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取经,《西游记》是褒是贬,吴承恩为何以萧瑀“正空门”?
准确地说,应当是唐太宗请陈玄奘前往西天拜佛求经。《西游记》中说,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因经历了生死,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派大唐高僧玄奘去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求取大乘佛法。
然而,查阅历史,大唐贞观十三年并无这样一件盛事。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贞观三年(629年),玄奘法师“杖锡尊路”,十九年(645年)正月“届于长安”。也就是说,西天取经是贞观三年开始,玄奘法师回到大唐是贞观十九年,期间总共一十六年。回到大唐之后,“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唐太宗这才见到玄奘法师。
那么,吴承恩为何把唐僧拜佛求经的时间往后推了十年,以贞观十三年为取经之始呢?
大唐西域记
贞观十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中,大唐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唐太宗二月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削藩;平息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的叛乱,诏令安置在各州的突厥及诸胡都渡过黄河回到漠南旧地。……等等。但是,却没有《西游记》中写的唐太宗游地府,派玄奘法师西天取经。
不过,这一年确实发生了一件与西天取经有关的事,那就是傅奕去世。傅奕是唐高宗、唐太宗时期最坚定地反对佛教的学者。
《旧唐书·傅奕传》中说,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时,“奕上疏请除去释教”。傅奕建议废除佛教的理由比较充分,看起来也有些道理:“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
傅奕的这番言论,被写进《西游记》第十一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唐太宗要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诏令傅奕选举高僧,修建佛事。傅奕倒好,不仅没有遵旨而行,反倒“上疏止浮图”。《西游记》中,傅奕的止浮图书是这样的:
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蒙诱愚蠢,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闻俗徒矫托,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实乃夷犯中国,不足为信。
吴承恩虽然“篡改”了历史记载中的“止浮图疏”,也将武德七年的事搬运到贞观三年。但还是基本上保持了原疏书的一些内容,不过,傅奕真实疏书中涉及到“愚迷”百姓,减损户丁的言论,却被悄然抹去。
傅奕上疏
傅奕的止浮图疏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诏令大臣议论除佛之事。诸大臣中,只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中书令萧瑀则带头发难。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萧瑀指责傅奕为妄说,请求唐高祖以刑罚处罚。
傅奕则以:“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反驳,萧瑀哑口无言。
这段历史也被写进了《西游记》中,萧瑀同样也是无言以对,只合掌谩骂了一句:“地狱之设,正为是人。”这就有点胡搅蛮缠了。唐太宗见这两人争辩不休,便又招来张道源、张士衡问营佛事,这二人却大为赞同。于是,唐太宗撤掉傅奕,“着魏征与萧瑀、张道源,邀请诸佛,选举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坛主,设建道场”。
傅奕是贞观十三年去世的,止浮图疏及其辩论又发生在武德七年,为何吴承恩穿越时空,把这段历史移植到贞观十三年呢?这其中,还是与傅奕有关。傅奕的传闻,演绎成了《西游记》中的“唐王还受生”。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之局部)
刘全为何自告奋勇去“送南瓜”
傅奕所引发的除佛争辩虽然没有最终的结论,但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下《沙汰僧道诏》,淘汰大批僧道及其寺院道观,佛道都被抑制。但此诏并未得到有效推行,佛道依然复旧。
《旧唐书·傅奕传》中说,傅奕曾经密奏高祖,说李世民当拥有天下。高祖把这道密奏转交给了李世民,因而,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十分信任他。有一次,唐太宗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傅奕答道:“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对于傅奕的这番言论,“太宗颇然之”。但在《西游记》中,却是萧瑀在这场除佛辩论中占了上风,唐太宗开始“建佛事”。《西游记》反转了历史,但唐太宗游地府“再受生”却与傅奕有关。
傅奕曾经与西域僧人斗法,破了起死回生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中说:“太史令傅奕精突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有一位来自西域的僧人,自称能“善菷术(咒术),能令人立死,复菷之使苏。”皇帝便挑选飞骑中精壮者,以试其术,“皆如其言”。这件事传到傅奕那里,傅奕说这是邪术,坚决不信。皇帝于是让西域僧咒傅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
西域僧没有咒死傅奕,却把自己咒死了。恐怕西域僧不是自己咒死了自己,而是邪术被傅奕戳穿而气死或者吓死的吧,大唐皇帝不好骗。
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年间,皇帝就是李世民。如是,吴承恩就在《西游记》中写了这样一段唐王“再受生”的故事。
唐王游地府
人曹官魏征通过酆都判官崔玨(前朝礼部侍郎)篡改李世民生死簿,唐王还魂回到人间再做二十年人皇。为感念地府十王,唐王承诺给地府“送南瓜”。回到阳间后,李世民出榜召谕送瓜之人。均州人刘全情愿舍弃舍了性命,弃了家缘,撇了儿女,以死入地府献南瓜。
刘全头顶南瓜,口含毒药,来到地府献瓜,十王感承李世民讲信义,不但放刘全还魂,还将李世民的妹妹以刘全妻子之魂附体,等于是李世民把亲妹子嫁给了刘全。
那么,吴承恩为何以“均州刘全”为送南瓜之人,“送南瓜”是什么寓意呢?
