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松大饭店》：住在酒店的女人和她们的时代

《巴比松大饭店》这本书我早有耳闻，看完中文版《巴比松大饭店》的最后一页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的英文副标题是The Hotel that Set Women Free（让女人获得自由的酒店），看似一本关于美国女性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书，但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关于美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佳作。它以巴比松大饭店为切口撕开了美国社会变迁的恢弘历史，书中的女性和男性，共同构成了我们能够“看见”的美国民众百态。而此书与其他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聚焦于美国女性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差异化表现，这也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不断反思曾经读过的那些所谓“性别中立”的历史性文字是多么的狭隘和偏执。

《巴比松大饭店》书封

作为对纽约最独特的年轻女子酒店的再现，这本书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该酒店从1927年建成到最终在2007年变成价值数百万美元公寓期间的故事。书中介绍了巴比松的客户群体：她是不能告诉父母自己想要画画的名媛；她是梦想登上百老汇舞台的售货员；她是那个18岁的女孩，告诉未婚夫自己很快就回来，但先要去上打字课。可以说，在一段动荡的时代，以巴比松大饭店为代表的许多商业和社会组织，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社会平台和制度支撑，无论其根本目的是什么，在客观上确实有助于当时社会的有序运转和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当然，对于那些走出家门追逐自由的青年女性来说，她们所向往的自由，事实上从未真正属于她们。一方面，她们的自由诉求只有恰好耦合在国家发展的既定框架中，才能够获得极其有限的意义；另一方面，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是“那些女孩儿”难以逃脱的枷锁。

女性是自由的客人

在巴比松大饭店建立的年代，对美国女性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具吸引力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将妇女有权投票参与政治写入了宪法，这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美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壮举。美国社会由此焕发出新的生机。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离开家庭，走进公共领域。书中写到，在曼哈顿这座梦想之城，女性“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巴比松大饭店带来的意义就是‘重塑自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重塑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就业和舆论导向。如同书中指出的，在那个时代，高等教育是白人男子的专利，他们拒绝少数族裔，也拒绝所有女性的竞争。几乎所有的高校行政人员、教授和招生负责人都是白人男性。这种高等教育的族裔排斥和性别布局，间接实现了教育与工作的“无缝衔接”。“每个银行家、律师、会计师、房地产经纪人、医生或者官员……都是白人男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BTB（贝茜·塔尔伯特·布莱克维尔，《少女》杂志主编）、她旗下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员工和年轻的客座编辑，在《少女》编辑部以及巴比松的走廊里创造了一个另类世界。在这两个地方，女性被看到，被听到。她们是和BTB一样的主宰，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既有美丽的外表，也有睿智的头脑。在20世纪20年代，上大学的女性在全体学生中占比（47%）达到了历史新高，为随后而来的30年代大批职业女性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20年代渴望掌控自己人生的新潮女郎，还是30年代从事于秘书工作的吉布斯女孩，每一位对未来怀揣美好愿景并愿意为之努力的年轻女性，都能够在巴比松大饭店找到最初的落脚点。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书中提到：“那时候纽约的酒店还有规定，傍晚六点以后，凡独自一人的女性，除非能拖着沉重的旅行箱以证明自己不是妓女，否则无法得到酒店提供的房间。”而巴比松饭店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女性住宿的房间，更是接纳并承认女性独立自主的保护伞，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和积极的舆论导向。

当然，这种保护也是有局限性的。首先是年龄。对于入住女孩的标准，在书中这样写道：“作为‘纽约最独特的年轻女性酒店’，酒店前台负责人西布莉夫人给住宿女孩打出ABC的等级。A指28岁以下，B则是28-38岁之间，C类都是上了年纪的。”虽然并没有证据证明酒店会因为住客的年龄而拒绝任何一个人，但明显看出，酒店偏好为28岁以下的青年单身女性提供住宿机会。这也可以从书中对酒店主要住客的描绘中发现，如被称作“吉布斯女孩”的吉布斯秘书学校的学员，鲍尔斯模特和40年代以后的《少女》杂志客座编辑们是巴比松饭店的主要客源。20世纪20年代，“自由、白人、21岁”成为一句流行语，并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电影中。

