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亦敌亦友的贸易：经济外交如何影响出口

发布时间：2024-12-23 02:09

与亦敌亦友的贸易：经济外交如何影响出口

作者：Don Casler，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问题；Matthew Connelly，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史；Raymond Hicks，哥伦比亚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政治机构对经济产出的效用问题。

来源：Don Casler, Matthew Connelly & Raymond Hicks, “Trading with Frenemies: How Economic Diplomacy Affects Expor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8, No.3, 2024.

导读

人们常认为，当政府签署贸易协定后，企业将涌入新市场。而事实上，即使面对正式协议，由于在对象国缺乏前期联系，企业仍面临着显著的不确定性。出口商在同进口商建立合同关系时通常面临着语言和文化障碍，双方还都必须相信他们的货物将会到达，出口方必须能够获得关于他们期望进入市场的可信信息。这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进口方和出口方如何解决进入新市场时的不确定性？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角色转变对解决不确定性的作用，并强调了“超级明星”企业在设定贸易政策和建立贸易模式方面的重要性。尽管诸多文献强调了政府通过正式协议和国际机构便利贸易及投资的作用，但这些文献或明或暗地假设国家主要回应本国出口商的诉求，而并未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因素纳入考量。然而，聚焦跨国公司自由活动的研究倾向不仅低估了政府与某些伙伴开展贸易的战略动机，也低估了中小型企业从贸易中获得的巨大利益。尽管IPE学者倾向于将正式贸易协议及关税水平等高度可视且成本高昂的行为视为政府参与经济交换活动的重点，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行为体的非正式且相对廉价行为同样塑造了贸易伙伴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展现了政府的出口促进行为体及外交人员如何帮助企业解决进入新市场的不确定性。既有研究认为，商业外交尤其帮助了中小企业低成本地获取当地市场情况信息，并以此促进了贸易。但本文认为，政府对贸易活动的帮助是有倾向性的。政府利用商业外交渠道，以符合其更广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方式促进出口。换言之，国家旨在利用经济杠杆，同与本国在地缘政治角度上不一致或存在较高贸易壁垒的国家，构建更紧密的联系。

这一论点兼具政治和经济逻辑。从政治角度出发，贸易是一个政治强权拥有私人和社会成本及利益的标志，这取决于交易对象是谁；从收入视角出发，出口国总是从贸易中获取私人利益，不论其贸易伙伴是谁，并且在同盟国贸易时获取社会利益。后者是由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地缘政治相似国家净福利的增加对出口国而言是积极的动向，而同对手国贸易则是一种净损失。政治立场更为接近国家则是理想的贸易对象，因为同其贸易可以在承担可接受社会成本的同时获取私人利益。鉴于此，相异于既有文献“正式协议及国际机构通过解决‘搁置’问题促进政治差异国家间贸易”的观点，本文认为，商业外交增加了同地缘政治中等程度分歧国家（moderately dissimilar states）之间的贸易。

经济上说，尽管所有国家都存在贸易壁垒，但其中的部分国家更具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商业外交官可以通过将保护主义政策同更广的经济及外交关系联系起来，帮助企业获取原有封闭市场的商业机会。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官员开展的出口促进活动可能会对贸易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相对于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从市场准入中获得边际收益的潜力更大。

本文使用了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国务院同驻世界各地大使馆之间关于促进贸易的往来电报档案，证明了贸易促进活动对于美国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显著积极效应，而对美国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改善则影响甚微。本文进而研究了这些案例中出口增长的可能解释因素，通过对地缘政治相似性和贸易开放度与我们的出口促进措施的交互测量，结果表明，本文的两大论点均成立：在与美国地缘政治差异程度适中、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贸易促进活动对贸易的影响最大。

