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文学是什么关系？听听贾樟柯、戴锦华等人怎么说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文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当文学经典被搬上大银幕，文学为电影铺就了文化的底色，声光电则为经典注入了新颖的活力。文学用文字触碰人性与灵魂，滋养影视；影视用银幕呈现百态社会，道出喧嚣与静默，反哺文学。
8月22日，为了进一步推广经典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一场主题为“文学与电影：说不尽的网格本”的网络直播活动。在知名主持人陈鲁豫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资深影评人戴锦华，导演贾樟柯，小说家麦家，北大法语系教授、“米兰·昆德拉的中国弟子”董强，围绕文学和电影，展开了四小时深度对谈，以电影为切入点对世界名著进行解读。
戴锦华：越优秀的文学越难改编出优秀的电影
2022年是戴锦华在高校执教的第40个年头，也是她作为电影研究者、电影行业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的第40年。戴锦华提到一个观点：越优秀的文学作品越难改编出优秀的电影作品：“比如《老人与海》，不是说它伟大得不可改编，而是它的特征，它的所有成就、所有迷人之处都在你的文字和想象之间相互左右，它是很难被视听化的。”她认为，经典之所以变得伟大是因为在几百年当中它们被不断被阐释，而“二十世纪对于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成为我们重新阐释的方式……每个新的电影版本会叠在文学的原著上”。而作家和艺术家尤其是、而且必须是时代的“儿子”“女儿”，他们被时代诞生，同时被时代选中，来作为报信人，来作为言说者，来作为记录、批判的人。她在时隔十几年后重读被多次翻拍的《安娜·卡列宁娜》原著，发现托尔斯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的思想者，甚至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戴锦华
当陈鲁豫问及今天的我们如何阅读经典名著，戴锦华说到：“我的建议，或者我一生受益的方式就是，不要把经典当经典读，读小说是一个快乐的、休闲的、享有收获的时间……不论它被赋予多么伟大的名声，你就以寻找快乐、寻找认同、寻找理解，或者逃进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扩大你的生命、扩大你的人生方式去读……作为一个当代人，作为一个未来的大时代的介入者，文学、艺术、电影是生命的馈赠，如果不去拿到它、接受它，是每一个生命的损失。这是在我的角度，我自己走到生命倒计时时候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真实的生命经验。这里不包含矫情，不包含傲慢，不包含偏见，只是我一生受益于此。”
贾樟柯：文学与电影中都有一种有趣的存在——“翻译体”
因为眼睛刚做完手术还不能接触太多光照，导演贾樟柯戴着墨镜加入这次对谈。他分享早期阅读经典名著的受益：“我的最近两部电影都是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比较多的人物，怎么把那么长的时间结构起来，那么多的人穿插起来，某种程度上会受到过去那些大部头作品的影响……无论是乡愁还是复仇，从高中时候的阅读开始回过头来影响我。”
贾樟柯
对于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贾樟柯认为：“我觉得文学非常重要，包括我们今天谈的经典外国文学，它的重要不在于我们直接把它作为改编的素材，由《悲惨世界》产生《悲惨世界》，由《红与黑》产生《红与黑》，不是这样的。文学思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进入创作之前的一个思维方法……这种经典文学带给你的一种要求和视野，它会影响到你的电影思维、你的视听思维。包括我们对人性或者对社会、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新出现的问题的敏感度。”
作为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的电影导演，他谈到文学与电影中都有一种有趣的存在——翻译体：“有时候我们批评一个作家写的翻译体，因为感觉不接地气，或者感觉跟本土格格不入，就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而这个东西在当代电影里也存在。比如法国电影导演布列松的电影中，他一直在追求零度，一种渐离，好像整个电影是用翻译体写的一样。你不能说电影语言跟文学语言一样，但是从感受上、味道上来说，它们有一种一体性，它带有一种物理性的美感。当你把那些我们常用的熟悉的修饰性的中文修辞改变之后，形成一种新的本质——就好像沙子吹走之后露出地板的纹路一样，就是那样一种本质感。”
贾樟柯还分享自己童年经验跟电影的关系——他小时候去妈妈工作的商场找她，因为商场隔壁就是电影院，所以听了很多电影，这种独特的经历甚至影响到他自己成为导演后，也愿意在剪辑室外抽着烟听剪辑好的电影，感受语言的密度与物理的快慢，最主要的则是电影的时间感，那种快慢的关系，用画画来说就是疏密、松紧的关系，这种感受用听反而更准确。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弟子”董强：电影与小说有竞争，但更多是互补
文学翻译家董强曾旅居法国十二年，师从米兰·昆德拉研究小说，是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弟子。他翻译了大量艺术史著作和法国现当代诗歌，担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同时也是资深电影爱好者，董强在谈到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时认为：“电影跟小说肯定有竞争，但是最终我认为是姐妹一样，两者之间可以互补。小说改编成电影以后像插上翅膀一样，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衍生的东西，进入一个新的想象空间，这个想象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满足度或者丰富程度，不亚于小说本身带来的满足度和想象力的丰富性。”
名家名著名译的“网格本”
麦家：我心里最尊敬的地位是给了这些翻译家
关注外国文学的读者，或多或少都知道大名鼎鼎的“网格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套系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自上世纪5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整套丛书出版规模约150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外国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给很多读者，包括作家带去丰盈的文学滋养。因其朴素典雅的网格状封面，被读者冠以“网格本”的爱称。
麦家
网格本系列“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的多部中译本流传至今，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草婴译《当代英雄》、杨绛译《堂吉诃德》、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吴劳译《马丁·伊登》等，无不脍炙人口，堪称名家名著名译。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难觅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尤其是有译者签名、限量发行几百册的首版《英国诗选》《德国诗选》《瓦尔登湖》等，在某旧书网上甚至炒到高达8000元乃至逾万元的单本价格。
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启新版网格本，邀请外国文学研究界有影响力的翻译家和学者，对丛书进行了一些增补升级，收入了部分过去没有选入以及虽小众但价值突出的优秀作品。新“网格本”系列目前已出版147种，172册，涉及二十余个国家的百余位作家。对于“网格本”，作家麦家特别感谢将这些经典译介到国内的初代翻译大家们：“所以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心里最尊敬的地位是给了这些翻译家。我也写过不少向这些翻译家致敬的文章，他们不但把我引向文学，同时也让我知道怎么去尊敬一个人，他们值得我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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