均州,即隋朝之武当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均州。武当是道教圣地,朱棣以玄武大帝降世自称,极建武当。故此,刘全来自均州,是说唐王牺牲道教尊崇佛教。大唐李氏以老聃为始祖,唐初时,自然尊崇老聃道教。故而,下文将要讲到的傅奕另外一番言论,就与此有关了。
刘全,实际上是“刘人王”,或者是“留人王”、“六人王”。人王就是李世民,而“刘人王”则是傅奕所言:“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之意。
“南瓜”则是前文书中,佛祖说的“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中的南儋部洲,东土大唐就在这个“洲”中,“送南瓜”意味着南儋部洲要献给佛门,其中的寓意就是佛法东渐。
(刘全献南瓜)
李世民因何被兄弟追打
李世民魂游地府,崔珏改了生死簿,十王便放他回归阳世,再做二十年人王,故此,这个人王是地府留下了的。而地府又尊崇佛门六道轮回,李世民等于是经历了一次轮回,“六人王”便要皈依佛门了,“南瓜”也就此要送与他人了。
崔珏虽然背地里篡改了生死簿,但恐怕是与阎王串通的。故此,崔珏亲自带着唐王返回阳世。于路之上,崔珏做导游,让唐王“观赏”了地狱中的轮回。李世民所见大致如下:
过了奈何桥,便是“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尽是枉死的冤业,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又无钱钞盘缠,都是孤寒饿鬼”。这些孤寒饿鬼齐来向李世民索命,李世民大声呼救。崔珏告诉李世民,“陛下得些钱钞与他,我才救得哩”。李世民不得已,只得向地府借了一库金银,打发了枉死的冤业,“自脱了冤家债主”。
到了超生贵道门,崔珏辞归,临别之时,叮嘱唐王:“陛下到阳间,千万做个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凡百不善之处,俱可一一改过,普谕世人为善,管教你后代绵长,江山永固。”
李世民回到阳世,果然照办。
唐王为何如此遵命于父亲手下的礼部侍郎呢?仅仅是因为发善心要超度那些屈死的冤业吗?恐怕不全是。
上文讲到,唐太宗要建佛事,傅奕坚决反对。傅奕说了一番大道理,反驳萧瑀:“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正所谓非孝者无亲。”吴承恩点化历史真实中傅奕的言论,明面上骂的是萧瑀,暗地里却是痛骂了唐王。
李世民下到地狱时,被阎王请进“幽冥地府鬼门关”。走进城中,“只见那街旁边有先主李渊,先兄建成,故弟元吉”。这就是李世民“无父”,“正所谓无孝者无亲”。故而,李建成、李元吉一见李世民来了,大喊大叫,无比痛恨地追打李世民,向他索命。李渊则如玄武门之变那样,依旧不敢言语。
然而,李世民建佛事,做了很多事情,却没有为父亲和兄弟们做一件善事。当然,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李世民建佛事,为天下百姓修善德,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父亲。不过,这是不是就是傅奕所说的“无父之教”呢?
以傅奕之言,李世民尊无父之教,刘全舍命送南瓜,也是抛弃家道亲情,不要儿女的行为了。故而,刘全之妻李翠莲托体唐王御妹,他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玄武门之变)
萧瑀未能“正空门”
最后,得说说傅奕的对立面萧瑀了。《新唐书·萧瑀传》中说:
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积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间请舍家为桑门,帝许之矣,复奏自度不能为,又足疾不入谒,帝曰:“瑀岂不得其所邪?”乃诏夺爵,下除商州刺史。
萧瑀是萧太后的弟弟,其人虽然十分有能力,六次为相,但为人心地偏狭,不能容人,唐太宗因此屡次罢他的相位。其中一次,萧瑀声言出家,遁入空门。唐太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但是,萧瑀却失信不去。唐太宗十分不满,夺了他的爵位,贬为商州刺史。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萧太后去世,沉重地打击了萧瑀,三个月后,也追随其姐而去。死后,唐太宗赠谥号“贞褊”。褊,就是狭小急躁之意。
萧瑀虽然“好浮屠法”,义正辞严地与傅奕论战。但是,毕竟贪恋人间富贵,不愿意真正地遁入空门,皈依我佛。故此,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反话正说,以萧瑀的言论暗中评价了李世民西天拜佛求经。
傅奕指责“萧瑀非出於空桑,乃遵无父之教”,空桑,说的就是萧瑀来历不明,是无父之人。“正空门”,说的是萧瑀与傅奕的辩论占了上风,也就是“证空门”。但是,真正“正空门”者,我认为是傅奕,他对佛教的看法固然偏激,但却有比较超前的思想。故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就是初唐思想家。
《西游记》讨论的是所在时代的宗教问题,以宗教问题折射社会问题。故此,很多学者以及读者认为,《西游记》写大唐的故事,暗藏明朝的社会现状,甚至是隐藏着大明国祚。
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我更偏重于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讨论的是“西学东渐”的大问题。面临日益繁复的西学涌入,大明王朝正处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转折时代,如何摆正东西学的位置,“东土”文化何去何从,才是《西游记》要说的话。
明中期以来,思想界开始启蒙,无论《水浒传》还是《西游记》,以及试图与这两部书三足鼎立的《封神演义》,都是围绕着社会变革而展开主题的。明朝思想启蒙,其实也被当时的小说家“记录”在了小说当中。
所以,《西游记》如此写唐太宗西天拜佛求经,到底是褒是贬,敬请列位看官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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