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春晚“腕”历程之冯巩:一句话,一辈子
“谁会不喜欢冯巩呢?”喃喃自语说这话的,是从南方某城市远道而来的某报社记者。
此前的5分钟里,冯巩两次拒绝了他的采访,却满脸带笑地满足了他的合影要求,并数次鞠躬说:“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做得不够。”第二天,虎年春晚进入语言类节目的一审,冯巩再次充当了“先锋军”参审——跑过春晚的记者都知道,此次参审的节目75%都会成为炮灰;在那个级别的腕儿里,只有冯巩每年都会来。
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汶川地震一周年时,刘德华赴川演出。主办方请了6个保镖护送,搜狐娱乐试图采访未果,此时“天王”做了件特别让人难以忘记的事:一路倒退着走,一路不停地向记者所在方向90度鞠躬道歉。
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管何时何地面对何人,始终带着劳模和谦逊的特色。你也许不会很狂热的喜欢,你也可以挑剔他们专业上的瑕疵,但你很难找到一个不喜欢或者厌恶的理由。
“我想死你们了”
在搜狐娱乐有关虎年春晚的记录里,从语言类节目一审,到除夕夜上“正席”,冯巩共参加了9次彩排。《不能让他走》其实是最早过审的相声剧,也是导演组修改意见最少的语言类节目,这个“9次”还不包括他带着作品,春晚前到处“压场”看反应的次数。有媒体同行曾经坐在观众席上发了半天呆后,突然反问搜狐娱乐:“我看了7遍,他们说上一句我能说下一句,冯巩演了这么多遍,他就不嫌烦的?”
开口还是那句“我想死你们了”,朱军曾经调侃说,冯巩这是“一句话,一辈子”。这其实是毫不夸张的说法,从1986年首次上春晚开始,冯巩坚守了26年。有人曾经如是形容,央视春晚的舞台看上去光鲜亮丽,实际上却让人充满了“逃亡”的欲望,所以才会让牛群、宋丹丹等人选择了离开。而留下来坚守的,赵本山、宋祖英、蔡明,哪一个不需要自信和勇气——面对的不仅仅是创新的问题,还有观众毫不讲理、随时更改的爱憎。在这些人当中,冯巩比他们登上央视春晚的时间要早,事实上,他正是连续上春晚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演员。
和冯巩合作了8年的编剧邹僧告诉搜狐娱乐,他们在创作本子时,也会犹豫要不要保留这句话。每年犹豫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保留的基础上加入新的东西和表达形式。这时,一位拿着相机等在后台的中年阿姨凑了上来,自发自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嘿!当然要了!一说这话,就知道冯巩来了,那小眼睛抽脖子的,看着就乐呵。”
“只有排练时才会发脾气”
“每一年的春晚作品都会提前4、5个月就开始准备,是大家集体创作,当然以冯巩为中心。”邹僧喝了一口水、停顿了几秒钟,他其实并不太愿意谈这些话题:“一个人做人处事的方法,会影响到整个团队,冯巩本身很低调,这么多年从来没接受过什么采访,我们也……做事最重要。”
在他记忆里,2005年的春晚最让人难忘。“那年前后毙了两个本子,元旦前才启动《笑谈人生》,距离除夕也就十几天了,整个架构都还要重新弄。你说真不急那是假的,也会失眠,讨论到半夜3、4点是经常的事。”解压的方法也很特别:“巩哥不抽烟,那年的小品里有他和朱军喝酒的场面,是真的喝,他们演了多少场,就喝了多少次真酒。”
冯巩的学生艾莉,2009年的春晚彩排期间,一直陪在冯巩身边。按照曲艺界的传统,他们尊称冯巩为“先生”。她说他们平时其实一点都不怕先生:“天天乐乐呵呵的,谁有啥忙都帮,特别好说话,我们还经常去他家吃饭。”但是排练作品时经常会把他们吓到:“不只是春晚,平时排练时,谁没做到位,他就会说出来,有时候也会发火,挺怕的。他只有排练作品时才会发火。”
“所以我说冯巩,他是艺术狂人。”邹僧接过话题:“一个对作品要求太严格的人。”
“徒弟是个人的,学生是社会的”
今年春晚有一个80后的相声《大话捧逗》,其中,“逗妃”贾玲正是冯巩的学生。
