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故事和反身离开的历史

王童

王童导演曾任台湾金马奖评委会主席，他作品四度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次数上仅少于六七十年代拿奖拿到手软的李行。王童的代表影片首推台湾近代史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和《无言的山丘》，这个三部曲与侯孝贤的台湾历史三部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加上拍摄时间上相近，堪称影迷观看台湾电影的入门级必修。相较之下，1996年的另一大成之作《红柿子》显得低调无闻，王童仅凭影片获得了1996年金马奖的最佳导演提名。那一年的金马已显疲态，风光尽属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柿子》最终只在最佳美术设计上有所斩获，提名最佳女主角的陶述和导演王童都两手空空，看起来影片并不算成功。然而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的个人十佳里却有《红柿子》的一席之地，它也是选单唯一一部华语作品。虽是一家之见，却也证明《红柿子》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对王童的创作生涯来说，两岸往来和解时期，第一时间出现的影片就有《香蕉天堂》，《红柿子》的出现恰好赶逢两岸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影响力被弱化。即便在时间跨度上，《红柿子》与《香蕉天堂》有大部分板块重叠，然而《红柿子》的意义实在非凡，因为这是一次带有自传色彩的阶段性总结。王童谨慎梳理出的成长往事，大部分是关于姥姥和父母一辈人。身为作者本人的王童却被隐没在人堆当中，充当不起眼的观察者之一。父亲王仲廉于1991年入土为安，遗留给王童一个机会甚至是责任去认真、全面地审视父辈。不同于侯孝贤早在80年代就破解了自传的人生难题，王童只有拍完《红柿子》，心口石头方才落地。完成于90年代的《红柿子》散发着熟透的气息，晶莹亮泽、红艳欲滴。此后十年王童都没有恢复到旧有水准，与台湾电影一般江河日下，无处谈复兴。

姥姥

红柿子是齐白石的一副画，也是河南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红柿子这一意象在片中多次出现，具有不同含义。最浅的一层，它是维系姥姥与故土原乡的中间物。不过那棵挂满果实的柿子树只能是在记忆画面里，表现在影片中，柿子树的出现有着很工整的首尾呼应。具体于齐白石的画，那是追求柿子的寓意本身。柿字谐音世、事，五个红柿子就意味着五世其昌、家和事兴。姥姥是这么大一家子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她随身收藏着这幅画，画里画外都带有深层的情感，一朝被无奈转手时更是爆发出强大的故事感染力。

红柿子的期望来自姥姥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对于王童这帮小字辈。大陆的印象是残缺的，毕竟他们成长于台湾。对姥姥来说却不一样了，他们迁到台湾是为形势所迫。身在台湾这片热土，没有生活无虞却不至于晚年潦倒，但客死他乡总归是触目惊心的几个字眼。《红柿子》巧妙地建立了老少两代人的一种情感纽带，姥姥对于大陆的思念与牵挂，影响了孙儿们的成长。关于这一要点，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更有温暖感人的情节描述。在小孩子眼里祖母与姥姥总是能带来快乐，垫板铅笔锦旗甚至学校杂事，《红柿子》用了太多细节去讲述有姥姥陪伴其乐融融的成长时光，虽然结局饱含无奈但全片却不会哀婉。这名老人思想传统，慈祥有趣还带有些严肃，对待子孙尽心尽力，她觉得只有把孩子拉扯大才是真的，自然处处护着他们。与此同时，父亲与母亲是缺席的，他们忙于解决一家的生计大事。

自传

《红柿子》的内容并非王童百分之一百的个人自传，他吸取身边三个家庭的灵感才创作而成。片中孩子名字的前两个字都是王光，王童本名王中龢（和）。中字变成了光字，正是片中那个爱画画的光和。画肖像画的一段，姥姥还认为光和要考艺术系还需努力，重量级配角刘若英亦在该段出场。王童本人从小对美术绘画感到兴趣，后来也考上了美术系，进入中影公司也是担任美工一职，他在多部影片中的美术指导设计中表现抢眼，后来得以有机会执导影片。

