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也有“35岁焦虑”？听听院士怎么说

当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领军人才和战略科学家提出了更大的需求。如何为青年科学家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9月28日，在由南方科技大学、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及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青年科学家50⊃2;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等四位院士围绕这一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要变成一名独立的科学工作者，一定会遇到瓶颈期，但也会有一定的客观的、外界的影响因素，比如‘僧多粥少’的问题。”在论坛开幕式上，韩启德发表了基于两年多调研而沉淀的报告《关于促进青年科学家成长的几点想法》。

韩启德认为，当前我国的科研生态环境，仍然隐含着一些不利于杰出青年科学家成长为科技领军人才的因素。“35岁焦虑”问题客观存在，这固然是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锤炼，但同时也暴露出，当前的评价体制、成果归属机制、资源分配体制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对此，韩启德建议，准确定位有组织的研究，完善科技战略布局；规定重大科研项目骨干成员中青年科学家所占比例；创造更多让青年科学家展示才华的机会；规范科研成果归属机制，严格规定无实质贡献者不得列入论文作者与获奖成员；设立专门基金支持青年科学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及减轻青年科学家非科研负担，改革“同行评议”制度等。

“大同行评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因为互相不了解，现在学科越分越细，隔行如隔山，小同行来评，了解程度更好，但是互相之间门户之见、人情关系之见也会显得更加突出。建议严肃处理‘打招呼’行为，尽量不要形成圈子、江湖。”韩启德说。

当前阻碍青年科学家成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韩启德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窦贤康、潘建伟、施一公。

在潘建伟看来，最大的阻碍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拿到经费的年轻人‘思路散了’‘着急发展更多方向’，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第二，居上位的年长科学家未能放心让贤于表现优异的后辈，奥本海默领导曼哈顿工程的时候39岁，却能把七八位诺奖得主组织起来。”对此，潘建伟建议，要放手让有能力的年轻人去做。

在窦贤康看来，对于优青、杰青等相对优秀的中青年，功利性的做法和心境，是阻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建议他们“放平心态，不为一斗米折腰，要心无旁骛把科学研究当成毕生追求来做”；而对于大量的基层科研人员，窦贤康建议他们尽可能利用外部的条件创造机会，争取更好的科研条件，实现精彩的人生。

窦贤康表示，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在尽最大努力，大幅度提高优秀青年基金的额度和数量，给更多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加公平的选拔，“大家不要太焦虑，在年轻阶段一定要奋斗。奋斗之后有成功，也有失败，坦然面对失败，更加努力追求成功，这样才能从年轻人逐渐成长为战略科学家的一条可能成功之路。”

施一公以亲身经历提出，“青年科学家最大的纠结是科研经费的获取、科技评价体系以及自己学术方向的确立这三者之间的矛盾。”

他谈到，在普林斯顿大学早期，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始终在经费和发文章之间寻求平衡，在既定的评价体系里“成功”的同时，“我是留有很大的遗憾的。”因此在成为高校管理者后，他对年轻科学家时常鼓励：“做你最想做的研究”。

“改变世界的力量来自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品位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实力有多强。”施一公说。

打造良好的科研文化，培育助力青年成才的科研土壤，离不开健康的评价机制。

“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科学的遴选。”窦贤康说，通过非共识项目的遴选机制不漏掉有创新潜力和有集聚效果的项目，在大面上找最佳解。

“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和土壤。比如松茸，要在云南的森林里长。”潘建伟补充道，“青年人才成长也一定要给他比较好的环境，让他安心、专注地进行研究。”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

原标题：《科学家也有“35岁焦虑”？听听院士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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