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甫里情结（下）

陆游是地地道道的浙江绍兴人。近来阅读陆游文集，发现他常常署名为“甫里陆某务观”。“甫里”是苏州地名，难道陆游是苏州人？解答这段掌故，背后牵涉陆游大半生心路历程，其中又包含“郡望”观念在宋代的演化，颇堪一观。本文为下篇：甫里情结的精神内核。

陆游与陆龟蒙，两位诗人在诗词才华及人生归宿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宋徽宗被视作李后主之转世，而陆游则可被视为陆龟蒙之隔代传人。

陆龟蒙，乃晚唐时期著名诗人，其诗作流传至今者达六百余首。陆龟蒙以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在唐代诗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甫里先生传》中道：

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陵轹波涛、穿穴险固、 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

“卒造平淡而后已”一句，深刻揭示了陆龟蒙在诗歌艺术上追求的最高境界——平淡。其代表诗作有《白莲》：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真合在瑶池。

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

以白莲花为题借物喻人，彰显自身高洁品格。“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一句更是流传千古的金句，既是写眼前莲花因无人欣赏默默凋零而暗生怨恨，也表达甫里先生有志难伸的苦闷。他以最直白的文字展现最深邃的感情，将“平淡而后已”的境界发挥到极致。

陆游，被尊崇为中兴四大诗人之首，他的卓越诗才甚至使他得以受到宋孝宗的亲自召见。在仕途的浮沉之中，他始终坚守着文人的风骨。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赴京向孝宗辞行时，正值他诗名鼎盛之际，孝宗皇帝于延和殿上对他勉励道：“严陵之地，山清水秀，望你在处理公务之余，能前往游览，赋诗咏怀。”这足以彰显陆游诗词之才情的高超与卓越。

陆游隐居家乡山阴时对标陆龟蒙，学习他自耕自作的精神，作《督下麦雨中夜归》：

细雨闇村墟，青烟湿庐舍。

两两犊并行，阵阵鸦续下。

红稠水际蓼，黄落屋边柘。

力作不知劳，归路忽已夜。

犬吠闯篱隙，灯光出门罅。

岂惟露沾衣，乃有泥没胯。

谁怜甫里翁，白首学耕稼。

未言得一饱，此段已可画。

“力作不知劳，归路忽已夜”描绘了陆游亲力亲为，投身于田间耕作，直至夜幕降临方才归家的辛勤情景。而“谁怜甫里翁，白首学耕稼”则反映了陆龟蒙因家中田地地势低洼，每逢雨季便积水成患，导致庄稼歉收，食不果腹。为此，陆龟蒙不得不常携小筐铁锨，躬身耕作，其劳作之艰辛可见一斑。

两位诗人通过亲身体验农耕的辛劳，深刻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不易，从而能够发出“未言得一饱，此段已可画”的感慨。这不仅是对农民辛勤劳作的同情与尊重，也是对自身生活体验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他们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和对平凡生活的崇高敬意。

甫里先生热爱钓鱼，他还写了《渔具十五首并序》和《和添渔具五篇》来介绍各种渔具和捕鱼方法。他提到了19种不同的渔具，包括网、签、梁、笱等等，这些渔具都是按照材料、制造方法和用途来分类的。陆游在《读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诗次其韵》中称赞道：

岩石著幼舆，风月思玄度。

老子放浪心，常恐迫迟暮。

安得世外人，握手相与语。

吾宗甫里公，奇辞赋渔具。

高风邈不嗣，徒有吟讽苦。

霜风吹短衣，何山不堪住。

陆游于诗作中明确昭告世人：“吾宗甫里公，奇辞赋渔具。高风邈不嗣，徒有吟讽苦。”此诗不仅彰显了陆游对先祖陆龟蒙的敬仰之情，亦表达了对甫里这一郡望的自豪。陆龟蒙，号甫里先生，以奇绝之辞赋颂渔具，其诗作不仅工于技艺，更蕴含着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与对时政弊端的尖锐批评。这样一位高风亮节的先贤，其崇高品质与精神风范却未得传承，令陆游深感遗憾，其吟咏之间流露出对先祖精神未能继续发扬光大的哀叹。

在对陆龟蒙的仰慕与憧憬中，陆游也把苏州视为第二故乡。他在《书怀》中言道：

武担山上望京都，谁记黄公旧酒垆。

宿负本宜输左校，宽恩犹听补东隅。

一官漫浪行将老，万卷纵横只自愚。

甫里松陵在何许，古人投劾为莼鲈。

“投劾”者，辞官归里之谓也。“莼鲈”之典，源自晋代张翰。张翰居洛阳，见秋风起，遂怀故乡之莼菜鲈鱼，遂挂冠而去，归隐田园。陆游于诗中所抒之情，正是其内心向往之隐逸洒脱。其心之所系，乃“甫里松陵”，其志之所向，便是效仿张翰之莼鲈之思，以辞官归隐之洒脱。由此可见，陆游已将甫里视作其精神之故土，其诗作中流露出的归隐之意，不仅是对先贤张翰的追慕，亦是对自身理想生活状态的向往。

陆游对于陆龟蒙的仰慕之情，始于对其诗作的钦佩，继而模仿其生活之道，最终将其尊为祖先，并将苏州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一过程，堪称古代文人追星之典范。陆游深入研究甫里先生的文章与思想，不断汲取其精华，从而逐渐塑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他以放达之名，成为宋代诗坛的佼佼者，其作品犹如璀璨星辰，绽放出独特的光芒，照亮了宋代文学的天空。

陆游之甫里情结，根植于唐代盛行之郡望思想之余韵。放翁通过追溯祖先，与陆龟蒙在血脉上缔结联结，由亲情之纽带升华为精神之引领。陆龟蒙之豁达乐观，为身处迷茫之陆务观开辟道路，助其超脱尘世之纷扰，于隐逸之中寻得心灵之满足。二人皆摒弃了对功名利禄之执着，贴近生活，亲近民间，故其诗作生机盎然，充满生活气息，因而赢得后世之广泛认可与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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