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说狗︱狗是人类最早的家养动物，丰富古人对友情的认识

狗的起源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发掘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时，法国学者德日进和中国学者杨钟健就对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首次发现狗骨。由此拉开了通过骨骼研究中国古代狗的序幕，迄今为止，已经长达80余年了。

湖北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陶塑狗

狗是家养动物，说到狗，当然首先要追究它的起源。探讨狗的起源与驯化是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狗的基因证据揭示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狗都来自古代人类对于灰狼的驯化。按照中国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结果，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明确发现驯化的狗骨。主要证据有以下三条：第一，对骨骼的多项测量结果均小于狼，显示出形体比狼要小；第二，其形状特征与狗接近，与狼差别明显（图1）；第三，其在哺乳动物群中所占的数量比例明显比狼要大。这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多个考古遗址出土哺乳动物群中狗所占的数量比例具有一致性。由此可见，中国最早的狗至少出现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华北地区。

图1 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狗的右下颌

但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依据现代DNA的研究结果，认为狗的驯化起始于15000年前左右的中国长江以南地区，这个地区很可能是唯一的狗的驯化中心。这个观点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结果有明显的抵牾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我们发现中国出土灰狼化石的更新世晚期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鲜有发现，即南方地区很少见到狗的祖型。其二，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狗的遗存，但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位于南方地区的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庙岩洞穴遗址、桂林市甑皮岩遗址、柳州市白莲洞洞穴遗址和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洞穴遗址等多个遗址中虽然均出土动物遗存，却没有发现1块犬科动物的骨骼，这也与南方地区作为起源地的特征不符。其三，综合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属于“六畜”中的狗、猪、黄牛、绵羊、马和鸡最早的发现地均位于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其中仅有最早的鸡（依据目前所知，殷墟遗址出土的鸡是最早的）很有可能是以文化交流的方式经中国西南部地区北上的，其他五种家畜的来源可能都与长江以南地区没有关系。这些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和现代DNA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差距甚大，与依据现代狗的DNA间接回溯狗的起源的分子生物学不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人留下的直接证据。我们认为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即依据科学发掘、科学研究获取的实证性证据，至少现在还应该肯定中国最早的狗发现于华北地区，至于DNA的研究结果暂时只能作为研究的参考。

我们认为狼之所以能够被驯化为狗。首先与它的生理特征、行为方式相关。狼的栖息范围很广，分布在各个地区。它们往往靠近水源建巢，视觉、听觉和嗅觉极佳，善于奔跑，以中小型动物为食，能成群攻击大型鹿类，繁殖过程简单，雌狼在每年的1-2月间交配，怀孕期60余天，每次产仔5-10只，幼崽经10个月左右可完全长成，随亲狼出猎。以上各项特征，为人类能够驯化它们及发挥它们的特殊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俄罗斯研究人员对犬科动物中的狐狸进行过长时期的驯化实验，从1960年开始饲养狐狸，发现到第二代，出现行为变化，对人类的攻击性反应逐渐消失。到第四代，有些幼崽会摇尾巴，开始主动接近人类，允许人抚摸和抱自己。到第六代，将它们放出笼子后，最友好的幼崽会跟在人身后并主动舔人。到第九代，出现形态变化，原先出生后不久耳朵就会竖起，现在可保持下垂长达3个月。同时毛色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出现花斑色皮毛，前额有星状图案。到第十三代，驯化后的狐狸见到人尾巴会向上卷起。到第十五代，有些狐狸的尾椎变短，变粗，椎骨数量减少。不到数十年的时间，野生的狐狸便被人成功地驯化为家养动物。这是一个作为宠物被驯化的过程（图2）。科学家们认为，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特定的基因，这些基因使动物倾向于被驯化。由此我们认识到，在人类驯化狗的过程中，似乎也存在人类主动进行驯化和狼自身为适应人的生活模式而主动配合驯化的互动。

图2 狐狸驯化图

由此我们推测，最早可能是狼来到古人的居住地附近，在古人的生活垃圾中寻找食物，在与人的接触过程中被人捕获幼崽，作为宠物饲养，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生态特征，人与饲养的狼（或者可以称之为最早的狗）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最早把狼驯化为狗之时，当时的人很可能首先是为了玩，将其作为宠物来对待的，这毕竟是当时除了人自身之外的第一种与人亲近的动物，而且其经过饲养会对人摇尾巴、亲近和舔舐人类等行为都会增加人对它的好感，希望它随时在自己身边，这种行为源自古人对于友情的认识，也进一步丰富了古人对于友情的认识。狗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家养动物，自从有了狗，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路途中就不再孤单了。

