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成名恨早 不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
本报记者 倪兆中 北京报道
七岁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十二岁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二十一岁获得人民文学奖的散文奖。
曾被誉为“天才少女”的蒋方舟，即将三十五岁，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自称“人到中年”。已出版《正在发育》《青春前期》《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十余部作品。但蒋方舟也饱受争议，尤其是步入成年之后，没有更加拿得出手的代表作，成了她常受诟病的一点。
过去几年，蒋方舟一直过着简单的生活，她希望通过这种简单生活获得创作上的滋养。目前，她正在写一本长篇小说，是基于自己和母亲关系的一个虚构的故事，估计很快就会完成。
在创作上，蒋方舟有很大的焦虑，因为她崇拜的很多伟大作家，都在三十多岁时就已写出不朽作品。比如她一直喜欢的张爱玲，就说过“出名要趁早”。但蒋方舟又说，并不指望自己在世俗上取得多大的成绩，只希望让自己的人生丰富，不留遗憾地过好这一生。
回想自己年少时获得的光环，她“顿悟”了，那其实是时代赠予的礼物，更是时代给予的贷款。从少年到中年的过程，也是将那笔贷款还掉的过程，而现在的她，就是在还贷款。
蒋方舟还说，中年人就应该有中年人的样子，至少不能再迷茫，迷茫是年轻人的特权。对于自己，她越来越有明确的认知，认为想做的、能做的和唯一该做的事，就是写作。尽管有人说她江郎才尽，但她依然会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
以下是根据采访整理的自述：
蒋方舟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江鑫、王建懿摄
文学见证复杂人性
这几年，我的生活特别简单。具体到每天，先做个早饭，然后去咖啡厅写作，从十点写到傍晚五六点，回家做晚饭，然后看看电影、听听音乐、看看书，之后就睡觉。
我马上三十五岁，创作的焦虑还是很大的。我崇拜的很多作家，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写出非常厉害的作品。我这几年主要的焦虑就是来自于创作，反思自己有没有尽到一个创作者的义务，无论是对自己的天赋，还是对时代的责任。所以我最近几年都是维持一种相对简单的状态，希望能从这种简单的状态中获得创作上的滋养。
于我来说，文学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看到人性的多样，不是社交网络上的那种非黑即白。我在文学中看到的是人性的复杂，看到的是更多的灰色地带，看到的是怒之后的同情、爱之后的遗憾。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能够体会到的人性的细微和幽深之处，远远超过其他方式所能带给我们的感受。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文学也有另外一层内涵。当前而言，成功的标准还是相对单一。当一个人赚得盆满钵满，大家就会觉得他很成功。一个人不那么如意，大家就会觉得他很失败。
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会发现它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成败观，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衡量成功或失败。很多作家在世俗领域获得成功，导致他们在创作上的枯竭。但一些作家经受挫折、苦难甚至是牢狱之灾，其实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创作上的厚度。
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就是雨果创作《悲惨世界》。他其实很早就构思好了故事，但他那时是广受欢迎的文化明星，每天穿梭于宫殿、议会和剧场，对悲惨世界的理解就是当他乘着马车从一个舞会赶到另一个舞会时，看到乞讨的人在街边哭嚎。
后来真正落笔时，他已被放逐国外，四处飘泊，过着非常贫瘠和孤苦的生活，他在那样的环境下创作出了《悲惨世界》。
我很喜欢经典化的作品，比如我喜欢俄罗斯文学，我的书里面很大的篇章都在描述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再到托斯托耶夫斯基和纳博科夫。但同时我也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年轻作者在写什么，在世界各地的70后、80后乃至90后，他们在讨论什么样的议题，有什么样的新的写作趋势和写作技术。
依然年轻 依然能写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就是张爱玲。我很小的时候就读她的作品，现在依然在读。她对于我整个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她为人处事的态度，为人冷冷的，跟人的距离稍微有点远，我也有这么一面。
在写作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托尔斯泰。我经常在想，如果上帝会写作，应该就是托尔斯泰那样。无论是写拿破仑还是写一个士兵，哪怕是写一条狗，托尔斯泰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国王或英雄，就极致赞美。如果有什么创作者的悲悯之心，这就是最大的悲悯之心。
在创作方面，我还在学习。感觉写得比较得心应手的，还是跟时代关系比较紧密的类型。目前我正在写一本长篇小说，估计这个月就能完成写作，这本书就是以我自己和母亲的关系进行的一些虚构。
以前看到别人说我没有代表作，也会很着急。心里就想，其实我上本书写得挺好的，或者有一种急于证明自己的冲动，那下一本书就让它成为我的代表作。现在我不让这样的观念影响到自己，因为我更相信文学史的公平，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一定要向世人证明你写了石破天惊的作品，但文学史并不买账，这种证明没有什么意义。
