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曾拉黑了2000人 郭德纲徒弟讲述德云社的师徒故事

管理

　　2011年之前的德云社以管理混乱而出名——演员不打招呼接外活，节目单安排随意，接连不断的内讧与出走。这种情况在后来有所好转：员工需签订严格的合同，接外活需要报备并按二八与德云社分成；划分多个演出队，给队长极大的权限；成立管委会与艺委会，分管人事与舞台表演。

　　但这种管理的规范化，并未为演员的收入带来太大的改变。接私活的机会几乎没有了，申报程序形同虚设，有人嫌麻烦，宁可不再接活，有人冒着停场甚至清门的风险偷偷出工。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成熟演员的场份仍维持在150元。如果按每月演满32场，横向比较起来，比其他相声团体要略丰厚。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不是每对搭档都能排满场次，而且一旦得罪了负责排班的队长，场次可能大幅减少。

　　按照相声传统，剧场都会定出每场票房底限，一旦没有达到，除了攒底儿的角儿，其他演员只能拿半份场份（该制度在近两年取消）。“那会儿天桥（剧场）基本上都能拿150的，三里屯（剧场）一多半，湖广（剧场）一小半，张一元（剧场），全军覆没。”一位徒弟回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愿意去外地分社演出，因为票房、工资是整份，还有两周500元的伙食补助。

　　某些现代企业的通用原则同样适用德云社。演员之间严禁谈论收入——虽然这都是心照不宣的。旧式规矩不是这样的。“我见过所有老先生跟我说的都是，后台谁挣多少钱，大伙儿必须都知道。为了刺激演员个人提高艺术水平。”一位徒弟对记者说，“过去演出是计时收费，这一笸箩往这儿一放，买竹牌，我今儿想听三段相声，买三个，想听四段，买四个。”

　　演员多数签的是经纪约，德云社原则上无需上社保。一位娱乐行业经纪人告诉记者，一般艺人经纪约固然有独家代理的条款，但同时有保底承诺。“比如今年我给你开两部戏，或者给你推一个真人秀，我要承诺你今年的收入在多少多少以上。”她说。

　　“我那阵儿拿一个月工资，两千四五，两千五六，没超过三千。” 戴九安说。郭鹤鸣说，2012—2013年，他的平均月薪算下来在2800元。不平衡心理很容易产生。“在一个单位干了七到八年左右了，还挣一最低工资，你乐意吗？而且你面临的是成家立业，面临的是买房买车。”他一度在天坛公园找了个祭祀表演的工作，以提高收入，及至2014年底，经多番交涉，郭德纲允许，脱离了德云社。

　　至于郭德纲后来如何与他交恶，谁也说不清楚。评书剧场收入微薄，但靠着去中小学开快板课、网上售卖评书录音，郭鹤鸣如今在北京买了房。“我要混得特惨的话，他不会恨我的。”他说。

　　德云社从未引入职业经理人。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都是郭夫人王惠。岳云鹏的经纪人、郭德纲的小舅子王俣钦说：“郭老师和郭夫人，他们两个人全面都抓。那底下就三四个高管，再底下就是老百姓了。”主要行使管理职权的是一个叫刘鹤英的徒弟，除了副总经理，他还兼任法务部、人事部的经理。

　　现在对外用回本名刘佳的刘鹤英，在鹤字科甚至不是排名靠前的那几个，但因为以前在企业里做过管理，比较能干，慢慢被委以重用。“因为我们这个行有师承关系，所以好多事并不是外面请个白领来，你就能给我管好的。”王俣钦说，“正常的公司你不能越级吧，但是我们这里不行，照样能把你跳过去，直接找师父，因为他是我爹，你根本就拦不了我。”

