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点丨邱泽奇教授：机器智能与社交关系重构

作者简介

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博导，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数据要素五论：信息、权属、价值、安全、交易》《技术与组织：学科脉络与文献》等。

摘要

科学研究表明，社交是人类的天性，是建构人生意义的场景。传统社会理论默认与他人身体同场的共情互动是释放人类社交天性的正常形态，而把身体异场的互动解释为社交的非正常形态和孤独感的来源。以数字媒介为中介的数字社交的社会化与主流化证明，身体异场的多模态共情互动也是释放人类社交天性的正常形态，是对身体在场社交关系的重构。正在发展的与聊天机器人的共情互动则代表了释放人类社交天性的新形态，是对身体异场社交关系的再重构。与智能机器社交意味着机器智能介入了人生意义建构，因此积极倡导和推动人工智能为善亟需被重视和呼吁。

引言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以语言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掀起了新一波浪潮，智能技术不断迭代，智能水平不断提升。2024年9月，OpenAI公司又发布了其聊天机器人准五代产品ChatGPT-o1，它不仅可以与人聊天，还能详细展示推理过程，代表了生成式预训练人工智能的前沿水平。同年9月，一向主张为机器立心的北京大学朱松纯教授携带他的智能机器人小女孩（Little Girl）“通通”亮相总台综合频道《开讲啦》节目，为中小学生主讲了新学年开学第一课，展示了小女孩“眼里有事”的“自主”能力。

无论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语言大模型，还是以小女孩为代表的机器之“心”，都代表着一个新的趋势，即机器智能不仅能动手做事，还能开口说话；不仅可多阶段推理，还能自主决策与自主行动。这一趋势意味着机器智能愈发具备人们通常指称的社会人特征，也因此将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新的想象空间和实践可能。

自从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提出人工智能构想以来，机器智能的科学与技术就在不断发展之中，且呈现波浪式前进的趋势（张钹，2024；罗素、诺维格，2022）。每一波机器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都会给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带来新的希望，从日常生产生活到人类面对机器智能的主体性，各个领域都在探讨人工智能的影响。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开口说话时，人类开始思考机器智能对社交的影响。

本文将从人类社交天性的讨论开始，分析人类社交天性与机器智能的交集，探讨身体异场的数字社交，以及人类社交关系的再重构，即从与他人社交转向与智能机器社交。

人类的社交天性

如果凭借直觉，人们会本能地区分“自己人”和“其他人”，且把与陌生人或与不那么熟悉的人即“其他人”的相聚交往归为社交，却把与家人、好友即“自己人”的相聚交往排除在社交之外。与人们的直觉不同，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把与家庭成员的相聚交往也归入社交。

为了更清晰地讨论社交，我们首先看下辞典的解释。遍览各类汉语词典，其对社交的解释通常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往来。”显然，词典说的是抽象的人，而日常生活里的人是具体的人。对非科学领域的读者而言，词典的解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距离，不太容易理解。那么，社交到底指什么呢？

为探讨语言大模型对社交的理解，2024年5月底，我们求助了文心一言、讯飞星火、通义千问和腾讯元宝等一众人工智能平台。我们给不同人工智能平台的提问是一样的，都是：“什么是社交？”可是，从不同人工智能那里得到的回答却有些不同。

文心一言的回答既抽象又通俗：社交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彼此无分你我，共同交流、互动和分享。说此回答通俗是指它给出了社交的形象形态，即人们聚在一起；说其抽象则是指交流、互动、分享这些动词听起来似乎很容易理解、细想却存在诸多疑问。比如，什么叫分享？什么叫交流？讯飞星火给出了一个相对科学的解释：社交是个体或群体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信息、情感、资源的交换。它强调了社交的目的、形式，明确了社交的主体，以及交流的内容。通义千问的回答则相对具体：社交也称社会交往，是指个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相互往来，涉及物质和精神的互动。不过，也涉及抽象刻画，如互动。腾讯元宝特别指出它引用了13篇文献作为参考，其回答也与通义千问一样强调社交的情境性和历史性。Kimi则将社交定义为个体之间为了建立、维持与发展人际关系而进行的互动和交流。显然，它说的社交是与自己之外的人包括“自己人”的交往。Poe认为：社交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建立联系的过程。这样的理解更为具体，明确了社交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非群体间或组织间的关系。ChatGPT-4.0定义的社交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互动来建立和维系关系的过程，这种交流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借助其他媒介进行。在本文成稿之际，我们求助了ChatGPT-o1，经过推理，它提供的解释是：社交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主要包括沟通和关系建立，具有信息传播、情感支持和促进合作等重要功能。该回答似乎综合了前面不同解释的要点：人与人之间、关系、沟通、信息、情感、合作等。