由此，本文重新审视了常规外交活动的“嘴皮子功夫”如何同更制度化的渠道一同促进贸易。尤其是政府行为体通过收集和协调有关贸易机会的信息流，使感兴趣的进出口商更易获得这些信息。本文的研究结果还凸显了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途径，即各国可以通过渠道开始或扩大贸易关系，以此避免正式协议的执行负担或政治污名。在经济自由化受到民粹主义反弹、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的能力日益受到质疑的今天，商业外交可能是各国通过贸易继续追求其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一种不那么引人注目、因而也越来越有用的途径。

衡量国家在贸易促进中的作用

既有研究未能解决企业如何发起贸易，以及国家有哪些激励措施来减少贸易伙伴不确定性的问题。在企业层面，要发起贸易，就必须克服大量政治和金融阻力。除跨国公司外，并非所有企业都有动力、意识或资源来克服诸多信息和技术障碍。实际上，中小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信息赤字”及“商业联系匮乏”阻止了其参与贸易。

经济角度说，贸易是一种风险活动，跨境贸易伴随着由交易双方时间不一致将导致诸多承诺问题。公司可以依靠其他手段来防范违反合同的风险，但即使是信用证等金融工具也是一种不完善的对冲手段。况且，这也无助于企业在最初寻找合适的贸易伙伴。总而言之，尽管存在一系列旨在便利新贸易关系的政治及市场机制，企业仍然在市场准入方面面临显著的风险和信息困境。

另一方面，国家寻求安全自助且同他国竞争，尤其在经济领域，因而有动机帮助企业降低不确定性。本文认为，国家通过商业外交持续为本国企业寻求新市场，且这些活动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对那些地缘政治上同本国不相似且缺乏经济开放的贸易伙伴而言最为明显。

商业外交的理论

本文认为，政府既有动机也有手段来帮助企业克服贸易不确定性。贸易，特别是出口，长期被视为是一国扩大其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途径——出口可以提升国内企业的利润，并且使国家得以实现战略性地缘政治目标。非正式和正式机构均在降低政策和金融摩擦方面扮演着关键作用，同时使得政府得以推进其目标。尽管个体层面的互动很重要，但由于其制度化程度较低，因而在实践中往往难以精确观察。像驻外大使这样的政府行为体，在同东道国政府开展双边外交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时，有着重大且广泛的权力。例如，在经济外交的权限下，美国驻外使团的首脑在法律上“以促进美国商品及服务为主要职责”，但却在如何实现这一职责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鉴于此，商务外交官员在当地出口机会和寻求填补这些机会的本国企业之间提供了关键的联系纽带。本文以为，出口促进活动的贸易增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显著。同美国相比，这些国家表现出较为适度的地缘政治差异水平和较低的经济开放度。

首先，出口促进对发展中国家更有效的原因在于有关市场情况的知识在发展中国家更难获取。有至少两种方式可以测量一国发展水平对该国贸易伙伴关系的影响。首先，贸易引力模型的关键假设是，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距离测量“远近”，还可以通过收入水平及总需求的相似水平。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更可能拥有相似的消费倾向，因而更可能相互交换不同但相似的产品。这些互动的量对于构建关于贸易伙伴经济和市场情况基本知识水平非常重要。

其次，尽管发达国家在关贸总协定（GATT）框架下致力于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但发展中国家往往被排除在外。通过提供双边关税削减和解决争端的论坛，GATT使得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市场状况的知识交流制度化，这种交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是没有先例的。对发达国家而言，这种知识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容易地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或拓展既有的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此类信息的相对缺乏使得企业更难找到和评估此类机会。

因而，发展水平影响着出口促进的开始反映了，发达国家之间往往存在更坚实的贸易基础。对发达国家之间而言，贸易促进对出口的边际效应较低，因为它更可能是多余的，或者被正式的制度性结构所替代。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促进政策的边际效应更高。

