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足球在美学上是丑陋的

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9日，在卡塔尔卢赛尔球场进行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阿根廷队与法国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3比3平，通过点球大战阿根廷队以总比分7比5获胜，夺得冠军。

央视解说贺炜在比赛总结中引用了博尔赫斯的名言：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

事实上，博尔赫斯并不喜欢足球，甚至说足球在美学上是丑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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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与足球

厌恶足球的阿根廷人似乎并不多见，大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其中一个。

“足球是英国的一大罪恶。”他说过，“足球得民心，因为愚蠢得民心。二十个穿短裤的男人追一个球。”因此，足球“在美学上是丑陋的”。

但这并非博尔赫斯厌恶足球的全部原因。他真正厌恶的是球迷文化，同样盲目的支持正是群众政治运动的基础，造就了二十世纪最可怕的历史。

在有生之年，他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庇隆主义，乃至反犹主义在阿根廷政坛的兴起，因此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大众文化——在阿根廷以足球为最——所抱持的强烈疑虑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博尔赫斯说过，足球是一种赢者王侯败者寇的游戏，令人不快，而其中存在着“一种霸权的、强势的观念，我认为这是可怕的”。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因此同胞们对任何一种教条或信仰的无条件支持，都免不了让他产生怀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阿尔比塞莱斯特——白色与天蓝色，即阿根廷国家足球队。

博尔赫斯反对足球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不可避免地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说过：“民族主义只允许肯定，而每一种教条对怀疑和否定都是拒斥的，民族主义正是盲信和愚蠢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家队催生国民性的狂热，为不择手段的政府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得以利用明星球员作为使其统治合法化的代言人。球王贝利便曾沦为巴西右翼军政府的宣传工具。

博尔赫斯认为，人类感到需要属于一个宏大的集体事业，一部分人的这种需要由宗教满足了，其他人由足球来满足。这种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蒙蔽了自身，看不到这些宏大计划滋生出的或固有的缺陷。

——（《中华读书报》）

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

博尔赫斯

我寻找自己的真实面貌，

世界形成之前它已形成。

——叶芝：《扭曲的星》

1829年2月6日，遭受拉瓦列穷追猛打的起义军撤离了南方，打算去投奔洛佩斯的部队。离开佩尔加米诺还有三四里格时，他们在一座不知名的庄园停歇；拂晓时分，有一个人做了可怕的恶梦，他狂呼乱叫，惊醒了幽暗的棚屋里同他一起睡觉的女人。谁都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可是次日四点钟，苏亚雷斯的骑兵打垮了起义军，一口气追了九里格，直到阴森森的针茅地，做恶梦的男人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那个女人名叫伊西多拉·克鲁斯；她后来生的儿子便取名塔德奥·伊西多罗。

我的目的不是复述他的历史。在组成他一生的日日夜夜中，只有一个夜晚使我感兴趣；除了有助于说明那一夜而非谈不可的事情以外，别的我就不谈了。他的事迹已经载入一部煌煌名著；也就是说，一部包罗万象、适合于所有人的书（《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因为它的内容经得起几乎无穷无尽的重复、解释、或歪曲。不少人评论塔德奥·伊西多罗的经历，总是突出平原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然而像他那样的高乔人也有在巴拉那河畔的莽林和东部绵亘的高原上度过一生的。他确实生活在一个单调的蛮荒世界。他在1874年死于出血性天花之前，从没有见过山、汽气灯或者作坊，也没有见过城市的模样。1849年，他随同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塞韦多商号一批赶牲口的伙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别人都进城倾囊作乐；克鲁斯却顾虑重重，待在牲口圈附近的小客栈里，寸步不离。他待了好多天，沉默寡言，席地而卧，喝喝马黛茶，天一亮就起身，晚祷时入睡。他知道城市与他毫不相干，这种想法既非言传，更非意会。有个雇工喝得醉醺醺的，拿他来开玩笑。克鲁斯没有回嘴，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晚上大家围着篝火，那人还没完没了地取笑他。在这以前，克鲁斯没有怨恨，甚至没有不快的表示，那时候却一匕首把他捅翻在地。克鲁斯只得逃亡，在一片沼泽地里藏身。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察哈鸟的惊叫使他明白警察已经包围了他。他抽刀在树枝上试试是否锋利；然后解掉靴子上的马刺，免得徒步格斗时碍脚。他宁愿拼搏，不愿束手就缚。他前臂、肩膀和左手多处受伤；但也重创了那帮警察当中最勇敢的人。伤口流出的血顺着他手指直淌，但他愈战愈勇；向明时，他失血过多，头晕目眩，被缴了械。那些年里，当兵是惩罚罪犯的一种方式：克鲁斯被充军到北部边境的一个小城堡。他以兵士身份参加了内战；有时候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有时候又站在敌对一面。1856年1月23日，军士长欧塞比奥·拉普里达率领三十名白人士兵在卡尔多索渴湖地区同两百个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克鲁斯是三十人之一，战斗中受了矛伤。