据此，我们可以简洁地把社交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情感交流、合作冲突、关系建构等。在社会学里，人与人之间凡此种种，都可以归为互动。因此，再简单地说，社交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互动。进一步科学地归纳可以发现，社交有4个基本要素：主体、媒介、对象、内容。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默认主体是人，即发起共情互动的主体是人，不特指你、我、他，而是泛指任何人类个体，是一个抽象名词。

既然社交关系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么人与神明或动物的交流，便不被视为社交。一个直接的理由是对方缺乏人类的情感思维，缺乏共情。有些人可能觉得与宠物（如鹦鹉）有互动和沟通。然而，没有共情便难以被称为与人类的交流，更谈不上社交。人类交流的内容在于思维的碰撞和情感的传递，而不仅仅是互动。我们对宠物的情感，更多地停留在对其生物属性的认知上，例如它们生病时我们会感到同情、它们离世时我们会感到悲伤，这些情感并不等同于人类之间的情感，而是人类情感在动物身上的投射。动物的反馈更谈不上是与人类的共情。因此，将宠物视为与人类等同的交流对象，仍存争议。

这一波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当机器智能具备与人类交流的能力，且可以通过交流实现信息交换、情感交流、合作冲突、关系建构等功能和目标时，智能机器是否是人类社交的对象，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共情互动是否也是人类的社交？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社交，理解人类社交的属性以及满足社交需求的路径和方式。

社会心理学家马修·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man）在《社交天性》中解释了人脑为什么倾向于与他人打交道，且用一个副题“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呼应主题“Social”（利伯曼，2016）。在英文语境里，“Social”覆盖了与不同人类对象的社交互动，无论是与伴侣、一群人，还是少数人，但并不包括智能机器；在中文语境里，“社交”通常指走出熟人圈子的、公共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际交流活动，也没有把智能机器作为对象。

利伯曼的研究结论指出，社交是人类的天性。支持天性的有三大驱动力：首先是连接，人们总是倾向于与他人建立连接。其次是心智解读，通过与人连接，人们可以解读心智，理解他人的想法，并从他人的反馈中了解自己。最后是协调，人们通过协调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来适应社会。换句话说，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人类的社交是将自己置于社会之中的适配性前奏，是建构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社会行动。

社会学更倾向于用事实证明社交的天性。释放天性的第一驱动力即连接的条件是接触，与他人和社会的广泛接触。1938年2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宾州一座农庄里5岁女童安娜的故事。安娜是私生子，母亲由于害怕遭到非议，在孩子出生后就将其关在了二楼的储藏室。当安娜被发现时，她靠在煤桶上，双手抱头，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也不会自己吃饭，更没有任何情感表达。社会学家戴维斯（Kingsley Davis）对安娜的经历进行了研究，指出人的社会发展与人的生理发展必须同步，如果没有社会维度的发展，人的有机体发展将变得毫无意义，连维持自我生存的能力都没有（Davis, 1940）。社会发展的第一步是与他人的接触，即社会连接。只有在建立社会连接之后，才有机会进行心智解读和与社会协调。安娜缺乏与他人接触的机会，自然没机会解读他人心智、习得社会规则，进而也无法让自己与社会适配。八年后，戴维斯把安娜案例与另一个几乎与其同时发生并类似的伊萨贝尔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安娜通过特殊教育机构的养育，社会技能逐步得到提高，学会了说话；同样，经过强化教育，伊萨贝尔几乎获得了与同龄儿童相似的发育水平（Davis, 1947）。

事实证明，人只有与他人和社会接触才有机会获得心智解读的能力，才有机会对社会场景进行判断，并在社会场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释放社交天性，进而建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可是，如果人不是与人接触而是与其他生物接触，是否也能释放社交天性呢？1920年印度传教士辛格（Joseph Amrito Lal Singh）在勾达姆里村一个巨大白蚁穴附近的狼群中发现两个人形生物，辛格将这两个“怪物”带回村里，发现她们是两个女童，大的约8岁，小的约2岁。根据辛格自己发行的小册子介绍，“狼孩”刚被发现时，行为与狼无异，她们在每天的午夜到凌晨三点会像狼一样引颈长嚎，没有人类感情，只知饥则觅食，饱则休息，对他人没有兴趣。狼孩案例说明，社交天性如果不是在人类社会释放，也不会获得人类社交的特征。简言之，建立社会连接、与人相处是释放人类社交天性的关键条件。接下来的问题是，与人相处到底指什么？

