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2年多，电影《兰心大剧院》终于与观众见面了。对此，巩俐十分期待：“希望观众跟随我们的摄影机走进兰心大剧院，赴一场纯粹的光影之约。”
电影讲的是大时代背景下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抉择，而勇于做出选择的是一位中国女性。巩俐塑造的就是她——于堇。
1942年12月，大明星于堇为了出演一位左翼导演的话剧回到上海，一场好戏就此拉开。暗流涌动波谲云诡，戏里戏外敌我难分，直至最后一刻谜底揭晓。
与在《夺冠》中还原“郎平”不同，观众会在《兰心大剧院》看到巩俐的另一面，她精雕细刻般地演绎这个虚构的人物，在“不动声色”中传递着一种力量，让人相信且认同于堇的选择，看到且感佩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国大义。
巩俐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如何走近这个角色？这部作品沉淀了她对于电影创作的哪些思考？本报记者与巩俐有了一次长谈，关于《兰心大剧院》、关于角色塑造、关于讲述中国故事。
关于《兰心大剧院》
“对我而言，于堇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角色”
记者：您对“于堇”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巩俐：我很多年没有遇到这样一个角色了。这个人物的塑造性很强，给了我很大的展示空间。她的身份复杂，情感世界也复杂，她与故事里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化学反应”。她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关键是，这种复杂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通过她的人物关系表现出来。对我而言，于堇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角色。
当然，这个剧本我们改了很多遍，导演、编剧、几个主要演员都参与了剧本修改，大家认为首先要把剧本做扎实，才能更好地呈现。
记者：现在的呈现符合您的预期吗？
巩俐：超出预期。电影是集体创作，有时候可能剧本很好，但最后呈现出来，我觉得减分了，但这一次的二度创作整体是加分的。
我喜欢导演讲故事的方法。《兰心大剧院》是黑白片，戏中戏的结构，我们演得也克制。这符合当时的历史氛围和人物的心理情境。按照商业片的逻辑，这个故事可能会讲成一个职业间谍如何拿到情报，如何成功逃离，但导演拒绝“顺溜”的讲法，在最后还要翻一番。故事里的人物也并非带着“标签”出现，由观众跟随摄影机进入兰心大剧院，在变幻莫测的剧情中去跟随、发现、读解。故事抑扬顿挫、有张有弛，这是它的迷人之处。
记者：确实，《兰心大剧院》中有些细节是“反套路”的。比如，对峙时，敌人在她的枪口之下，还在追问自己妻子的下落，于堇选择的是如实相告。
巩俐：是的，我自己拍这场戏的时候也很感动。一般不会做这样的处理，那样的生死存亡瞬间，于堇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回答一个敌人的问题。但这恰恰说明于堇这个复杂人物本真的一面，她虽然是职业间谍，受过高级别训练，但她内心善良、柔软，因为这样的时刻，于堇才是一个丰满立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字面上的“职业间谍”。
这场戏是承上启下的。在此之前，她遵从养父也是上级的命令，扮演敌人的妻子、用催眠的手法取得情报。那个情景下，面对一个丈夫对失踪妻子的牵挂怀念，她是入戏的，她渴望像正常人一样享有美好的家庭和情感，也因为这样的渴望，她才会明知危险，还履约与谭呐见最后一面。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就在这里，她的悲剧有力说明战争对人的摧残，也向今天的观众说明了和平的珍贵。
关于塑造人物
表演没有捷径，我想不留遗憾
记者：您如何进入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
巩俐：热爱她，信任她，成为她。我相信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女性，我愿意把她的故事讲给世人听。有了这个信念，我倾尽全力塑造她。
表演没有捷径。观察和学习帮你进入角色。拍摄前，我们几个主要演员在上海一家专业机构体验和学习了催眠术。因为于堇的身份，我学习日语，学习使用枪械，做了一些动作训练。为了呈现真实的历史质感，拍戏使用的枪的重量接近真枪，每次开枪的后坐力非常大，我会下意识地眨眼睛、身体后倾，为形成应有的肌肉记忆，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克服这些下意识的动作，保持身体的稳定性。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在片场休息时，我就一个人反复擦枪，练习拆装。那把枪，我刚拿到的时候还有些生涩，到拍摄时已经变得锃亮顺滑。