考古遗址出土狗的概况

纵览新石器时代和先秦时期遗址中狗骨的出土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狗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之后，在距今约10000-7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数量增多的现象。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10余处遗址中仅有1处遗址发现狗骨相比，新石器时代中期多个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中均发现狗骨。其中，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类饲养狗的行为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南方地区属于上山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的遗址中尚没有发现狗，位于南方地区的遗址中发现最早的狗的时间晚于北方地区的遗址。北方地区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多达10余头狗被完整埋葬于墓地及居址附近的实例（图3）。上述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发现狗的现象的不同，大致上与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整体上优于南方地区的状况相符，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人群在推动文化发展上表现的更为积极，这种趋势在历史上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图3 贾湖遗址SK9狗骨图

到了距今约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距今约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采集动物遗存并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的遗址数量达到200余处，这些遗址中绝大多数都出土了狗骨。这两个时期有以下三个共同点。一、在出土狗的遗址中，狗在全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数量比例在5-10%左右，没有发现从早到晚数量逐渐增多的趋势；二、在出土动物遗存的遗址中，没有发现狗在数量上存在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差异，饲养狗已经成为各个地区的古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行为；三、全国各个地区的不少遗址都有单独挖坑埋葬狗的现象，但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山东、安徽和江苏等中国东部及偏东部地区。

在属于夏商周三代的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和丰镐遗址中，都发现狗骨，除少数遗址之外，狗在全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数量比例均在10%左右。可见尽管夏商周三代的技术、经济与社会结构与新石器时代相比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古人与狗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的方式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相比，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我们对多个遗址出土的狗骨开展线粒体DNA分析，研究结果可以概括为两点（图4）。首先，在每个遗址的狗中都具有占主体的单倍型DNA，即每个遗址中的狗的群体具有相近的母系来源。其中，陶寺遗址和偃师商城单倍型DNA的多样性稍高，说明母系来源相对多源，可能与其属于中心遗址或都城遗址的性质有关，即当时有可能从其他地区向这类遗址输送狗，把带有不同地区特征的单倍型狗集中到一处。其二，每个遗址中的主体单倍型各不相同，说明各遗址中狗的群体的母系遗传结构具有各自的地域性特征。这一点与这些遗址在地域上相距甚远及时间上的差异明显是密切相关的。

图4 基于犬科的线粒体DNA控制区序列构建的邻接树

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地区在距今约8000-7000年之前狗的食物中既有来自粟作农产品的C4类食物、又包括大量可能来自自然植被的C3类食物；在距今约7000年之后，粟作农产品逐步成为狗的主要食物来源，狗的食性变化与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人群食物结构的变化轨迹几乎同步，狗的食性与人的食性密切相关。

狗的作用

《礼记·少仪》归纳当时狗的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宅舍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也。”古人很早开始饲养狗并长期保持这样的习俗，肯定有其功利性的目的。比如开发狗作为猎犬的功能，狗所具备的敏锐的视觉、听觉、嗅觉及攻击性特征可以帮助古人进行狩猎。其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追踪兽类（图5）；其次是围缠猎物（图6）；其三是追捕小型兽类（图7）；其四是寻觅、看守被猎人射中的猎物。除了作为猎犬之外，古人也将其作为警卫犬。考古发掘证实，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狗的现象，不少狗的颈部还系着铜铃。这些狗可能显示出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似乎印证了“效犬马之劳”这句老话。春秋时期有诸侯国曾设“犬营”。狗在当时的军营警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县长冢店遗址出土的汉代“牵獒门吏”画像石中，门吏两只手抓住狗脖子上的颈环，狗竖耳蹲坐于地，瞋目张嘴注视前方，显示出当时狗在看家护院中的作用（图8）。图9为东汉时期的陶狗，通体呈浅酱红色，双耳向上竖起，眼睛凸出，张口露齿，侧身呈卧姿。它长长的脖颈与凸起的双眼表明，也是在忠实履行看家护院之职责。我认为狗作为宠物犬、猎犬和警卫犬的功能是可以重叠的。

除上面提到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单独挖坑埋葬狗的习俗之外，在一些地区先秦时期的墓葬中也普遍存在挖腰坑埋狗的实例。如属于商周时期的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遗址及墓地中狗的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反差。在遗址范围内，商周时期出土狗的个体数不到全部哺乳动物个体数的10%，而墓葬的腰坑中出土狗的个体数约占墓葬中全部哺乳动物个体数的50%左右。可见实际生活中使用狗的状况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的特征一致，即当时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刻意去繁殖狗，而墓葬中随葬的狗数量多，应该与当时殉葬狗的风俗相关，这可能是当时人刻意大量饲养，以供殉葬的结果。这个特征在河南省安阳市商代都城殷墟的墓地中也有较为集中地表现。从总体上看，在墓葬的腰坑中埋葬狗的现象主要出现在商人或商文化的区域，即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河南、山东一带。狗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丧葬活动中亦发挥了特别的作用。

