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枪谈编剧话语权：剧集海报缺乏编剧署名，以前会因“背锅”愤怒

【文/观察者网 严珊珊】“10年前，我经常会因为‘背锅’而愤怒，因为愤怒而失控，因为失控而到处‘乱说话’，现在成熟了，我理解一个项目走到最后会经历很多环节，从剧本到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经过表演、剪辑、后期、审查、发行，最后得以播出时，和原始剧本能保持多大程度的一致，确实不太好控制。”

6月26日，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中国电视剧单元评委、编剧王小枪表示，如今的他更愿意信任磨合过的导演。他从亲身经历和行业观察出发，与观察者网等媒体分享了自己对编剧话语权、类型剧“破局”、谍战剧创新等行业难题的看法。

从专栏作家到小说作者，再到写出《功勋（无名英雄于敏）》、轻喜国安剧《对手》、谍战剧《面具》和现实主义题材剧《县委大院》等口碑剧本，医学影像专业出身的编剧王小枪一直没有停下探索类型剧、群像戏的脚步。

他笑称，提到编剧话语权好像在开“诉苦大会”，但是行业的现状无法忽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几天很多平台公布了片单，剧集海报上大多看不到编剧名字”，“就是没有想起来，就是忽略了”。

为什么有些编剧要转行当导演和制片人？王小枪以行业前辈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编剧及制片人）和张挺（《风吹半夏》编剧、《大明风华》导演）举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自己执导和制片至少能控制剧本的呈现不变形，“如果变形了还不好，我就活该挨骂，但如果这个作品不是因为编剧而变形，确实会有些遗憾。”

对于近年来类型剧扎堆、观众出现审美疲劳的现象，王小枪表示，一些涉案剧中正反派角色“脸谱化”是因为只展现了人物的一面，实际上人是多面的，编剧能做的就是为演员和导演提供营养丰富的土壤，让后者有二度创作的空间，“如果你前面的土壤就很薄，可能也结不出什么果实。”

他还向观察者网透露，《对手》“铁三角”——他和导演卢伦常、制片人张海东再度合作，携手演员郭京飞打造的铁路反扒剧《黄雀》正在后期制作阶段，郭京飞在该剧中又挤进了“窝囊废”赛道，但其角色并非真正的“躺平”，而是有烟火气、没有“神探”光环的反扒警察，人物身上的“丧”劲儿透出的是普通人的不易。

6月26日，上海，王小枪与观察者网等媒体对话

以下为群访环节部分问答实录：

问：您有不少作品涉及群像戏，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创作品类，可以分享下您的创作经验吗？

王小枪：从塑造人物来讲，确实是人越多，难度越大。群像戏不像传统的男女主或者大男主、大女主戏，人物笔墨相对平均，不管每个人戏份有多少，都需要编剧在创作前半阶段就下功夫。人物小传数量、采风调研工作量等都会成倍增加。写40个人的故事和写4个人的工作量肯定不一样，而且从剧作角度来讲，任何题材都希望人物丰富立体，哪怕出场时间很短，也应该有这个角色完整的价值观和前史。

根据我的观察，现在群像戏在国内外都是一个创作趋势。从节奏、情节密集度、人物关系复杂性等方面来讲，市场已经不太满足于过去的单线人物关系叙事。在此基础上，编剧写起来确实不太容易，要让笔下的每个人有所不同，确实需要花费很多功夫和心思。

