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访死人，10年记者有话说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水满则溢
姚贝娜
姚贝娜的死，折射出了新闻业所面临的第三大悲哀，作为采访了无数次死人事件的我来说，不得不说说《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这篇文章了。
中国的新闻业目前面临着史上最大的悲哀：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非要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懂新闻的，非要管新闻；不懂记者职业的，非得写点咸吃萝卜淡操心的话，发挥臆想，写写文章，胡诌一下这个职业。
前两种情况，出于各种政治的非政治的因素，我就不再赘述了，忍了10年，不要一朝张狂，害得自己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了；而对于第三种情况，实在想一吐为快，因为中国记者的真实情况，的确被这些胡说八道的文章给糟蹋了。
文|水满则溢
入行10年，采访过的死人事件数不胜数，当然也包括名人，例如马季、侯耀文、张学津、姜凤山……对于这些名人之死，在我眼里，跟那些因为车祸、火灾、地震，乃至凶杀所命丧无常的普通人之死，没有什么两样。活着的时候再风光，最终一抔黄土罢了。
马季先生的死，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死亡的当天晚上，我和《法制晚报》的摄影记者坐在他家的楼道里，漫无目标的等待着。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再加上一直喜欢马先生的相声，真的很想做出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可是，人家死人了，你忍心去敲门吗？我和林晖坐在楼道的台阶上，商量着这件事儿，都觉得不敲门，是人性；敲门，是责任……最终，我们选择了人性，毕竟稿子是给人看的，不是为了出名。
林晖是老记者，我当时是新记者，就在楼道里从马季先生的意外去世谈到了新闻这个行业，可能我们还都是有着过去生活的情结吧，喜欢相声，喜欢有人味儿的东西，喜欢感慨人之不易，所以当名人就这样去世的时候，我们觉得除了悲哀，还有就是记着这个职业所给予我们的种种意外，恰是这种意外能够让我们感悟人生的很多东西。
后来马季先生下葬的时候，我又去了。从赵岩、冯巩、王谦祥、李增瑞……乃至更多的相声圈里、其他艺术圈里的名人，你会看到谁是真情，谁是假意，谁是真哭，谁是摆样子……观察，是记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干的事情，它应该成为记者的潜意识，有人说记者是靠问来采访的，但真正的记者，首先是靠眼睛的——观察力，是采写的生命。
我冒昧的来到了马夫人面前。我是这样问的：“阿姨，您好。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满羿，也是马先生的一位忠实的听众，今天很冒昧来先生的葬礼。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您是否接受我采访，没关系，我知道您很难受，我也知道这样很不礼貌。”
马夫人是这样说的：“感谢您来参加葬礼，谢谢您，谢谢您。但是我现在的心情，您也能理解，我就只想表达我们家属的感谢。”
我看了一眼马东，马东也是说：“谢谢你的理解，我们这次不想特别大的渲染，就是一次亲朋之间的事情，感谢你的到来。以后咱们可以详聊。这次真的不好意思”
我最后这样说：“我明白，应该我来说对不起，我最后只想向马先生表达我最后的致敬。”后来，我冲马夫人鞠了一个躬。
换位思考，带着对逝者的尊重，带着对生命的尊敬去采访死人事件，这不应该是我们记者基本的素养吗？我不否认在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人在死亡现场嘻嘻哈哈，在殡仪馆打打闹闹，但是整体的这个行业，就我观察，还很少有没人性没人味，只顾稿子不顾死者的记者，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北京，这样的记者几乎没有。
马先生只不过我所报道的死者之中的一员吧，作为曾经的热线记者，非正常死亡的普通人才是我接触最多的。
一次人民大学有一位女博士后跳楼了。几经周折，采访到了她的导师，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老教授很痛心爱徒之死，但我也会发现，他的脸上没有那样的悲伤之情，反而很镇定，有的时候还会带着一丝笑容，即便只是礼仪性的。
我带着谦恭之情表达了对逝者的可惜，对这位导师说：“作为记者，我们不是非要打探您学生的隐私，只是觉得一个博士后突然的跳楼，应该跟一般人的自杀不一样，可能背后会有其他的原因，因此想向您了解一下她的情况。您能接受我采访吗？如果您觉得不合适，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能体会到您失去爱徒的伤心……”