其次是阶级属性。在巴比松大饭店开业时，经营者并不需要明说这是一个为白人、中产与上流社会年轻女性服务的地方。而通过推荐信制度和高额的住宿费用，可以轻松屏蔽掉来自工人阶级的加盟。除此之外，酒店虽然没有明确地拒绝有色人种的入住，但却“并不会告诉她地下游泳池的具体位置”，并在酒店有正式活动时将“她藏起来”。所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场女性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单身以及28岁以下的年轻女性。

国家需要她们

一战后的美国社会，一方面由于综合国力的上升，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绑定在一起，充斥于对现代性的生动解读中；另一方面由于一战期间劳动力缺乏，女性大量走进公共就业空间，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随之而来的新女性、新潮女郎、吉布森女郎都是美国女性在不同时期对自我权利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却是有条件的，即国家需求。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政权或政党，而是一种抽象的男权话语体系下的政治经济发展框架。这就像是一个宏大的男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的制度牢笼，女性被困其中，纵然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域可以获得相对自由，但只要收紧牢笼，女性只能予取予求。这就如同书中所说，“女性纷纷加入民权运动和发展运动，然而，她们发现自己在运动中的职责就是煮咖啡，好让男人们去‘搞政治’。”

30年代美国失业潮，女性退场。20年代晚期，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女性在前十年中所获得权利的脆弱性随之显现出来。书中提到，“1929年股市崩溃，1934年，纽约无家可归的单身女性达到7.5万人。正如男人有苹果可卖，他们也有廉价旅馆可去，一个宿舍床位只需25美分甚至更少，而女性则一无所有。她们只能以地铁为家，或者枯坐在火车站，她们是没被看见的大萧条受害者。”那些曾经加入了新潮女郎行列的年轻女性，其前进的步伐戛然而止，“社会都期望女性把仅存的工作机会与自尊拱手让给男人”。甚至有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女性最适合的场域，仅是家庭而已。到了30年代，已经有26个州将已婚妇女从事工作规定为违法行为，而那些没有强制要求女性结婚后辞职的州，却也强制要求她们公开即将结婚的身份。“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女人从‘真正的’养家人手中抢走工作是很过分的行为。”

40年代二战爆发，女性重新进入职场。1945年，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日宣战。而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大批男性走进战场，女性再一次重新回归公共就业空间。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来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呼吁，即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风靡大街小巷的“铆工罗茜”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宣传形象，当然，这种宣传是得到政府支持的。正如书中所说：“男人上战场打仗去了，大家自然期待女人能接手他们的工作——尽管之前她们还会因此受到训斥和非难。”

50年代美苏意识形态冲突，女性再次退场。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妇女解放的强大解释力，引起了美国自由主义的集体恐慌。甚至有人逐渐将共产主义和女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家庭（妻子和母亲都在家中，而不是去办公室工作）是抵御这种来自莫斯科的新意识形态的最有效保障”。所以，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再一次被催促回归家庭，并宣传“任何自重、体面的女性都需要一个男人，没有男人的女人什么都不是”。相伴而生且心照不宣的是，女学生们纷纷退学，随着新婚丈夫去服兵役；伯克利高中的女毕业生们甚至可以收到一个“嫁妆箱”作为毕业礼物。哪怕是标榜女性自由的《少女》杂志，也会“满怀好意”地将年轻的客座编辑们介绍给优秀的男青年，以帮助优秀的青年女性找到其“最终的归宿”。

位于纽约的巴比松大饭店

观念的力量

这本书通过展示一个又一个与巴比松大饭店有过联结的人、事和物，让读者们看到了整个时代变迁下美国社会的人生百态，在感叹于年轻女性所获得的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充分体会到男权世界的“凝视”文化已经透过制度的力量内化于公众（无论男女）的内心世界。而这种内化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念也让那些看似反复且不确定的“厌女”情结得到张扬。这集中体现在，女性始终无法突破既有的性别藩篱，或者主动服从社会期待，或者选择更为激烈的方式——比如自杀——去反抗社会规训。而无论何种方式都指向同一个原因：男权制度。她们选择逃离男权制小家庭，但却无法逃避男性中心主义为主导的权力体系。

