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苏有朋眼中的北京大妈

苏有朋时常和王素平她们一起唱歌跳舞、学抖空竹。对于与普通人相处融洽这件事，苏有朋颇为得意：“我的团队低估了我的亲和力。”（剧组供图/图）

大妈是一个中国现象。甚至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叫dama。

起初我觉得她们很怪异，跳一些奇怪的舞，创造一些奇怪的世界纪录，音乐也不合时宜，可她们自得其乐。

我们习惯给某些群体戴帽子，但我想讲讲她们的故事。——苏有朋

在第52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苏有朋颁出去两个奖，却没拿到自己那个。

因为电影《左耳》，苏有朋获得最佳新导演奖提名。剧组有个微信群，开奖前大家纷纷打气，撺掇他：“得了奖赶紧发红包”。不过，“大家都在等着收钱，结果没收到钱”。

苏有朋对《左耳》有自己的判断：“其实没有那么糟，被水军刷低了一点，当然也没那么好。”他想把《左耳》拍出些深度，不只讲少女心，但是“它就长成这个德性，我尽力了”。

他很想看看贵州籍导演毕赣最终得奖的那部《路边野餐》，“听说有很厉害的长镜头”，但因为是部小众电影，至今这部片子还没能在大陆公映。

典礼过去近四个月，在此期间，苏有朋接拍了东野圭吾侦探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的中文电影，又完成了一部讲述普通北京大妈故事的纪录短片《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妈》。后者是由香港国际电影节邀约的“命题作文”：主题为“美好”，形式自由，片长20分钟，预算8万美元，拍摄时长三个月。这也是2016年度“大师微电影”中的一部，另外三部，分别由贾樟柯、关锦鹏与“贞子之父”中田秀夫执导。

苏有朋对“大妈”的兴趣由来已久。“对你们来讲，大妈很正常，但在外地，这是一个中国现象。甚至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叫dama。我是外地人，虽然在内地待得比较久，但看这件事的视角，肯定有一些不一样。”2016年3月16日，苏有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在那前一天，他试了几个小时的西装，准备在3月20日好友吴奇隆与刘诗诗的婚礼上做伴郎。作为外地人，他最想用这部短片做的事情是“摘帽子”：“我们习惯给某些群体戴帽子，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让大家多一些了解。”

2016年3月23日，《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妈》在香港电影节首映。

“我的团队低估了我的亲和力”

其实在拍《左耳》的时候，苏有朋就运用了“大妈”元素。影片里，一个小镇的市民广场上，篮球少年们好勇斗狠，一边的大妈们在快乐地跳广场舞。

那时，苏有朋对大妈只是“比较外围的了解”：“我觉得她们怪异，跳一些奇怪的舞，创造一些奇怪的世界纪录。音乐有时好像不合时宜，可是自得其乐。”在他眼里，“不在乎别人眼光”是大妈们最与众不同之处。他猜想，跳舞也许是大妈的精神寄托。

苏有朋身边没有“大妈”，但他的妈妈也到了“大妈”的年纪。妈妈为了身体健康，参加了一个自行车队，经常沿着台湾的河堤步道骑行。“她们一次可以骑很长的距离。我妈妈现在变得很精瘦，体重很低。”苏有朋对南方周末记者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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