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表演艺术|余隆 经略中国乐坛的指挥大腕
身为中国爱乐、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大乐团的音乐总监,指挥家余隆再中国乐坛的地位不言可喻,说是喊水会结冻绝不为过。除了手上的指挥功夫,余隆更有杰出的行政经营能力,从最早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让中国与国际乐坛接轨,也把手上的三个乐团经营出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特色,是一位永远掌握时代脉动的乐团经营者。
人物小档案
1964年生,出身音乐世家,外祖父是著名作曲家丁善德。 1992年出任北京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参与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在接下来的三年担任指挥。 1998年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 2000年组建中国爱乐乐团,2003年起接手广州交响乐团,并任职两团的艺术总监。2009年起亦兼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纽约时报》二○○九年曾以「余隆,中国的卡拉扬,中国乐界最具权力的人物。」(Long Yu, China's Herbert von Karajan, (is) the most powerful figure in China's classical music scene.)形容余隆在中国的地位。《纽约时报》的一针见血,并非溢美余隆的艺术成就,而是突显他在中国乐界万夫莫敌、喊水会结冻的能耐。如同卡拉扬生前自在周旋于达官显要、富豪名门之间,在指挥棒之下,是一位永远掌握时代脉动的乐团经营者,余隆在中国乐界的地位也不遑多让。
在科学上,人的右脑被称为「艺术脑」,左脑被称为「知性脑」,音乐家的右脑总是比一般人发达,但是余隆的左脑能力也不差,甚至有时候运行的速度,还胜过右脑。长年来,余隆的行政能力已成为支撑他艺术成就的最大后盾,因为他相信,「指挥和管理并不矛盾,一个好的指挥一定是一个好的艺术管理者。」强调唯有如此,才能全方位领导乐团,激发乐手和工作团队的最大能量。
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与国际开始接轨
余隆今年四十八岁,出身上海音乐世家,外祖父是知名作曲家丁善德,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曾赴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进修,一九九二年他回到当时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处于转型的中国,担任中央歌剧院院常任指挥,依靠在外国累积的视野,逐步著手他的「音乐工程」。
当时的中国,小资才开始崛起,古典音乐观众不成规模,较具专业素养的乐团,也只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但是管理、行销的模式仍非常草根,乐团缺乏与国外接轨的乐季制度,演出的曲目也十分有限。不过,这些不足并没有让留洋回国的余隆感觉到失落,相反的他看到机会处处,大展身手的机会无限。
一九九八年在保利集团的支持下,他一手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与国际接轨的第一响炮。当年的开幕式,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英雄》;参与音乐节的演出嘉宾,包括男高音卡列拉斯、鲍罗定四重奏、法国小提琴家杜梅、钢琴家傅聪等,此外还在世纪剧院推出全本歌剧浦契尼《波西米亚人》。
音乐节星光熠熠的处女秀,快速打响了名号,在二○○八年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之前,全球知名乐团、独奏家来到中国,自然视北京国际音乐节为最佳舞台。二○○五年音乐节与纽伦堡歌剧院携手合作,在保利剧院推出华格纳乐剧《指环》系列四部曲,创下音乐节另一高峰。
一手掌握中国北中南三大乐团
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成功,搭建起余隆与国际乐界的桥梁,期间随著世界经济版图朝亚洲翻转,余隆也逐渐从接招者成为出牌者。余隆作为一位指挥,光靠每年一度的音乐节不足以形塑自己的专业成就,在创办音乐节两年后,机会向余隆招手,千禧年「中国爱乐」成立。
中国爱乐的前身为中国广播交响乐团,一心想创建中国最佳乐团的余隆,当时以高薪向中国交响乐团进行大规模的挖角,同时聚集一批海归派的精英,组成最精良的「部队」。如今成军十二年的中国爱乐,稳坐中国第一乐团的宝座,日前乐团公布二○一二/二○一三新乐季,最大的计划是从过去众多演出中选出百场音乐会的录音录制成百张CD对外发行。此一举动,展现余隆对于乐团艺术水准的自信心,不同于演出即逝的音乐会,当音乐被留下足迹时,免不了要面对乐评的挑战和乐界更严厉的比较。
