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第75期:韩寒与郭敬明
导语:近期,郭敬明与韩寒二人的电影先后上映,争夺票房。同为八零后,同为新概念作文获奖者,同为青春作家,郭韩二人一路走来始终是全社会相比较的对象。评论家马小盐认为:人们谈论他们相异性时,恰恰忘掉了他们的同一性,他们是这个半威权半消费社会中并蒂莲般盛放的两张脸。二人电影票房的成功,是消费社会粉丝经济的成功,而非电影美学与艺术水准的成功。无论韩寒还是郭敬明,两人皆是新媒介时代的巨大获益者。
同为八零后,同为《萌芽》新概念征文奖的获得者,同样写小说、拍电影,韩寒与郭敬明一路走来,经历相似,性格相异。人们谈起韩寒,必然要谈到郭敬明,谈到郭敬明,必然要谈起韩寒,仿佛他们是差异性很大的对照体,是磁性的南北两极。但事实上,这两个人的小说与电影,皆无多大艺术含金量。在人们谈论他们相异性的同时,恰恰忘掉的是他们的同一性: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是这个半威权半消费社会,三十余年来同一个经济之躯上并蒂莲般盛放的两张脸。
被新媒介塑造的“斗士”与“商人”
少年韩寒出版《三重门》后,仅仅在文学圈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并未获得社会范围的赞誉。韩寒拥有如今的巨大名声,完全得力于博客尚属网络主流媒体的时期。2006年左右,网络管制相对宽松,那些在传统纸媒上无法发表的文章,皆可在博客里发表再现。这一阶段,韩寒以杂文的方式挑战文坛、挑战传统甚至含蓄的挑战体制。那个宣称自己憎恶传统教育的叛逆青年,在博客的推波助澜之下,快速而完美地被塑造为一位新时代的文化英雄。
韩寒杂文的深度与格局,与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相比,往往显得深度匮乏、格局狭小。他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是他的年龄,二是他所持有的政治观点,三是他所占据的网络平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轰烈而短暂的文化启蒙运动,在严酷的政治高寒下夭折,一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就此分崩离析。网络有限意见空间的出现,再度点燃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的理想。在韩寒的杂文里,知识分子们依稀看到他们曾经热擎的火种,在这位八零后手中一息尚存,明明灭灭。他们如同绝望的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抓住这位后来者,并将这根稻草错认为拯救未来中国的英雄或栋梁。
显然,这是一种认知错误,一种卖火柴的小女孩式的认知幻觉:点燃最后一根火柴之后,小女孩看到了天堂的幻象。这幻象导致知识界对韩寒这一来自新生代的力量,寄予了过大的期待与希望。陈丹青力挺这位八零后才俊,梁文道在电视上预言:“假以时日,韩寒会是当代的鲁迅”。知识群体的激赏与媒体的大力推广,“公民韩寒”就此诞生了。文艺青年韩寒,从此行进在意见领袖的宽广大道上,扛着他所无法扛起的意识形态大旗,成为他所无能是、无力是的偶像:一个被外界强加的符号化自由斗士。
当韩寒在博客上,借助意识形态忙着打造辉煌声誉的时候,郭敬明正在加入体制,并与体制融为一体。他入作协,办杂志,屎壳郎推粪球一般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他躲避任何涉及公共领域的政治话题,以商人才有的市场直觉,精心培养着自己的粉丝群体。小城市长大的郭敬明信奉金钱就是力量。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是郭敬明所有作品的核心与主题。从四川自贡到大上海,郭敬明要完成的是他自身的上海滩传奇:他要功成名就,他要敛财无度,他要出人头地。郭敬明是国内最早将作家当明星来打造的人,他就是他自己的星工场。他整容、染发与粉丝密切互动。他深切的懂得,粉丝不但可以是娱乐明星的衣食父母,也可以是他的衣食父母。他要将自身打造成粉丝们的母蜂王,粉丝们痴迷的上供与尖叫,便是回馈给他的最高奖赏。
博客时代的郭敬明,一直处于舆论的弱势。韩寒以及韩粉利用一切机会对郭敬明进行力所能及的嘲讽:他矫揉造作的文风与他的身高,皆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然而,微博出现了。微博是“公民韩寒”的灾难,却是郭敬明的福地。方舟子在微博上发起的质疑韩寒的“代写门”事件,是韩寒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此次事件,“公民韩寒”几乎被打回原形。韩寒猪一样的队友与自身不慎明智的回应,更使名声大损。相对于韩寒具有攻击性的批判,厌倦了网络争执与喧嚷的网民,突然发现郭敬明比韩寒更宽容、更大度、情商更高。无论网民如何嘲笑他的身高还是作品,他皆以含笑的公关姿态化危机于无有。郭敬明利用微博这一新兴空间,成功的为自己洗白,塑造自身的新形象:一个自嘲、宽容、机敏的八零后娱乐明星兼商人。