图8 画像石“牵獒门吏”图 图9 东汉酱红釉陶狗

我们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狗骨大多是破碎的，证明这些狗在当时是被人食用的。但是任何一个遗址出土的狗的个体数在哺乳动物群中的比例几乎都没有超过10%，一只狗的肉量一般不会超过10公斤，狗肉在当时古人所食的肉量中所占的比例极小，我们没有发现古人注重吃狗肉的证据。但是依据文献记载，在先秦时期和历史时期，一些特定的区域存在食狗的习俗。战国初期侠客聂政躲避仇敌来到齐国，“客游以为狗屠”。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将军樊哙在跟随刘邦出征之前就是“以屠狗为事”等。可见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也存在专门饲养狗供宰杀食肉之用。我们期待着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和动物考古学研究中获得新的证据。

综上所述，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农耕文明的推进，国家和城市的出现，古人饲养狗的动机大致经历了由作为宠物开始，到作为猎犬及战争和看家护院时的警卫犬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狗一直具备宠物的特征。而作为祭祀和随葬活动中的狗仅仅是特定时期和局部地区的现象。除祭祀和随葬的狗之外，其他狗最后往往是被作为肉食对象的，在遗址中出土的破碎的骨骼证明其是被食用的，但是因为其数量少，也表明狗作为肉食的价值基本上没有受到古人的重视，古人仅在特定的时期和局部地区才有意识地去繁殖狗，将其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肉食种类。

狗的品种

狗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古人不但在生活中长期与狗相伴，在陶塑、画像石和绘画等艺术品中也常常将其作为表现的对象。我们在那些艺术品中看到的狗的形象，至少可以代表三个品种。第一种身躯肥硕，四肢粗壮。如西汉时期阳陵出土的狗（图10），两耳直竖，双目略外鼓，嘴巴较粗短，尾巴上卷，给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神态。图11是东汉时期的陶狗，通体施绿釉，双耳上翘向内翻卷，眼睛圆睁，张口露齿，仰头狂吠，尾巴上卷。脖颈与前身栓有颈圈，头略大。图12是清代的陶狗，昂首挺立，嘴巴微张，眼睛微凸，尾巴上卷，通体施紫红窑变釉。自西汉到清代，历时1000多年，这类狗还保持着大致相同的体形。

第二种躯体匀称，四肢细长。如图5那只东汉时期的陶狗，双耳竖起，眼睛圆睁，嘴巴前伸，肌肉健壮，尾巴上扬，四肢前后交错，似在疾步行走寻找猎物。图7是汉代画像石中展示的三只猎犬追捕兔子的场面，两只猎犬前肢跃起、后肢撒开，一只猎犬前足抓地、弯腰转身。个个都是身形矫健，奋勇争先。图13是清代的玉雕狗，前腿直立，后腿蹲坐，圆耳下垂，双眼直视前方。图14为宫廷西洋画家艾启蒙以西方的素描技法，运用解剖学知识，一丝不苟地刻画出乾隆皇帝豢养的猎犬，图中猎犬健美的体态和皮毛的质感，具有极强的写实性。这几只不同时期的狗均可归入同一种。

第三种体格矮小，四肢很短，是典型的宠物狗。如唐代的簪花仕女图中所示，皮毛蓬松，尾巴和头颅一般大，似呈摇头摆尾状，活泼可爱（图15）。明代的猫犬图轴上，那只宠物狗四肢伏地，狗头抬起，眼睛圆睁，舌头伸出，摆出一幅调皮的样子（图16）。可见至少从唐代开始，就有这种宠物狗。

从这些艺术形象上可以看到，这三种体型的狗经过千百年的悠悠岁月，一直为古人所钟爱。当然，古人饲养的狗肯定不仅仅只有这三个种类。

中国人与狗相伴，走过了10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今后，人与狗还将一直相伴着走下去，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珍惜这位人类的忠实伴侣，从它那里获取欢乐，也给它送去更多的欢乐。

（本文原题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年说狗》，刊于2018年2月9日《中国文物报》。经授权，澎湃新闻自微信公众号“文博中国”转载本文，插图由重庆师范大学的王运辅加工，其中一些插图及说明引自《故宫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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