　　人事制度上，郭德纲有看起来极为任性草率的一面。孙越与岳云鹏搭档前，曾属于一个名叫艺馨社的相声团体，他第一次参与德云社商演是在郑州。那个晚上，他与郭氏夫妇、于谦坐下来聊天，说到艺馨社尚处于亏损，从业不易。“胖子你也别这么折腾了，你就归到我德云社不就完了。”郭德纲说。“哥，我过来没问题，我手里头还十几个师兄弟呢。”孙越说。

　　据孙越向记者回忆，郭德纲没有接话。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分钟，郭德纲开口了：“这么着吧，你来我全接收得了。”就在这个晚上，艺馨社全员的命运就被定了下来。最初，郭德纲不过想为准备力捧的岳云鹏身边添一名搭档，然后，他一下接纳了一支队伍。他既然答应了，就要给这些人提供舞台。翟国强、刘喆等人如今已是德云社的主力演员，但放在当初看，郭德纲的决定绝非审慎。

　　人们很容易忽略，作为统领着一个几百人团队的班主，如何分配利益、让每一个人都开心是非常困难的挑战。2008年，德云社组织出国商演——商演是肥差，演员酬劳动辄几千上万，但也需要能挑大梁的人。赵云侠已经办好护照，郭德纲劝他把机会让给后加入德云社的谢金。赵云侠答应了，“我师父都得照顾到，别到时候显着好像咱净顾着徒弟。”

　　班主有着极具情义的一面。据王俣钦说，德云社有五六位老先生，如今已无法登台，郭德纲每月给每人发两万元，因为他们曾有恩于德云社，他在报恩。

　　他尽力照顾身边的人，但还有很多人是他照顾不到的。“我跟我师父这么多年没有说过超过20句话。”戴九安说，“我敢说九字科、霄字科，很多都是苦孩子，但是没有人去管他们，都是自己去租房。之前三年，不会给你一毛钱，都得是家里支持，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我感觉这像一种融资。”

　　商业而言，德云社取得巨大成功，下辖9支演出队，2016年小剧场演出3000余场，5000人以上商演111场。它正在走向更大的成功。与之一起到来的，是相声的复兴。人们睡前的耳塞里播放着郭德纲。去德云社听相声成为一种时尚，买票，鼓掌，噫。纽约、巴黎、墨尔本，曾被冷落的艺术走向世界。在中日邦交恢复45周年之际，他将要去的下一站是东京。

　　郭德纲更倾向于将德云社表述为一种关系，而非一门生意。他认为自己不懂商业，采访中，他用一种容易招致挑战的绝对语态说：“我对钱没有概念，所以说有时候一聊天，谁说郭德纲克扣谁谁钱，我说这就是丧尽天良，我还真没拿钱当回事。”

　　一个尊重规矩，并将相声这门衰落的行当以正统方式振兴的师父；一个利用旧式习俗与传统，对徒弟进行道德绑架的师父。辩论可以不断进行下去，取决你站在哪个位置。然而抛开这些，记者与郭德纲的相处里，大概可以素描出他世界的轮廓：他对陌生人随和、客气，那绝不是伪装出来的；他对于相声的热爱；他年轻时的艰难，与来之不易的成功；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怨恨——对待同行，对待“叛徒”，对待过往。

　　他的自传《过得刚好》从某种角度看，是本花式讽刺的微博集锦，你很难找到第二本这样的书，翻开几乎任何一页都能找到冒犯与被冒犯。他在封皮上微笑着，他的文字是幽默的，但书里透着一股无所不在的戾气。相比于赞美，郭德纲更在意的是外界对他的伤害、误解，他会记录于微博（自传里很多内容属于微博汇编），并在日后不断地提起，仿佛那是驱动他前进的燃料。

　　“内奸”事件后，戴九安想关注郭德纲的微博，发现关注不了，他才意识到，被拉黑了。“从6000多万粉丝当中挑出来的，也挺重视我。”他说。

　　他可能自作多情了。这只能证明戴九安跻身郭德纲最讨厌的前2000名网友之列，那是他曾经透露的拉黑数字。

责任编辑：曹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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