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亚洲共有的历史

一战的发生及导致的一系列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亚洲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和转折点。以“共有历史”透视亚洲与“一战”的关系，可明晰描述和分析亚洲与世界接轨及参与重建西方文明的历史，并意识到二者间的密切关系是亚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

作者 |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 |《文史哲》2018年第4期，第5-19页。

一战对亚洲国家和人民而言是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一是因为亚洲国家的积极介入，亚洲让所谓的“大战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争”的爆发及其影响，“大战”成为亚洲历史和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迄今对一战及其建立的战后秩序对亚洲国家的集体影响的研究尚付阙如。

“共有的历史”研究方法是本人近几年在西方学术界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一个新视野。主要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着眼于人类共同历史旅程及追求。其二，彻底跳出民族-国家视野的学术范畴，尽量着眼于跨国史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角色和作用。

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希望此文能够帮助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国一起反思这场战争的影响、意义及一战在世界史和亚洲历史中的地位，也试图填补亚洲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令人遗憾的空白，并力图把一战研究带入亚洲历史视野，并通过恢复亚洲在一战中的历史地位来进一步提高亚洲与一战关系课题的研究水平。

Xu Guoqi,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一、“大战”爆发与亚洲各国的大机遇

一战期间，中国、日本、印度、越南以及朝鲜诸国家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密切联系。首先，它们是邻国。其次，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很快把这些国家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佛教共同体”。再次，日本、越南、朝鲜在历史上都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所以中国、日本、越南、朝鲜又可称为“儒家文明”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在一战爆发之后，这些国家都或先或后地在不同程度上视一战及其可能导致的新国际秩序为影响其历史进程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机遇，并将一战变成它们“共有的历史”。

先说印度。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的精英们几乎一边倒的不遗余力地支持英国的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一战的爆发为印度寻求自治和提高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提供了巨大机会，因此一战的爆发以及英国很快寻求印度支持是印度历史的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

的确，一战把如同一潭死水的印度搅得风生水起，不仅一举把印度拉到国际社会里面，并让精英们有机会全面反思印度的民族认同和国际地位，因此为印度精英们提供了拯救印度民族之机。为了实现所谓的“印度时刻”，一些印度人甚至要求印度要在这场大战中在“心灵中”与英国休戚与共。更需提及的是，印度最著名和有影响的政治团体印度国民大会在一战爆发后似乎脱胎换骨，开始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表示浓厚兴趣，并把支持英国战争同印度自治相提并论。

与印度相比，越南人并不热心支持宗主国的战争，但却也为之提供了近十万大军及劳工，所以不管越南人意识到如否，一战给越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变革和寻求民族独立的契机。

五个国家中，唯独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对一战爆发似乎没有特别反应，但这并不妨碍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讨论这场战争对国际事务和朝鲜未来的可能影响，他们无疑希望战局的发展对朝鲜的前途有利。

中国此时正值新旧交替、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力图转变成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及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平等一员，而一战爆发正好成为中启国际化和国家复兴的新历程的平台。也正因此，一战成为导致中国社会和政治精英们对“何为中国”和中国国际地位问题展开巨大想象空间的第一个国际大事件。

与其它亚洲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甚至成为一战战场。因为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位，一战烽火烧到了中国，并最终把青岛问题变成战后和平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青岛战役无疑就是一段印度、中国、英国、德国、日本之间共同经历的历史，或“共有历史”。另外，要理解为什么日本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在中国土地上对付德国，我们必须要检视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国策。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如何将一战爆发视为机遇，必须要把两个国家放在一起考察，因为它们互为因果。

综上所述，如果不从“共有历史”的视野出发，我们无法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一战而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理解一战与印度、越南、朝鲜等国的关联。唯有从“共有历史”的角度，我们才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战的爆发无疑成为这五个国家一段独特的共有经历，他们都或多或少视一战及其影响为其重要机遇。

二、中国、印度、越南血染的共同历程

如果说，亚洲精英们在亚洲各国对一战所作的反应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作为平民百姓的100万印度人、14万华工、近10万越南人背井离乡来到欧洲战场，他们在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反思本民族与西方文明的异同中，则发挥了同样重要的影响。

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在欧洲战场上的直接经历，无疑拓宽了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有机会思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印度人直接参加一战，无疑会提高印度民族的自信心，唤起印度人的政治觉醒和民族意识。

同印度人一样，越南人在一战期间也曾同法国人并肩作战。越南人在法国的各种经历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比法国人差，他们因此开始质疑法国统治越南的合法性，这种质疑在他们回到越南后无疑会对法国在那里的殖民统治造成潜在威胁。

华工的欧洲旅程和经历，同样同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华工虽然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历史却属于整个世界。“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中外合作大事件。

从以上分析中可见，对于在一战期间来到欧洲的亚洲人而言，东方和西方不只是接触了，而且是广泛全面的接触。最有意思的是，东、西方交汇是透过这批为数甚多的平民百姓来进行的。虽然绝大部分来到欧洲的亚洲人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刚出发到欧洲时，可能对本国或世界都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他们在亚洲新的国家认同的发展中、在亚洲的国际化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在欧洲的个人经历，以及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家工人每日并肩工作，使得印度人、中国人、越南人对于自身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大家庭之一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透过他们自身的体验，以及从与他们相处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们和其他本国精英那里学习到的知识，这些人最终成为亚洲和世界的新公民，对于亚洲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形成新的理解和认知。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些亚洲人的欧洲之旅实质上直接引导并参与了本国成为国际秩序新成员和民族发展历史中的新旅程。