男人，是她们的政治正确。书中写道，“住在巴比松的所有女性，从富家女到卡洛琳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结婚。”从那些出现于“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新潮女郎，到怀揣职业梦想、“代表美国朝九晚五劳动者独特魅力”的吉布斯女孩，再到汇聚各大名校精英的《少女》杂志客座编辑，无论她们在各自岗位上如何优秀，都逃不开男性世界的“凝视审判”。满足男性需求，似乎成为这些新女性的重要使命，也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著名的模特经纪人曾有一个著名的建议：模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归国军人想看的是健康的好身材，不是火柴棍”。哪怕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婚姻仍然是这些年轻女性的最终目标，而被称为“玩偶之家”的巴比松大饭店，则是“这个目的地最隐秘的前厅”。20世纪50年代，每3个女性中就有一个会在19岁结婚。到1957年，有1400万女孩在17岁时订婚。模特公司的老总福特也会在旗下模特们的“保质期”将近时，把她们召集到一起，安排与富有的美国人和有头衔的欧洲求婚者们见面，以为她们找到“归宿”。当时的社会规则很明确：女性应该是处女，但也要懂点风情；女性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然后追求某种类型的职业以证明自身的独立，然后，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所有这些女性要放弃这些去结婚。因为当时时代的主题试图传递给公众这样一种观念：对女性来说，婚姻意味着成功。而她在婚前所接受到的高等教育和社会职业技能，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恰当的“婚前培训”。

死亡，是另一种重塑的过程。不可否认，大多数入住巴比松的青年单身女性，曾经将巴比松视作短暂的机会之窗，将她们引向婚姻这个最终目标。但暂且不论这个“机会之窗”是否会是那些已婚女性整个人生的最高点，仍然有一部分女性并不想被这套社会规则驯化，或者选择“孤独终老”，或者选择“香消玉殒”。总之，女性与社会整体的反抗，往往只能是通过生命——这一最为终极的形式。在巴比松大饭店最为风光的上个世纪20-50年代，单身女性们获得了过去无法想象的自由，但不幸的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训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向外展示其对女性的友好。这从“金赛报告”系列之《女性性行为》的评论文章在《少女》杂志全面遭禁可见端倪。青年女性自杀事件不停地在纽约这座城市上演，而作为青年单身女性最为集中的巴比松饭店，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书中提到一段关于住客雷诺兹女士的访谈，她推测，“在她住在巴比松的这些年里，大约发生了55起自杀事件”，以至于“每逢星期天，住客总要从窗户望一望验尸官是否在场”。可以说，一代又一代年轻女性来到曼哈顿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暂时获得了被允许的“自由”。但这种看似女性解放的环境，让这些充满幻想的女性产生了“真正独立”的幻觉，当她们为占据了传统上由男性为主的文职工作而沾沾自喜时，却并未意识到这份工作已经因为其所具备的女性色彩，而失去了所有向上晋升的希望，反而成为“锤炼办公室妻子的技能”。所以可悲的是，这些冲出家庭闯进职场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青年女性，不断验证着其自身作为“第二性”的社会属性。正如美国女性主义者格罗迪亚·斯坦姆在20世纪晚期写作的《假如男人有月经》中提到的：女性不是因为月经而成为了弱者，而是先成为了弱者，才被迫接受了强者关于月经的逻辑。

当然，对于《巴比松大饭店》这本书中所呈现出的关于上个世纪美国女性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尝试，我们无需对其进行21世纪式的苛责和审判。至少，那些被称为“中间女性”（既不属于教养良好的上流社会，也不属于要靠工会的蓝领阶层）的高学历单身女孩，她们的集体出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反叛和进步。这在男权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上个世纪尤为可贵，直接挑战了白人男性作为主宰的社会地位。而无论是巴比松饭店本身，还是与其相关的《少女》杂志等一切支撑起单身女性在大城市孤身奋斗的商业和社会资源，都彰显了一种超越男女议题的更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即那个时代的美式青年主义：这片土地让你改头换面，到处是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她们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她们的梦想尚未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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