在他英勇然而默默无闻的经历中有许多空白。1868年前后，我们听说他又在佩尔加米诺：已经结婚或者有个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儿子，买了一小块地。1869年，他被任命为乡间警察巡官。他已经弃旧图新；那一时期，他也许觉得很幸福，尽管内心深处并不如此。（一个至关紧要、光彩夺目的夜晚在冥冥中等着他：那一晚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面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然，那一晚断送了他的前程；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一晚，而是那晚的一个片刻、一个行动，因为行动是我们的象征。）任何命运，不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阿基里斯的神话故事里看到自己辉煌战功的反映；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则在亚历山大的事迹里看到他自己的战功反映。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不识字，当然不是从书本上获得这个知识；他是在一场混战和一个人身上看清自己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870年6月底，他奉命追捕一个害了两条人命的坏人。逃犯原是贝尼托·马查多上校指挥的南方边境部队的一名逃兵；一次酗酒闹事中在妓院里杀了一个混血儿；另一次杀了罗哈斯区的一个居民；缉捕令还说明那人来自红渴湖。四十年前，起义军就在那个地方结集举事，结果委尸荒野，供鹰犬撕食；曼努埃尔·梅萨也来自那个地方，后来在胜利广场上被处决，鼓声雷动，以淹没他愤怒的呼喊；生下克鲁斯的那个陌生人也来自红渴湖，后来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克鲁斯已经忘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如今他隐约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躁动，又认出了它……遭到士兵追逐的罪犯骑着马来回长途奔突，迷人耳目；但是7月12日晚上还是被包围了。他藏匿在一片针茅地里。四周黢黑，伸手不见五指；克鲁斯和他手下的人下了马，蹑手蹑脚向灌木丛逼近，在黑影幢幢的深处，逃犯也许在睡觉，也许埋伏着准备袭击。一只察哈鸟叫了起来；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觉得他早已经历过这种情景。逃犯从藏身之处出来拼命。克鲁斯影影绰绰看到他那副吓人的模样，一头长发和灰色的胡子几乎把脸完全遮住。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不再描述那次搏斗。我只消说克鲁斯手下好几个人被逃犯刺成重伤或者杀死。克鲁斯在黑暗中搏斗（他的身体在黑暗中搏斗）时，他心里开始明白过来。他明白命运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人们应该遵照内心的呼唤行事。他明白臂章和制服如今对他已是束缚。他明白自己的本性应是独来独往的狼，而不是合群的狗；他明白对方就是他自己。恣肆狂放的平原上天色已亮，克鲁斯把军帽扔到地上，大喊着说他决不允许以众敌寡，杀掉一个勇敢的人，他转身和逃兵马丁·菲耶罗一起，同士兵们打了起来。

原标题：《博尔赫斯：足球在美学上是丑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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