到中国，剧烈震荡中国人的心灵，召唤出五四一代青年男女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竞争。但女性要像易卜生所期许的娜拉那样“做自己”，依然面临着各种阻力。
张春田注意到，近年来女性主义思潮兴起带来了观念上的进步，人们开始看到了女性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家务劳动，“情绪劳动”这一较新的概念也进入了公众视野。“女性被要求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要永远温柔——在这一点上当下与传统是一样的。问题是，女性自己的情绪谁来安慰呢？女性提供了爱、关心与照顾，但谁来给她爱、关心和照顾？这个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提出来。”
娜拉的形象为何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她的出走为何既让人激动，又让人困惑？在张春田看来，娜拉折射出现代社会不断遭遇的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是现代核心家庭的困境：一夫一妻通过自由恋爱缔结婚姻是现代性所追求和塑造的一种家庭模式，它附属于一个更大的现代性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紧密相连。
美国历史学家史蒂芬妮·孔茨在《为爱成婚》一书中指出，两个世纪以来经济、政治和人口繁衍模式上的细微变化触发了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一系列震动，在自主选择的大环境下，现代婚姻的维系不再能遵循传统婚姻的老路。孔茨认为，由于社会依然假定男性养家是常态——工作政策、学校安排和社会事业都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实现平等的两性关系变得极为困难，造成了两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20世纪末开始，社会学家发现美国女性对婚姻和生育的看法比男性更审慎。
第二个困境是自我的困境。张春田认为，当娜拉喊出“我不是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我是我自己”时，这个萌发的现代自我要靠什么观念或物质条件来充实，不仅易卜生没有回答，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我们依然在思考、探索。“易卜生向我们抛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每个现代人，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在这个世界上要如何真正地找到自我？如何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当这个他者是你最亲密的爱人，你要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处理自我和他者的界限？”
二十多年后再次回顾“娜拉在中国”的历史，许慧琦意识到要真正解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需要切实改变家务及养育的性别分工，通过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解构两极化的性别气质，根除普遍存在的男性本位价值观。她心中的理想社会，不止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更是一个生理性征、社会性别与角色身份再无优劣高下之分，甚至可以随着人生境遇的变化而流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让所有人都能够遵循本心而活，更少顾虑地建立亲密关系、组织家庭。“如果让国家政策、政府立法、教育体制、舆论导向、职场文化、同僚交往、亲密关系与亲子互动，共同解构刻板性别影响及男性特质优势，恐怕是不论怎样的新‘生产-再生产’机制，都得面对并解决的难题。”
娜拉与托尔瓦爆发的激烈冲突是周可在《玩偶之家2》中最喜欢的桥段。当所有的情绪爆发和口不择言告一段落，二人瘫坐在地上时，托尔瓦突然说，我不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交流——我过去对你是那么的熟悉，但现在我觉得我怎么做都是错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定要这么难吗？周可觉得，当托尔瓦放下男性傲慢与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示弱、去袒露内心困惑的时候，托尔瓦与娜拉之间的平等交谈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
“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困难的。但沟通的前提是我们真的要平等，不带任何预设、不贴标签、不去评判。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撒谎，说着完全违心的话，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我要说，还是谁告诉我这么说的。我觉得这是全剧最有价值的地方——最后，他们完成了一次平淡无奇但是充满意义的交流。”她说。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林子人
责编 刘悠翔
网址：“娜拉出走”在中国，上百年的故事为何常读常新？ http://c.mxgxt.com/news/view/401177
相关内容
周可×张春田×林子人：出走百年，再谈娜拉当年的欧阳娜娜怎么出道的，揭秘背后心酸的故事
一部中年“娜拉”的荣辱录，鲁奖得主尹学芸新作《生死结》出版
中国女排与女足的两大明星：张常宁和赵丽娜，颜值与实力并存的背后故事
《蜡笔小新》中的纯纯之爱：小新和娜娜子的故事
《弗兰肯斯坦》问世二百年：“鬼故事”是如何成为经典的
被看见的“中年娜拉”——《生死结》分享会在沪举行
旧书常诵出新意，俗见尽除为雅人
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百年诞辰：从常香玉到常派艺术的传承
新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辞典》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