这些劳工为帮助改变自己所在的国度在国内及国际间的形象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亚洲人在欧洲度过的大战岁月促成和导致了第一次如此众多的亚洲老百姓与西方直接接触。毫无疑问，这一经历不仅为他们观察和体验在另一文明中的人生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为他们向西方展示亚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提供了机会。当他们回国时，他们带回了新观念、新思想。换句话说，前往欧洲拯救协约国的亚洲人不仅仅只是普通士兵或劳工；他们是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波新亚洲人，并为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三、亚洲的集体憧憬与失望

一战结束后，中国人欣喜若狂，全国放假三日以示庆祝，以为从此公理战胜了强权，梦想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将能讨回公道，并将以平等一员跻身国际社会。日本更是充满期待，认为日本的强国梦即将实现，西方列强不仅会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合法化，日本更会从此成为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印度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对战后国际秩序充满憧憬，以为他们为战争所作的牺牲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将会为他们赢得自治和独立。朝鲜人虽然与一战本身关联不大，但与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一样，认为威尔逊的新主张可以帮助朝鲜赢得独立。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这些国家在巴黎和会上都经历了巨大的失望。英国根本无视印度的巨大牺牲，对印度的民族自治诉求视若罔闻，甚至对其进行武力镇压。胡志明在巴黎和会期间十分活跃，并提交越南自治的诉求，但法国当局及列强对之根本不予理睬。朝鲜人在1919年3月1日发动了全国性独立运动，除揭开了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的序幕外，很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一战的结束没有给印度带来自治，而是血腥镇压。一战后的印度人为此失望，以致于他们不再同英国统治者合作，转而走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国民大会直到一战结束前，一直是英帝国统治印度的支柱，但一战后却成为英帝国的死敌，开始为印度独立而奋斗。无疑可以得出结论说，虽然印度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于1947年独立。但印度民族独立的种子是在一战中生根发芽的，一战对印度历史的重要意义因此昭然若揭。

在所有在法国的越南人中，没有人比一个名叫胡志明的人更有影响了。一战结束后，胡志明认为这是越南追求自治或独立的最好时机，他同其他在法国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合作，向巴黎和会提交了一份越南民族自决提案。遗憾的是，法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对这份极其温和的提案置若罔闻。因此，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们决心投身抵抗工作，并最终像中国一样走向了社会主义，走向了一条同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的不同政治道路。显然，一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标志着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的转折点。

一战作为巨大历史转折点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甫一结束，李承晚等人立刻同威尔逊联系，寻求其支持朝鲜独立事业。学界公认，朝鲜人民对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的强烈热诚和信任，直接导致了1919年3月1日朝鲜要求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它不仅是越南人和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先驱，更是重要的榜样。朝鲜民族主义者们强烈要求列强允许朝鲜参加巴黎和会，但日本和美国立即拒绝了朝鲜代表到巴黎的请求。最终，朝鲜的民族独立诉求在巴黎和威尔逊处都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中国人对巴黎和会的巨大期望和失望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一章。至今为止，欧战时期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国全方位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并把自己的命运与威尔逊鼓吹的世界新秩序连在一起。不幸的是，中国对巴黎和会和新国际秩序的巨大期望遭遇到所谓的“大背叛”。中国没有收回山东，列强对其要求平等待遇、恢复丧失的主权的要求更是充耳不闻。这个痛苦事实迫使中国认识到强权依然胜过正义与公理。巴黎和会对中国造成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西方在中国的形象与魅力受到严重损害。所谓“凡尔赛的背叛”促使许多中国精英人士质疑西方的价值观，怀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巴黎和会失败后，一些激进的中国人开始转向社会主义，1949年后，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说，印度、越南、朝鲜由于其殖民地的地位，中国因为积贫积弱，这些原因导致这些国家在巴黎和会陷于令人失望的处境的话，日本似乎应该心满意足才对，毕竟日本通过一战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如愿得到了其在山东的权益。学术界因此普遍认为日本是巴黎和会的赢家。但日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中国、越南和印度一样受挫，只不过是不一样的挫败感罢了。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几次提交种族平等条款，每次都被西方列强拒绝。也就是说，无论日本如何努力，白种人的西方列强是不可能接受日本的平等要求的。1924年美国更是通过新的移民法律，将日本人置于同长期遭受歧视的中国人一样的地位。因此日本人的巨大失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意识到，西方列强根本不想给日本真正的平等地位。对于日本人的“种族平等”的要求，其他亚洲人一样感同身受。因此，日本的种族平等的诉求和亚洲国家对其支持，实际上也是亚洲共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尽管亚洲五个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地位不同，待遇也不一样，但他们同样经历了巨大的期望和失望。如果不从“共有历史”角度，我们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四、结论

长期以来，西方的一战著作很少有涉及亚洲国家的内容，亚洲国家对其与一战关系的研究也一直尚付阙如，乏人问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亚洲而言，20世纪是从一战开始的。

通过研究亚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恢复一战在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忆，亚洲和这场战争之间的全面交汇象征着亚洲走向国际化这一漫长旅程的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在其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达要以平等地位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并为之积极采取行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亚洲追求国家认同及努力增强亚洲在国际上的地位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亚洲国家通过大战力图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壮举无疑也是世界史中一份影响深远的遗产。不论我们如何评论一战对亚洲的意义或亚洲对一战的贡献，我们必须在一战研究中恢复亚洲与一战关系的真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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