我从七岁开始写作，已经写了将近三十年。从创作年限上讲，我是一个创作多年的老作家。还原到我的生理年龄，我又是一个年轻作者。对于一个年轻作者来说，首先我还在写，而且还有非常强烈的写作冲动。可能有人觉得我江郎才尽，但我依然在创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一件事越来越有感触。人生很多的高光时刻，其实是时代赋予你的，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寻找更新鲜的东西。年轻时候获得的成绩，其实是时代赠予的礼物，或者说是时代给你的贷款。人在走向中年的过程，其实就是把向时代借的贷款慢慢还掉的过程。所以当我明白这一点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和失落。
很多人觉得中年是一个贬义词，意味着衰败、油腻等。在我看来并不是，我也不觉得人到中年是一种奇怪的说法，那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变化，也是一种提醒。我觉得中年人不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有迷茫，迷茫应该是年轻人的特权。
至少对我来说，我会要求在我三十多岁，要对自己的人生有特别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过怎样的人生，并且知道为了想要的人生可以牺牲掉什么，这是我对我自己人到中年之后的自我要求。
我现在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的热情、我的爱好以及我的擅长，就是写作。写作是我想做的和我能做的，也是我唯一该做的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动摇，如果说我去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我并不觉得我具有其他方面的特长，对于别的方面也没有什么热情。
年少成名 利弊参半
我小时候其实挺幸运的，当时虽然大家觉得我出名，可是我自己其实是没有什么感知的。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初中生，每天也在上课，还解不出物理题。所以那个名气和我的真实生活是完全割裂的，好处就是我不会受到那么多干扰，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这是前媒体时代比较好的一件事情，能够让我的创作和生活在一个很简单的环境里进行。
那时，会有记者来学校采访我，同时他可能会采访其他同学，问蒋方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时我还挺高兴、挺虚荣的，但记者一走就不一样了。其实青少年的心思是很细微的，而且我所在的高中非常好，大家都非常优秀。同学就难免不适，凭什么我们每天就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那时带给我的尴尬比较多，也造成我在学生时代比较难交朋友。
高三时，我干脆把桌子搬到教室最后一排，就我自己坐，也不跟同学交流。我后来意识到，其实同学们挺想接近我的。但当时我是一种防御的心态，猜测大家是不是讨厌我。所以在学生时代，跟周围环境相对比较尴尬和紧张，但对于社会上的争议，我没有特别多的感触。
也有一些争议会让我感觉痛苦，就是跟我家人相关的。比如有人说我从小的作品都是我妈妈代笔，这会让我感觉对母亲很愧疚。因为其实只是我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为什么家里人也要承担这种副作用呢？
我比较后悔的一点，就是在我学生时代，跟同学之间没有建立起特别好的关系，没有几个朋友。因为小时候读的书比别人多，自己也少年成名，所以会觉得跟别人都不一样，比别人都聪明，比别人都更见过世面的那种傲慢。
加上受到社会层面的争议，也会假设周围的同学都讨厌自己。所以那时候跟周围的同学接触，身上都是带着一种防御。我对于学校生活的回忆，就是做题写作，没有和其他同学之间那种特别疯狂的回忆，这是我到现在都觉得特别遗憾和特别懊恼的地方。
当时我也会觉得孤独，可那时候觉得孤独是一件好事。就像看很多文学作品，觉得孤独就意味着伟大，不孤独就不伟大。所以小时候因为孤独带来的痛苦，反而变成自己骄傲的一部分。就像青春期都有的很中二那部分，名字都起得特别痛苦，觉得孤独、疼痛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情感。
我现在反而跟我原来的高中同学成为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聊，其实那时候大家对我好奇比较多。我高中有一年是一个人住一间宿舍，每天上下课去食堂吃饭都是一个人。后来高中同学回忆，说我每天就戴着个破耳机，拿着一个破饭盆儿走在学校的破路上。
学生时代也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觉得快乐，把自己吃得特别胖。很多人对高三的回忆是很痛苦的，但我好像最快乐的回忆反而是我高三。我当时把座位搬到教室最后一排，旁边放的都是拖把、扫把和簸箕之类的。
我后面是一个柜子，很多同学会把看完的杂志和课外书，还有其他不要的东西扔在柜子里。我每天就像一个拾荒的人一样，在后面的柜子里翻，翻同学的CD，翻同学不要的旧书。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回忆，在最紧张的时候，像一个拾荒者一样被放逐到了教室最后的地方。
父母开明 自小独立
我跟我妈妈的关系，都有点过于好了。我跟她无话不说，在她面前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可能很多人对我们这类所谓望女成凤的母女关系，会觉得是带着强烈的控制和被控制，脑海中的画面是大人拿着鞭子抽打小孩儿，说你又该写作业了，其实不是这样。
我很早就给报纸写专栏，所以我的写作很早就转化成一种职业上的要求。不是我妈每天逼我写，而是我每天必须写，不然报纸就会开天窗，我有很大的责任。跟来自于父母的强迫没有什么关系。