当天，我又找到了她的丈夫。起初，他的丈夫很抵触，是这样说的：“人都死了，你们还采访，有没有人性。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所以来采访，并不是来窥探您夫人的隐私，我们只是觉得您的爱人在一切的痛苦即将熬出来的时候，选择了这样的离开，必然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我刚刚采访完您夫人的导师，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所以才过来的。您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可以拒绝，我们尊重您的选择。而且，我想如果您以后处理夫人的事情遇到什么麻烦，也可以找我。”
这位丈夫低头凝思了片刻，把我让进了屋子里，简单的跟我说了几句，并且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最后，他也对之前的“莽撞”向我道了谦。
其实，采访就是与人沟通，是记者展示和理解人性的过程。很多所谓的名记，采访名人可以，采访文化人可以，但是你让他们采访普通老百姓，采访死人事件，采访农民，却很难，人家不爱搭理他们。为什么？ 名人善说，能说，知道要说什么，也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他会投其所好，借而控制你，最终你以为得到了想要的，其实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
但是老百姓不是这样，他们不善于说，天生对外人有敌意，或者防人之心，你如何去寻找到他们的突破口？有人会用各种所谓的技巧，但是就我自己的工作经历而言，这些技巧纯粹扯淡，人家只是有提防之心，但并不傻。所以，我只是用情感说话，用道理说话，我不在乎采访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在乎的是受访者的信任。
对于受访者，我需要的是打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是简单靠几句震世骇俗的话，简单的靠打个电话，梳理资料，就去写一篇几千字的稿子。就像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写“庞麦郎”的稿子，在我看来是完全失败的，作者没有进入到受访者的内心世界，之后再跳出来。
对于庞麦郎，我们采访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偏执狂；对于死人事件，我们采访的是人，不是一个死人。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能否悟道而已。
最后，我想说说我们为什么要采访那些死人事件。对于一个有追求的记者而言，不是简单的因为有书本上强调那种新闻性才去采访，而是他们的意外对于社会而言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才去采访。
例如我采访马季，不仅仅因为他是名人，更因为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因为他的相声欢笑了几代人；对于女博士后之死，不是因为一个女人的跳楼，而是因为它背后所可能存在的社会问题。
当年，凤凰岭一个爬野山者坠山而亡，现场民警讥讽我为了点稿费来采写，于是我和这位警察之间产生了下面的对话：
我说：“您看，您来现场是为革命工作；我们来采访也是革命工作。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您说这大端午的，谁不愿意在家吃粽子啊，我们干吗非得这么大老远赶来啊。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党’嘛。我们是党的喉舌，警察是国家机器，是没有冲突的。这记者有职业道德的，也有没职业道德的，什么叫良莠不齐啊，我们北青的记者从来都讲职业道德，您不能对个别记者有意见，就都说我们记者不好啊，咱不是得讲客观吗？”
一个貌似领导的警察只得说：“你们是喉舌，好歹还是身体器官，我们是机器，也就一工具。”旁边一山友还帮腔：“您们喉舌净吃好东西呐还。”我一听又找补了一句：“我们老百姓不是还得靠你们工具帮助嘛，我们这是嗓子，不是食道。吃好东西的是食道。
”
周围的警察们实在没的说了。结果，旁边那跟死者同来的人又说：“你们有时间报报国家大事，经济形势，这种小事有什么可报的啊。”由于死者家属在场，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我没有再对这个人进行驳斥，但其实我心里想说：“我们来报道就是要提醒更多的人，尊重规定，珍惜生命。您这自个儿对生命的不爱惜，非要违规爬野山，最后浪费的是国家的人财物力。”
说实在的，总结这10年的工作，所谓的与受访者的采访技巧，归根结底就两个字：生活；所谓理解受访者，归根结底两个字：常人。我们现在一些年轻记者或者学习新闻的人，不懂生活，把自己“常人”的位置摆不正——面对老百姓，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面对名人，他就开始跪舔——不从生活中寻找逻辑，捕捉事件，挖掘意义，完全活在书本里和装B世界的空中楼阁上。于是，新闻就变得越来越贬值，越来越无意义。
我不知道《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这篇文章的作者“掀起你的头盖骨”是何人，假若真的是中传大学的一位学生，我倒真希望你能来北京青年报社实习一下，给我一个机会，教教你如何做记者。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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