王司令员显然是指王童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仲廉。他成为蒋介石兵败退台的牺牲者，带不了兵只能养鸡养牛蛙卖铅笔。无奈流年不利，没一样有见成效。妻子郭翔九曾是大家闺秀，落户台湾后事事操心，租房卖画只为一家的幸福。王家的困苦被父母二人肩扛了下来，生活的落魄程度从他们身上可窥见七八分。《红柿子》的中心人物是姥姥无疑，父亲母亲的位置多少显得尴尬，父亲戎马一生现在却无用武之地，他叫不清儿子的名字，会冲着孩子发火、砸烂自制收音机，看起来是个不受欢迎的角色。母亲忙忙碌碌，更要照顾来台湾后新生的孩子。父母能直观地理解和照顾老人家的感受，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十几口人张开的嘴巴要分去无数精力。

影片

接近三小时的片长会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不过《红柿子》讲故事的能力和整体流畅程度是不容置疑。影片的初剪版本是四小时，割舍之后依然稍嫌太长的原因是发自个人的缘故，想要说的东西太多，自然溢满。大陆一段以冷清的黑白画面来营造萧瑟浓郁的时代感，黑白镜头的再次出现是结尾院子里的红柿子树。该段落突出的颜色是红色，挂满枝头的红柿子，无人采摘。王童运用技术突出了红色，之后红色依然是影片有意主打的色调。姥姥的寿宴酒席、冯副官和奶妈的婚礼、长袍锦旗寿衣，红色的反复出现不是单纯的巧合，它们都与红柿子形成完整对照。一旦由片中人物开口反复提及忆起红柿子就显得矫情刻意，电影只能通过类似表征的红色物体来反映主题，将“红柿子”的意象贯穿环绕，不断承接延续使得《红柿子》显得充盈。

台湾电影不乏有涉及国民政府迁台的历史事件，大时代与小人物常是导演安插的视角。《红柿子》有关于大陆的真实背景，不过仅有十来分钟。人物说小不小，国民党高官，后面退为普通百姓安居生活。王童发挥个人所长，搭建了真实的老旧屋子来还原50年代的台湾眷村风貌。关于台湾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也是说得隐晦，不外乎王司令的革职、美军军官的出现、失散多年的勤务兵，结尾1957年的刘自然事件算是稍重的一笔，直接和姥姥的生命形成交叉点。对孩子们来说十年间是童年、少年到青年的蜕变时期，影片更多是由琐事拼接，被回忆缠绕。

红柿子

演员方面，成天笑呵呵、被孙子连哄带骗拉去看电影的姥姥是影片第一人物，她由被人称为陶姑妈的演员陶述来出演。当年陶述已经74岁，身骨硬朗，现在有病在身，要人照料。陶述说台词是有板有眼，与小孩子打成一片，她的欢喜演出跟出演母亲的王瑜等人被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太僵硬，缺乏引领观众进入故事氛围的演绎技巧。不过石隽等人的表演在我看来还算到位，严肃不失温和。究竟是隔离事外还是融入其中，自是见仁见智。总之，《红柿子》避开了煽情场景，留给观众冥思沉想的空间。

被历史改变的人生没有对错，结尾送葬队伍与一列行军意外相遇，恐怕是全片在红柿子挂满枝头外最叫人感慨的场景。字幕播完送葬队伍跟大兵队伍由不同方向出画，一切都结束了。不会再有牵挂着红柿子的姥姥，也告别了打来打去的战争历史。历史的反身离开是《红柿子》的中心主题，有着故土情怀的一辈人走了，剩下的空是感怀。回归台湾电影，1996年之后，带有点滴乡愁和过去未来的电影一并消亡，《红柿子》是个完整的句号。政党轮替、绿色抬头、族群分化，电影根植的土壤变质造成历史真实的缺失和遗忘。

不知道两岸的再次和解会带来什么变化，至少对于海峡这边的观众，与乡愁有关的电影没有欺诈与谎言，用生命来替换的影像永远值得信赖。【图文：http://www.mtime.com/my/moviel/blog/1600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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