假设1：相较于发达国家，贸易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影响更大。

对发展中国家之间，本文提供了两种互补的逻辑以解释经济外交在何种情况下最能影响出口。从政治角度，出口国旨在最小化与贸易相关的安全外部性，它们源自任何特定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倾向。一方面，在同盟国贸易时，国家通常实现纯粹的收益：因为盟国往往共享地缘政治偏好，盟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既有私人利益也有社会效应。换言之，同盟国进行贸易往往产生绝对收益，同时最小化对相对收益的担忧。另一方面，在同敌对国家贸易时，国家面临着明显的损失。尽管同敌对国家贸易也将获取绝对收益，但可能（因对方对出口国怀有恶意而）带来相对损失，因而从安全角度看是净负收益。

本文认为，出口促进对同本国有着中等程度差异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影响最大。这些国家既非盟友亦非对手，但仍表现出同出口国适度的地缘政治距离。若商业外交的核心功能包含提供商业机会信息，则中等程度差异的国家可能代表着增加经济贸易的更有吸引力的位置。第一，在中等程度差异国家内，潜在机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在可接受的社会成本范围内以平衡，因为非敌对国通过贸易获得利益以增强军事力量的行为对出口国不构成明显威胁。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成本甚至可能转化为社会收益：在寻求安全的过程中，国家试图尽可能多地同他国改善关系，而贸易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通往和平双边关系的主要途径。第二，潜在的私人利益可能很大，尤其是从较低或此前没有的贸易水平开始时。尽管本文假设商务外交官不断寻找此类机会，本文同时也预期其活动在私人从所提供信息中获得潜在利益最大的国家内影响力最大。

商业外交的一个核心效用是，利用经济外交的相互促进作用，与一些既非出口国外交通常范围，但又不太遥远的国家之间构建更紧密的政治联系。官方条约往往解决的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取向的国家之间的“搁置”问题。而在主要障碍是信息不对称而非地缘政治利益差异的情况下，出口促进政策可以在中等程度差异的国家发挥类似的效用。

假设2：相较较低或较高地缘政治差异的国家，贸易促进政策对中等程度地缘政治差异国家的出口影响更大。

从经济的角度看，国家通常鼓励其贸易伙伴降低或取消贸易障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在贸易上普遍较为封闭，因而如果其领导人愿意放松限制，允许外国产品和服务进入，这些国家就代表了潜在的市场机会。与地缘政治差异的情况不同，此处较少涉及市场信息匮乏，而更多是关于外国企业运营的法律限制。面对东道国保护本国生产者的鼓励性措施，这些障碍可能相对难以克服。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完全封闭经济交流的国家甚至可能不允许或邀请外国外交官居住在那里。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即使在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出口促进官员亦可以将东道国的贸易限制性措施同更广泛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干预。

经济外交的另一重要效应，是促使东道国政府改变维持实质性贸易壁垒的政策，转而以更广泛的双边动态视角审视贸易，进而制定更有利于东道国政府利益的政策。在同等条件下，出口促进活动在那些有着较大自贸障碍的国家中可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当从较高而非较低的贸易保护主义水平开始时，通过市场准入逐步改善所能实现的边际收益更显著。

假设3：相较市场壁垒更低的地方，壁垒更高的地方贸易促进政策对出口的效用更大。

总而言之，本文认为，出口促进政策通过解决关键信息问题并通过将单一商业问题同更广的外交关系联系起来，从而改善出口企业的政策和财务摩擦问题。因为这些市场失败可能在那些地理政治上不同或经济上不够自由的国家中更为严重。而且，由于商业外交往往存在地缘政治动机，我们预期到将在此类情形下观察到贸易促进政策对出口的最大效用。通过联系本国出口商与东道国企业及政府买家，出口促进官员提供了启动和维持有政治意识贸易的必要联系。

