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01
1910年四月的第一天，法国人修建的昆河铁路正式竣工。
这条窄轨铁路从昆明一直修到了越南，正好经过在云南省华宁县和宜良县的交界处，一个名字叫矣则的小村子。
云南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台湾则因为《马关条约》而落在日本的掌控里。那个年代，中国被四处欺负。
十七年后1927年的腊月初一，在这个名叫矣则的小山村里，褚家也添了一位男丁，爷爷为之取名石柱。
石柱生下来就看到了法国人建的火车，这条铁路特有的米轨，和先进的火车站。他大致明白了什么。
这是文明的象征，也是侵略的产物。
好与坏，黑与白，在那个年代结合于一身。
像极了他漫长的一生。
然而，在那时的中国，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1942年，日本为使中国屈服，大举轰炸滇越铁路，石柱的父亲被日本飞机炸伤，不久去世。褚家的顶梁柱变成了年少的他。
母亲和石柱打算靠酿酒挣钱养家，为了带来更大的利润，他采用了新办法。
那时候的小作坊，三斤包谷才能酿出一斤酒。石柱利用自己在学校的知识与生活经验，把火炉里的木炭拿出来，提高室温，创造更好的发酵环境，两斤包谷就可以酿一斤酒了。
没人想到，他的这种才能，多年后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荣耀和灾难。
不久，石柱参加了云南武装游击队，当过指导员。解放后入党，成为征粮组的组长，又升迁为盘西区区委书记，再一变就在1955年成了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在这一年，石柱结婚了。妻子马静芬是富人家的二小姐，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
在画着和平鸽、稻穗、棉花的结婚证上，石柱写下了他的大名：
褚时健。
02
褚时健认为，1950年代的国家疯了。
各个地区都在上报一亩田能种出几万斤水稻。他种过水稻，心知这个数字不现实，但从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人是很听话的，他强迫自己去相信。直到忍无可忍。
他不知道，亩产万斤的可能性，是顶得上美帝五个师的大科学家加持过的。
实在的褚时健很快就吃了亏。他因为质疑政策，得罪了一位上头派下来的专员，被打成了保守的右派。
1958年，褚时健被下放到元江红光农场劳动改造。妻子作为“右派”家属，带着三岁的女儿一起来到了农场。
马静芬的工作是喂养四十多头猪。在这里没人知道，这个女人曾经是富人家的二小姐。
更没人知道，四十多年后，她会跟丈夫一起，成为全中国瞩目的商业明星。
褚时健没有资格和家属同住，他卷起铺盖搬到了山脚的工棚，把妻子和女儿留在山上。
转机在不久后到来。褚时健有了自己的儿子，又去新平县曼蚌糖厂当了副厂长。
他刚接手时，该厂每年财务上亏损20万元左右，厂里的工人为维持生计，在每年非榨糖的季节必须到各处打短工。
褚时健很快找到了办法，他把榨糖后的甘蔗渣蒸发水分后，替代熬糖用的木柴，成本一下就降了下来；设备方面，褚时健跑到邻县白糖厂，找到对方废弃的生产设备，要求买下来。
白糖厂的人索性送给了他，褚时健心下欢喜：对于技术指数要求比白糖厂低的红糖厂，对方设备的极低点完全有可能是自己的极高点。
果不其然，白糖厂的设备使厂里的红糖质量高出几个档次。
从此，褚时健再也没挨过批斗。
因为他上任第一年，多年亏损的糖厂就赚钱了，在第三年更是赚了30万。
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不过几十块钱。为了填饱肚子，批斗与被批斗的，都需要他。
当权派背地里跟褚时健说：
你搞好生产就行了，我们不斗你。
事业的暂时成功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什么好处。儿子小时候缺钙，到了三四年级走路还摔跤。
看到孩子摔跤，褚时健不是鼓励，而是吼他：怎么这个岁数连路都不会走？你还会干嘛，会吃饭吗？儿子不敢哭，默默爬起来，继续走。
在儿子高中文理分班时，他更是强行替儿子选择了理科，因为他觉得儿子想学的文科，太没有出息。这为将来儿子离开他身边，埋下了不小的伏笔。
1976年的9月，褚时健在江边钓鱼，忽然接到紧急通知，到坝子上参加追悼会。
在周边一片片的哀嚎中，褚时健忽然想笑，这种想笑的欲望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
一旁的妻子见状，一边急忙用手掐他的胳膊，一边用眼神苦苦恳求他。
等到止住了笑的欲望后，他才发现胳膊已经被掐出了血。
他后来谈到了当时为何想狂笑的原因：
我当时想，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03
1979年，在全社会的跌跌撞撞中，改革开放来到了第二年，51岁的褚时健从糖厂厂长变成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厂长。
这里没有左派右派，只有赚钱这一块。
距离这个小烟厂的崛起，还有七年的时间，要等待一个很小的机会。
1984年，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被请去水塘镇做技术指导，主抓养殖业和种植业。一边养鱼，一边在新平县的荒山上试种各种水果。
褚时健给了弟弟一个建议，可以试着种植橘树和冰糖橙。
弟弟从华宁县采购了一批橘树苗，拿来试种，仅冰糖橙一类就种植了五千多株，共三十余亩地。
这批冰糖橙，在十年后才被褚时健尝到。