记者：电影里没有于堇擦枪的镜头吧。
巩俐：是的，但这些应该是长在于堇身上的技能。身为职业间谍，枪就是她的“眼睛”，是她身体的一部分，我通过这种方式感受于堇。就像在《夺冠》中饰演郎平，虽然电影里并没有郎平打球的镜头，但我还是专门学习了排球，场上几个位置包括自由人的位置，我都会打。这是我获得自信的一种方式。从《红高粱》到《兰心大剧院》，我从不在现场看导演的监视器，我充分相信导演，也相信自己。
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把所有的时间留给作品，把自己的部分做满、做到最好，不想因为我而留下遗憾。
记者：您从影30多年，却只专注电影这一件事，作品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一个角色都能让人记住。您一定有自己内心的坚持。
巩俐：对我来说，数量永远都不重要。我的精力有限，热爱的事情，我会坚持到最后，也会努力做到极致。这样即使有不如意的地方，也问心无愧。但如果精力太分散，我肯定做不好。从第一部电影开始，我付出全部，从不奢求回馈，因为电影是我所热爱的。
演员是一份有使命感的职业。认真地创作，真正地创造价值，我希望每部作品都能给观众留下念想，通过角色，让观众获得共鸣、照见自己，也拥有一些力量。这是作为演员的价值所在。
记者：您有自己的坚持，每个导演也会有自己的风格。《兰心大剧院》有一些即兴表演的部分，您如何把握这个度，让即兴的部分符合戏剧的内在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如何把自己的坚持融入作品风格。
巩俐：当你真正成为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不用去把握那个度了。你怎么演都是“她”，也都符合“她”。导演会做一点微调，告诉你多一点或少一点。娄烨导演懂表演，也懂得保护演员。
在片场，他像一个旁观者，给演员充足的自信、很大的发挥空间。他的影像是跟着演员走的，而不是说演员必须跟着镜头，要严格地走位，要用“尺子”来比量。无论演员走到哪里，无论演员给出什么状态，他总能抓到最优秀的部分。表演的自由度、连贯性、情绪是受到保护的，这对演员是很大的安全感。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学校，我接受更多的是舞台剧训练。如果准备足够充分，演员在舞台上的发挥会超越导演的要求。所以，我的表演风格与他的导演风格高度契合，我们彼此尊重和信任。
关于中国故事
塑造好银幕形象，演出中国人的精神与力量
记者：在本届北影节，您讲过，社会价值是评价一部电影的重要维度。您怎么看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
巩俐：辩证看待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很多伟大的电影二者兼有，既有商业化、大众娱乐的一面，也必定有扎实深厚的艺术根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也是一个信息爆炸、技术快速更迭的时代，电影面临新的挑战。商业片是现在世界电影市场的主流，但我觉得文化含量、艺术价值始终是电影的立身之本。用更多好作品，把不同群体、不同喜好的观众吸引到电影院，很考验我们的电影人。
我们常说，看电影是一件有仪式感、满足社交需求的事情。现在青年观众满足社交需求的方式有很多，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展现电影魅力的好作品。在我看来，《兰心大剧院》是一部有魅力的电影。它有商业化的一面，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它用心讲故事，用心营造氛围，用心在表演、声音、视效各个方面，呈现一部电影的质感。希望观众跟随我们的摄影机走进兰心大剧院，赴一场纯粹的光影之约。
记者：截至目前，全国城市银幕数突破8万块，再度彰显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和信心。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节展先后举办，为讲好中国故事搭建桥梁。您参与过不少国际电影的创作，以您的经验和感受，具备什么特质的电影能更好地讲述中国？
巩俐：塑造好中国人的银幕形象非常重要。故事、理念，首先通过人物与观众对话，打动观众。我在选剧本时，偏爱那种能展现中国人精神与力量的角色。比如，郎平，比如这次的于堇。通过于堇家国大义的选择，反映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对和平的珍视。
电影是人文交流的桥梁，通过电影向世界讲述中国，需要向世界传递中国人的精神和力量，艺术化表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所在。我希望自己为此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