写作还有一部分很大的动力就是我可以挣钱了，这一点让我觉得很开心。我十二岁的时候给报纸写专栏，一个月能有六千块钱的收入，在二十年前其实是一笔巨款，我爸的摩托车也是用我的稿费买的。当时还有一个远房的亲戚，也是用我的稿费帮助他上了大学。
我们家是普通家庭，不富裕也不贫穷。能给家里挣钱，可以用我的钱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让我很开心。所以我当时感觉挺骄傲的，这带给我的成就感和动力特别大。远比我妈拿着小鞭子抽我的这种想象，更有实实在在的动力。
我对家庭的感觉也跟同龄人不一样，很多独生子女，觉得父母对自己提出了很多难以实现的要求，对自己的人生指手画脚，要求考什么样的大学，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时候得结婚。
很早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意识到他们的人生经验在我这儿是不够的，因为我的经历超出了他们的人生经验。大概我十几岁时，我父母就不对我的人生做任何要求和规划。他们觉得对我的人生负不了责，我自己应该是人生的第一负责人。所以从我很小开始，很多重要的人生决定都是我自己独立做的。
甚至我爸觉得我到了适婚年龄，催婚也是小心翼翼的，不会说你该谈朋友了什么的。他的朋友介绍相亲对象给我，他给我发信息，我说我不去，他就说好好好。所以我的父母不会对我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
我觉得，任何人对于下一代的态度，其实都来自于他跟他的上一代之间的经验。我妈妈从我身上获得了特别多的快乐和幸福，我也在跟我妈妈的相处中获得了很大的幸福。我能够从两代人的相处当中获得很大的幸福，所以就挺期待有自己的下一代。
但婚姻又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旦选择凑合或者是勉强，就会非常痛苦，而且痛苦的时间会很长。婚姻涉及到两个人，贸然的选择也是对另一方的不负责任，所以我觉得对待婚姻应该特别审慎，婚姻和生育也不是必须混为一谈的。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向往的爱情，不掺杂那么多杂质，不掺杂那么多物质上的考量，这是我心中理想的爱情。至于婚姻，我从很多身边的朋友身上看到，尤其在当下，婚姻真的并不是一个必需品，尤其对女性而言。
我小时候喜欢那种更传统的强大男性，比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是乔峰，说一定要找乔峰那样的男子汉。长大之后，尤其是现在，对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特别男子气概的，也没那么喜欢了，反而会欣赏一些更细腻或者更温柔的品质。
丰富人生 不留遗憾
新女性并不是靠年龄或者年代来划分的，如今我们看五四时期的那些女性，虽然中间隔了一百年，但她们并不比今天的女性更陈旧。五四时期的那些女作家，她们的那些宣言，对待婚姻和对待自己人生的态度，就算放到现在也绝对是新女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和“旧”不在于年龄，更多在于自我认知。她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可以不依附任何人而活着，我觉得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在我心中就是新女性。
这几年，世界范围内在创作上的一个风潮，就是要拿回被遮蔽的叙事权，让这些被遮蔽的女性的声音重新被讲述出来。比如林徽因前段时间被追授建筑学学位，这就是拿回自己的身份的一种体现。
在我看来，女性创作有个简单的解读，就是基于女性生命体验的创作。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女作家叫作弗吉尼亚·伍尔芙，她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作家之一。她有一本书叫《到灯塔去》，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我非常喜欢。世界大战后，男性死了非常多，房子也被打得乱七八糟，几个女仆把家具归位，默默地打扫房间，再修修补补。
当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你会发现可能在此之前，所有伟大的文学所叙述的都是战争，都是意识形态和文明之间最激烈的对抗，都是那些宏大的事情。但伍尔芙关注到战争的后方，女性是如何对于这个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的房屋进行修补。这是此前文学没有叙述过的，这就是女性视角一个非常独特的面向。
我特别喜欢加缪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人不是要活得更好，而是要活得更多。小时候看到这句话我不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理解和认可这句话。
活得更好大家都能理解，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但什么是活得更多呢？在我看来，就是你活了其他人几倍的人生，经历了比其他人更痛彻和更丰富的悲欢离合，有更深的人生阅历，有更多在临死之前能够回味的情感，这就是活得更多。
回头来看，年少成名也让我自己获利很多。一方面它让我在人生选择上的自由度更宽广，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快乐或者苦涩，我很早就经历过，虽然我三十多岁，但是我所经历的人生的厚度远远不止三十岁。
所以如果说我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的话，我不期望自己在世俗上达到多高的成就，但希望自己临死前，能够没有遗憾地说我度过了如此丰富的一生。
（编辑：张靖超 审核：李正豪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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