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传播学家洛根认为,人延伸了媒介。人与媒介的互相缠绕,决定了世界的最终走向。在韩寒与郭敬明身上,我们便能看出,媒介如何改变人的命运。人,又是如何延伸着媒介的现实走向。无论韩寒还是郭敬明,两人皆是新媒介时代的巨大获益者。没有博客,韩寒便无法收割名声的金穗。没有微博,人们便不会对以抄袭起家的郭敬明,看法上发生质的改变。得力于新媒介的两位八零后,分别在博客与微博上收获到几乎相等的成就:他们拥有等量齐观的粉丝,他们可以不动用任何传统媒体,仅仅依靠自媒体(微博)之力,就将自己无论是垃圾还是精华的商品(小说与电影),大面积的倾倒给这个尚不明白新媒介威力的懵懂社会。
消费社会的两大“拜符号教”
消费社会,大多数人是物的囚徒。在广告、传媒、五花八门的营销手段的影响之下,人完全被异化,主体几乎丧失了判断力,消费购买各种各样的物,并被各种各样的物所奴役。马克思将痴迷于物的人称为“拜物教”,我们莫如将消费社会粉丝文化中,痴迷特有符号的人称为“拜符号教”。
拜物教在拜物的过程中,尚需对物的理解与占有。拜符号教,则不需对物有任何理解与占有,仅仅痴迷某个特定的符号即可。譬如痴迷LV这一品牌的人,他并不明白LV比别的品牌好在什么地方仅仅因为它是LV,他便痴迷于它。再譬如声称痴迷于马尔克斯的一些读者,往往并不明白马尔克斯的小说好在什么地方,仅仅因为那是马尔克斯所著,他便盲目迷信。令人尴尬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是盲信的羔羊,名声与品牌便是挥舞在盲信者头顶上噼啪作响的鞭子。羔羊们在牧鞭的驱赶下,消费虚无,乐不思蜀,一生徘徊在符号的教堂里不能自拔。
有影评人因为韩寒与郭敬明电影的票房号召力,怀疑传统电影理论已经过时,这显然是没有弄清消费社会的粉丝经济与电影美学之间的悖逆:粉丝们之所以观看电影,不是去欣赏美,而是去朝圣,去磕拜某个特有的符号。对拜符号教的信徒而言,符号就是他们神圣不可亵渎的圣物。无论这个符号中有无内容,无论这个符号里装载的是垃圾还是精品,拜符号教信徒皆会掏钱上香,一往情深的前往。这就是造成当今中国电影市场乱象的根本原因,粉丝是决定票房高低的根本原因,而非电影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一些高票房电影,与电影美学毫无关系,而与时尚、品牌、符号甚至营销手段有着密切的关联。韩寒与郭敬明电影票房的成功,是消费社会粉丝经济的成功,而非电影美学与艺术水准的成功。
2014年暑期的这场韩寒与郭敬明的电影大战,本质上是两个拥有大量粉丝却立场不同的拜符号教的战役。只不过,拜“韩寒”这个符号的粉丝,朝拜的是这样的价值体系:文艺情怀与曾经的自由主义立场。拜“郭敬明”这个符号的粉丝,朝拜则是:金钱、物质、纸醉金迷以及令人不忍直视的弱智故事。
韩寒借《后会无期》与“公民韩寒”告别
只要看过《后会无期》,便会发觉,这部影片的主题是成长与告别。相比郭敬明华而不实的华丽垃圾《小时代》系列,韩寒的《后会无期》算得上一部可圈可点的及格之作。
影片讲述了三位丧失家园的小岛青年,在从东往西的路上,所遭所遇的亲情、爱情与友情。但所有以信任为根基的美好情感,皆与欺骗迎面相逢。韩寒假借贾樟柯扮演的三叔之口,吐露出现实世界的残酷真理“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这是一句事关价值判断的语言。众所周知,衡量利弊的代价必然是丧失求真求善求美分辨对错的根本性价值观。
在影片热映之际,韩寒同时推出一本书,叫《告白与告别》。我们不由要追问:韩寒究竟要告别什么?韩寒这部处女作,不但弥漫着一股面对现实的严重挫败感,亦似在向自身曾经辉煌的公知时代告别。显然,对韩寒而言,“方寒之争”是重要的分水岭。“公民韩寒”在这场网络混战之后,丧失了基本的战斗力。他想借影片《后会无期》,摘掉外界与自身一度深爱的文化英雄桂冠,回归至“平凡之路”上,“成长”为一位具有感伤情怀的文艺男中年。
但,这真的是一种“成长”吗?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成长,莫如说这是一种逃遁。从此而后,文青韩寒很有可能就此逃遁至郭敬明的同一阵营,不问世事,闷头发财,偶尔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韩式影片里,悲天悯人的体现一下文艺男青年的低层关怀,从此转身为一位时代的缄默者。就此,时代宠儿的两张脸,在同一的商业躯体上,以极其魔幻的方式,完美重合。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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