就像人们不知道哪片云彩后有雨。褚时佐反而因为敢闯敢干，成为了新平县第一个万元户，接受了县里的表彰。
随后，褚时佐在玉溪市里买了一台21寸的彩电。为了不被别人眼红，褚时佐叫上自己做厂长的哥哥，两个人一起用扁担，借着黄昏做掩护，把这台彩色电视机扛回了家。
褚时健看着彩电对弟弟说：“老弟，你比我有钱呀！”
他虽然是玉溪卷烟厂的厂长，但他对烟厂做的改革还暂时没有反映到工厂效益上，就算是厂长也买不起彩电。
机会很快就到了，但没落在他的头上。
80年代的烟草行业，在国际层面上整体开始了技术换代。为了跟上这次国际潮流，国家烟草总局给了贵州省一个指标。
这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指标，拿到指标代表着可以引进一套国外先进烟草技术。
但，贵州省没要。
因为谁要，谁就要掏大笔的外汇储备出来。80年代的中国，基本可以说是零外汇储备。
这个指标被烟草总局拨给了云南，但也没确定给哪一个厂 。
褚时健听说指标拨到了省内，叫上副厂长一起，火速前往昆明，试图拿下指标。此时的玉溪烟厂，在褚时健担任厂长后，从濒死倒闭活了过来。
但，此时全厂固定资产不过7000万人民币，全部抵押贷款也不够引进设备所需的美金。
出生就看到法国火车的褚时健明白，新设备与新技术在这个闭塞的年代，对企业代表着什么。
他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拿着2000万美元的贷款，获得了这个指标。
80年代中后期，玉溪烟厂靠着这套新设备在全国崛起。新生产线生产的红塔山、玉溪、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 。
1987年，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烟草行业第一，第二年，红塔山品牌成为中国第一卷烟厂的第一品牌。
褚时健从此不管去到哪里，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接见他。
像极了郝云唱的：
突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我也突然感到世界很温暖；
好像混了三十年，终于混到我的春天。
只不过，这时的褚时健已经花甲之年了。
04
90年代的红塔集团，在褚时健手下成为了亚洲第一的烟草公司，世界烟草排名第四。
分税制改革前，红塔集团贡献了千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收入。
朱副总理去视察，提前说好只给褚时健半个小时汇报。从他进电梯就开始计时，等朱副总理进到办公室坐下，听他汇报了不到10分钟，就取消了自己后面的会议，只听褚时健讲。
后来，红塔集团取消了为国家制造汽车的项目，转而修建了云南省内第一条高速公路，这次的谈话起了很大的作用。
共和国的长子应该感谢云南人民，没有在造车事业上插一脚。
玉溪卷烟厂有个主任问褚时健：你是不是给国家利税交到50亿，就可以不干了？
当烟厂交到60亿元利税时，褚时健对这个主任说：劲头比原来还大。
这个时候的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93年，一台桑坦纳市值十三万元，大米五毛一斤。也就是说，他每替国家挣到一辆车，国家给他二斤米。
褚时健的心里很难平衡。
1995年二月，中央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内容是匿名举报褚时健贪污受贿。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
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
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
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截至这一年，褚时健的月工资是3000元。红塔集团十七年累计纳税991亿人民币，够聘请他二百七十五万年。
很多人都说：
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同样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不久，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
监狱里的褚时健看到了弟弟褚时佐。弟弟拿着十年前他让自己种的冰糖橙子来探望他。
有严重糖尿病的他吃了一个橙子，大加赞叹道：“好甜的果子呀！
2002年，褚时健因病保外就医，宣布再次创业，种植橙子树。
这一年，他七十四岁，各种疾病缠身，生命可能随时逝去。
而橙子生长到挂果一般是八年时间。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后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
褚橙卖遍了全国上下。它的包装上印着一句话：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褚时健的家门口，每天堵着各种各样来朝圣的年轻人。他成了一代人的励志偶像。
曾有记者问褚时健：
如果您留下一句话的墓志铭，会写什么？
属兔的褚时健回答：
褚时健，属牛。
谨以此文纪念褚时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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