接受搜狐娱乐采访时,贾玲数次纠正我们的说法:“不是徒弟,是学生。先生说过一句话,徒弟是个人的,学生是社会的。”算起来,她和冯巩确实没有进行过任何收徒、拜师的仪式,师生源起因自中戏的相声班,冯巩去那儿客串了两年老师:“本来我们是有10几个女学生的,现在就剩我和艾莉了,其他人都转行了。”
贾玲在北京新街口文化宫开了一家“新笑声客栈”,专门说“酷口”相声;另一个学生李鸣宇,在宣武区文化馆开了一家类似性质的“鸣乐汇”。搜狐娱乐第一次看见《不能让他走》,就是在后者的“场子”里,后来又在“新笑声客栈”里压过一次场。贾玲说:“先生从来不会让我们打着他的旗号来做什么事儿,我们能做到多少看本事,新笑声客栈一直到1月以前,都是亏损的。他的关心是另外一种形式,文一点的说法,你可以理解为润物细无声。”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上春晚的《大话捧逗》,是不是跟先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这个作品从创意到排练,都是先生一手抓的;但是推荐我们给导演组的,是姜昆,说让我们去试试看。他也不是看在先生的面子上,而是以曲艺协会会长的身份,去推荐新人。”
“冯巩,你说的是相声吗?”
“我没自信。我折腾这么多事,就是为了证明,在相声界我影视演得最好,在影视界我导演导得最棒,在导演界我编剧编得最巧,在编剧界我相声说得最逗。”——这是2005年《笑谈人生》里面冯巩的台词,那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捧回一个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帝”头衔。
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针对其偶尔的跨界,而是针对其春晚坚持的“相声剧”。脱下长衫长褂、摆上道具、加入多媒体音效,看上去与小品已无差异,也难怪很多记者下笔就写“冯巩的春晚小品……%¥&¥%*&”。来自传统的质疑声音更大:“他们说冯巩走偏了。刚开始那几年很多人当面不敢说,背地里都骂翻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艺术家说:“他们其实在说,冯巩,你说的是相声吗?说老实话,我也一度很疑惑。”
作为主创人员之一,邹僧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众的反馈就能说明一切。我一直相信,相声拥有无限的生命力,它可以利用很多形式。不是冯巩带头才会这样,而是观众喜欢。”
“这是我们走出的新路子,冯巩从来没有动摇过。”
采访手札
冯巩是一个让你几乎无可挑剔的人,有很多词可以拿来放在他身上:很热心、很谦逊、很勤奋、很敬业、很低调……诸如此类。看见他时刻保持着的微笑,有时候也会生出一丝想法:“究竟是经历了些什么,才会将一个人磨砺得如此圆润而坚硬?如此‘离经叛道’着,而又同时如此谨慎着?”
他不是一个从云端跌落的典型案列,也不是一个翻身得解放的典型案例,大曲大折的生活给了冯巩太多有关“现世安稳”的理想,拔掉了他比常人更多的个性之刺:因为曾祖父是冯国璋,文革期间他从“小皇帝”变成了捡煤核的脏孩子;马季要收他为徒,他却过不了那道政审关;当了两年“黑兵”想改变命运,结果是换来了一张大字报。
有一个古老的道理其实说得很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面对苦难人生,那么就一直笑着,善待身边的所有人,不管你喜不喜欢、认不认识。譬如,1980 年至1990年间,艺术团里排练厅旁临时用木板隔开的一间房,就是冯巩和妻儿的家,直到领导过意不去说:“你是咱们团里这么多年来没提住房困难的人”;又比如,赵保乐在外地演出时突患甲肝,医生提醒可能被传染,冯巩还是裹着件军大衣在病床前陪了3天……
冯巩唯一的春晚要求是,他的相声剧要排在最前面上——家里有80多岁的老母亲,在天津等着他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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