王小枪担任编剧的剧集《功勋》之《无名英雄于敏》单元

问：类型剧也出现了“脸谱化”趋势，反派大多走向“癫狂”，正面人物则是一腔热血，这种人设越来越难引起观众共鸣，您在剧本创作时会如何尽量避免这种问题？

王小枪：从创作角度出发，抛开人物是正面还是反面，好人还是坏人，最重要是把这个角色作为人的不同层面展示出来，即剖面，如果能展示更多面，人物的丰富性也会随之增加。

为什么会有“脸谱化”？顾名思义就是只展现一面，如果是正面角色，这一面就是好人好事、每天工作努力、回家孝顺父母，而具体到生活中，实际上他可能有很多面，面对不同的人会展露不同的态度，不一定好或坏。如果编剧能在剧本创作时解决好这个问题，会给演员的表演和导演的二度创作提供比较肥沃的土壤，如果土壤营养丰富，长出来的花会更鲜艳、结出来的果实也会更好，如果你前面的土壤就很薄，可能也结不出什么东西。

王小枪（上海电视节）

问：现在有个现象，如果一个剧口碑不好，编剧会成为最大的“背锅侠”，您想为编剧群体发声吗？

王小枪：其实我年轻时，10年前，经常会因为“背锅”而愤怒，因为愤怒而失控，因为失控而到处“乱说话”、发朋友圈，但现在变得成熟一些，一个项目走到最后会经历很多环节，尤其是电视剧行业，从编剧写第一个字开始，经过导演二度创作，经过表演、剪辑、后期、审查、发行，最后得以播出时，和原始剧本能保持多大程度的一致，确实不太好控制，可能会有很多变化。

我现在更倾向于跟合作过的导演共事，这避免了一些磨合。编剧和导演的关系是需要运气的，影视行业有个特点，编剧和导演特别像“包办婚姻”，一部剧的编剧和导演定下来后，彼此并不了解，就像先结婚后谈恋爱，在过程中发现三观不合，也没办法，只能咬着牙走到最后，“离婚”的机会也不多。这样就会有一点“赌”和冒险的成分，如果能找到三观一致、审美一致、互相尊重的搭档，是很幸运的，这样的作品会很好，而反过来可能就变成一场“灾难”。

编剧相对比较被动，我和一些编剧交流过，为什么有编剧特别希望转导演或转制片人，比如刘和平老师（《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编剧及制片人），他就很坚决要转制片人，张挺（《风吹半夏》编剧、《大明风华》导演）就坚决要转导演，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是我写的剧本，那么我导的作品至少能控制不变形，如果变形了还不好，我就活该挨骂，但如果这个作品不是因为编剧而变形，确实会有些遗憾。

王小枪担任编剧的剧集《对手》

问：编剧的话语权这些年来一直是热议话题，您作为成熟编剧，在制作环节的地位已经提升不少，而年轻编剧可能更加被动，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王小枪：王朔和石康（电影《大腕》《奋斗》编剧）是改变写作行业和编剧话语权的两个人。在王朔之前，国内所有作家是没有版税的，出版社卖1亿册还是卖10册，作家的收入是固定的，王朔和出版社交涉后，改变了整个行业，所有作家到现在还在享受红利。

还有石康，印象中十几年前他经常在采访中喊话编剧的收入太低，他认为编剧的收入比例低到了完全不受尊重的程度，呼吁大幅提升编剧收入，那样中国影视行业才会得到良性刺激。这个我印象深刻，当时我是个青年编剧，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仰望的态度，虽然很多人批评他，说“一个编剧应该回家好好写作，不应该出来表达这样的观点”，但是现在过去十几年了，我们正在见证这个行业对编剧工种的重视。行业对编剧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包括IP热等现象的出现，创作环境改善了不少。

但是，细究的话，编剧到今天依然是会被忽视的群体。比如，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编剧专业委员会和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的一些活动上，很多编剧有机会凑在一起，所有人好像都在抱怨，有人会说编剧群体怎么一天到晚只有抱怨？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几天我看很多平台公布了片单，可是剧集海报上大多看不到编剧名字。编剧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断提这个事，但说了这么多年，结果依然没变，我不认为制片方、导演或平台会恶意剥夺编剧的署名权，就是没有想起来，就是忽略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编剧有署名，也往往署在导演名字后面，根据《著作权法》，编剧署名应该排在第一位。我希望片方能做到每张海报，不管谁的名气大，谁的名气小，永远把原著作者署在第一排、编剧署在第二排，没有原著就把编剧署第一，后边才是导演，再是演员。整个行业能做到这样的，我脑海里只有三家——正午阳光、新丽传媒和柠檬影视，剩下的好像大部分都会忽视这个问题。这也说明了行业的现状，很无奈，不停发声，但实际上还是会被忽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尤其是电视剧行业，和电影不一样，剧本是坚实的基础，如果剧没有这个基础，一切无从谈起。电影毕竟是导演艺术，故事可能都在导演的脑子里。