数据及方法

本文利用了超过三百万份近期公开的1973年至1979年间美国国务院总部与海外使馆之间的通讯记录数据，以测量本文的自变量：美国的进口促进。本文的因变量使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74年至1979年的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取美国对不同国家出口的对数。由于本文估计的是引力模型，本文从CEPII的引力数据中搜集了相关指标，包括连续性、官方共同语言、殖民关系、距离的对数、进口国的GATT成员资格，以及进口国的GDP对数。当我们包括国家修正效应时，连续性、语言、殖民关系和距离等变量将被从模型中剔除。

本文以两种方式衡量地缘政治相似性，二者均来自联大（UNGA）投票数据。第一个方式是理想点差异，基于两国的投票情况测量历年两国理想点之间的绝对差。分值范围从0-4.7，数值越大表示两国政府理想点之间的差异越大。第二个方式是一致性，测量两国投票模式的相似性。这一变量的取值范围从0.06到0.90，值越大表明偏好越相似。最后，本文在所有模型中加入了进口国的polity2得分，以此衡量民主国家之间贸易更多的事实。

本文还利用弗雷泽研究所的两组指标测量经济自由程度。其一是整体经济自由指数，这一指标由政府规模、财产权、货币、贸易和规制情况构成。其二是贸易自由度指数。

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显示，出口促进仅同出口增加正相关，而非进口。这意味着不存在遗漏变量偏差问题。

在发达国家，贸易推广对出口最多只有边际上的正向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当大使馆积极参与贸易推广时，出口会有显著增加。

本文的第二个假设表明，贸易伙伴之间的政治距离会影响贸易促进和出口之间的相关性。在每种情况下，贸易促进对出口都有正向且显著影响，而地缘政治相似度的两种度量都不显著。由于预期为曲线效应，本文估计了贸易促进及地缘政治相似性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缘政治相似性的平方值，使得这种关系呈现预期的倒U形。结果表明，对于与美国相似或高度不同的国家，贸易促进对出口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但对那些中等程度差异的国家，或者对于那些美国可能有动机改善关系的国家，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根据本文的第三个假设，在贸易自由度低的国家，出口促进应该有最大的效用。在四个模型中，贸易促进变量都呈现正向显著性。同时，经济自由度的总体水平或贸易自由度和出口之间并未显示显著关系。但二者均同投资促进表现出负向的显著关系，表明经济开放程度越低的国家出口增长幅度越大。图表三表明，贸易促进对出口的最强效应发生在经济自由变量的最小值上。当经济壁垒高时，出口促进的效用最大，而当壁垒低时效果较小。

结论

本文认为，学界低估了国家对发展和维护贸易关系的作用。鉴于贸易本身的风险，出口企业需要一种可信方式来对冲承诺问题。与此同时，寻求安全和繁荣的国家利用贸易关系实现地缘政治目的。国家持续地促进其出口商的利益，但似乎与那些处于其政治和经济轨道边缘的贸易伙伴的促进活动最为有效。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出口促进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更大的效用。在发展中国家中，那些具有适度地缘政治差异和高经济壁垒的国家效果尤其显著。大使馆官员利用其对市场条件的了解以及同海外公司及政府官员的关系，帮助企业绕过壁垒。尤其是，商业外交官提供了在地缘政治上差距较大国家之间信息连续性，同时利用新兴贸易伙伴之间的更广泛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来鼓励更大的贸易自由。鉴于数据的性质，本文无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因果分析，但本文推测这些模式反映了战略行为：美国官员可能推动与这些特定国家的贸易以增强两国关系，因为这样做兼具政治和经济利益。与增加同敌人的贸易不同，后者会通过增强敌人的经济地位而产生社会成本，而与中等程度差异国家的贸易可能使得这些国家追随出口国的路径。

词汇积累

Protectionist

贸易保护主义者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TAs

特惠贸易协定

译者：王星澳，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校对 | 孙溶锴赵伶卓

审核 | 施榕

网址：与亦敌亦友的贸易：经济外交如何影响出口 http://c.mxgxt.com/news/view/429244

上一篇: 《黑粉》曝光新海报朴灿烈袁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