在首善之都北京开创一片天的余隆,二○○三年受邀接任香港指挥叶咏诗成为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二○○九年再下一城,前进经贸之都上海,以上海人回家的气焰,击败众多有意人士,成功拿下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一手掌握中国北中南三大乐团,余隆霸主之姿不言可喻,如何统领三大乐团,余隆自有打算。身材壮硕的余隆,霸气之余带点豪迈,在中国万夫莫敌的他,上回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来台演出,记者会上他毫不避讳地说:「我十分欣赏吕绍嘉,我认为他是我这辈华人指挥最优秀的一位,我自己都比不上。」
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管理
余隆的坦率,透露他处事的智慧,他绝非故步自封、紧抓权力的大腕。接掌三大乐团后,他开始为中国培养一群年轻指挥,这些指挥在他的庇荫下,犹如「余家班」,协助他处理乐团指挥事务,帮他固守每一家「店」,他们分别是中国爱乐常任指挥杨洋与夏小汤、广州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林大叶、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张洁敏。其中杨洋在余隆的提拔下,成为杭州爱乐首任音乐总监,有了自己的乐团,也让余隆的势力更加延伸。据说,当时杭州爱乐首先锁定的是余隆,余隆评估状况后,决定派出自己最心爱的弟子。
在国际乐坛上,一人身兼三个乐团的音乐总监不稀奇,不同的是,余隆的三个乐团全都在同一个土地上,如何让三者都满意,城市间在竞争之余还能合作,余隆的功力在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
余隆曾明确指出,这三个乐团代表的正是三个不同地域的文化,他觉得每个地方应该有自己的一张名片,所以在塑造乐团个性,以及乐季安排,甚至演出曲目上必须有差异化的地方。三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用一种标准化或说职业化的系统来管理,因为有共同的管理模式,三个乐团一起合作演出时几乎不需要磨合。
如果仔细观察,中爱、上交、广交的乐季,会发现三者如同小连线,经纪公司只要和余隆对上线,指挥、独奏家一登陆,就有机会一口气巡演三个城市;过去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爱乐被视为御用乐团,随著余隆执掌的乐团增多,上交、广交也陆续赴京献声;余隆长年累积的国际关系,也让他邀请名家不成难事,诸如指挥名家艾森巴赫、杜特华等都很卖他的帐。
至于,塑造乐团不同的个性,在经营面上余隆总能够因资源的不同而开发出不同的花样,以上海交响乐团为例,仿效国外乐团夏季音乐会的模式,二○一二年开创首届夏日音乐会;擅用城市间的结盟,去年上交与纽约爱乐签署合作意向书,包括共同委托创作、在上海开办音乐研习营等;看准上海是白领之都,注重生活品味,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推行预售乐季套票的乐团。
行政思维「骨架」撑起艺术之「肉」
余隆称霸中国交响乐坛的过程中,并非一路直通毫无障碍。北京国际音乐节从一九九八年创设至今已奠定品牌,在余隆操盘下,赞助商向来不嫌少,今年主要赞助包括中国中信集团、美银美林、一汽、大众和瑞银等。回首二○○八年北京国家大剧院揭幕时,音乐节其实经历了一段调整期,那时大剧院以国家力量,大力邀请名家名团赴剧院演出,多少对同样标榜明星的音乐节产生冲击。
就在外界开始猜测音乐节的未来时,余隆早已开始修正,逐步朝向大剧院尚未有余力经营的教育推广,同时由强调古典明星转而著重多元艺术价值,进一步前进不同的场域,开拓不同的观众。第十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日前公布节目内容,首次大规模地尝试多元音乐,其中最跌破眼镜的包括余隆与歌手罗大佑、崔健,展开越时空、风格、流派的音乐对话,另外,音乐节有多达十二场的演出及数场教育专案于北京的购物商城「三里屯VILLAGE」的橙色大厅进行。
从一九九二年返回中国,一晃眼廿年,余隆认为中国的乐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人才培养、管理制度、合适的演出场地、音乐家的工资待遇及乐器。要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仍需要很多支援,除了财政支援以外,还需要社会的支援,需要演出市场的培育,观众对音乐会的介入程度等。
余隆说自己是一位适合领兵打仗的人,虽然他不是所谓专业经营者,但和一般指挥相比,他可能更熟悉艺术行政管理。他对经营概念的重视,源自年轻时在香港与歌剧制作人卢景文学习的过程,「他让我明白,一个指挥的不断提高,一是艺术,它是『肉』、是营养;二就是清晰的行政管理思维,它是『骨架』,而『肉』必须有坚强的『骨架』才足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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