我认为大多数从业人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也就停留在意识的阶段。这几年确实感受到大家对编剧的重视，很多知名导演公开感叹好剧本太少。但是说到怎么去尊重编剧、尊重剧本，好像大家还是停留在意识层面。海报就是一个例证，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如果这个都无法做到，其他就无从谈起。

王小枪担任编剧的剧集《县委大院》

问：很多平台降本增效的同时，会对类型化作品提出更高要求，因为市场越来越难对类型剧感到兴奋，平台往往希望编剧给出一个创新主题。作为成熟编剧，您创作时怎么找到破题点？

王小枪：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不过对我而言，找到一个创新主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叙事角度。

举个例子，写一部当代国安剧，肯定要找到和市场上尽量不一样的叙事角度或人物关系；再比如年代谍战、涉案剧、医疗剧，赛道太拥挤了，如何能推陈出新，找到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对我而言要花费很长时间。如果能找到，就是事半功倍，如果没找到，硬着头皮去写故事，就得挖空心思想有没有新主题，还得跟平台推销“你看我这不一样”。

实际上，找到一组新的人物关系会好得多，有一段时间，年代谍战剧好像都是假夫妻，你再写一对假夫妻就很难，花费的精力和心血要多很多，因为《潜伏》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最费劲的就是跟同类型的其他创作者赛跑，如何能跑得比他们更快、姿态更优美、用时更短，每个编剧都有自己的方法。

王小枪担任编剧的剧集《面具》

问：您提到谍战剧难推陈出新，《伪装者》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谍偶剧”，有观众认为一些作品缺乏共鸣，而当年的余则成和王翠平等角色背后的底色能引发观众的共鸣，您在创作过程中会如何寻求这种共鸣？

王小枪：以往比较经典的谍战作品，细分下来，作品与作品之间差异性巨大。比如《悬崖》，文学性很强，娓娓道来；而《黎明之前》是快节奏、美剧式、强情节的代表，镜头丰富，男女角色之间的情感其实不多；《潜伏》是另一种，《风筝》又是另一种，更像人物命运剧。

尽管这些剧都是谍战题材，但是具体到不同项目，编剧思考的更多是找到适合人物关系的故事风格，把其优点发扬到最大，再尽可能把每个人物的丰富性、立体性都写出来。

王小枪担任编剧的剧集《哈尔滨一九四四》

问：您和导演卢伦常、总制片人张海东继《对手》后再次合作《黄雀》，听说这次郭京飞又演上了“窝囊废”？这种表面躺平的正面人物是您处理类型剧时“破局”的方法吗？

王小枪：我们开玩笑说，“窝囊废”赛道现在也比较拥挤了，可谓各有各的“窝囊”。《黄雀》成片还没出来，在做后期，我没有看到完全的效果。这种角色说是“窝囊废”，但不是“躺平”，主要是角色气质表现出来“丧”劲儿，比如他在感情上非常不顺、人生颇多坎坷，是个打引号的“窝囊废”。实际上他在追求爱人，寻找丢失的情感和破案方面一点都不“窝囊”，非常积极，愿意投入时间去做。

这种人设至少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正面人物，是“反神探”，比如说他演间谍，不是007那种，是比较有烟火气的。那么郭京飞演这个反扒警察，就没有那些“神探”光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有他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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