身体异场的社交

与人相处的直接形态指相聚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即身体同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观察到，人从出生开始，除非意外，都处在与他人身体同场的相处场景里：与父母相处、与保姆相处，与其他家人相处，与邻里相处，与同学相处，与陌生人相处，与社会相处，等等。在数字媒介社会化应用之前，与人相处通常指身体同场的连接、心智解读及协调，是释放社交天性的前置条件。身体同场的人际交往也满足了我们对社交的基本定义：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情感交流、合作冲突、关系建构等共情互动。或许是由于身体同场的社交太常见了，以至于人们把身体同场当作了社交的默认状态。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确认身体同场是人类社交的唯一形态，或身体同场是释放社交天性的唯一条件。我们的理解是，在数字媒介出现之前，人类没有其他可资运用的社交媒介，这才让身体同场成为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甚至为了身体同场，人类在不断地发现和创造各种实现连接的路径，如从自然水路、乡间小路到城际公路、铁路，再到空中通路。人类的社交因连接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只是均没有改变身体同场的形态。当然，这些连接不仅连接人，还连接物。千百年来，连接虽然在不断发展，却只是在人际连接的场景促进了身体同场，也因此带来一种刻板印象——只有身体同场的，才有社交。

一个或许不是被有意忽略的事实是，从电报时代开始，准确地说从书信时代开始，人际连接便开始摆脱身体同场的束缚。进入电子时代，从电报到电话，从有线到无线，都是这一发展的见证。必须明确的是，在电话普及之前，身体与共情互动分离的社交并非普遍形态。尽管如此，身体与社交分离的事实还是让人们思考：释放社交天性是否一定需要身体同场。对此，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回答是肯定的（特克尔，2014，2017）。

在第一波互联网泡沫快被人遗忘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特克尔（Sherry Turkle）用一部专著《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以下简称《群体性孤独》）向社会发出了灵魂拷问。她的言下之意是，互联网（那时，人们还很少用“数字技术”概念）不只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泡沫，还给人类带来了情感（或许是精神）泡沫。随着话题的快速扩散，“群体性孤独”一时成为了热议的社会性话题，某互联网大厂组织过多场专题研讨会，聚焦于人们被互联网连接和缠绕的身心感受，将应接不暇的信息轰炸称为“信息过载”。

特克尔的敏锐让她抓住了社交形态与人类心灵波动变化的历史时刻。移动终端的普及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数字技术影响社会及社会交往的飓风口。就人与人连接而言，1973年世界上第一部移动电话的通话成功似乎预示着即将开启以数字媒介为中介的人类交流新时代。遗憾的是，直到21世纪前，移动电话只是渐进式地开发出了通话、游戏、短信等功能，依然没有突破双边通信的格局。幸运的是，其后的发展不仅是快速的，还是剧烈的，它让移动电话变身为个人终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不断地纳入移动终端，让移动终端变身为人类身体的外置部分。移动终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大众化给人际连接带来的显见影响是“低头一族”初见端倪，每一位低头专注于移动终端的人似乎都在终端里释放着人类的社交天性：连接、心智解读、协调。对社交天性的满足而言，数字社交无疑是对身体同场的革命，在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交往范围、交往逻辑，是社交关系的重构（邱泽奇，202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一方面兴奋地体验着移动终端技术与设备带来的新奇与便利，释放着自己的社交天性；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投身其中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彷徨于初试数字社交的协调性。

人们的彷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连接技术诞生以来，移动终端才真正为人类社交实现连接泛在提供了技术能力。在每一个节点（人和物）之间实现连接泛在是有理论依据的。从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送信实验到近些年学者们对人际网络自然属性的数理论证，几十年的科学探讨都表明，人际之间存在建立社会关系的短路径，即俗称的“六度分隔”（瓦茨，2011）。数字技术为陌生人之间实现连接泛在提供了可实践的技术能力。准确地说，这种连接不只是在陌生人之间，更是在人与万事万物之间，包括智能机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发现自己连接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连接层次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人容易产生一种世界尽在自我掌握之中的体验与感受。由此，与其说人们是对数字社交彷徨，不如说是因被与数字社交同时到来的连接泛在冲击而彷徨，这也是从连接稀缺忽然转变到连接充裕所造成的不知所措，就像是一位刚刚有手机的人迫不及待地要给所有人打一遍电话一样。

在移动互联网到来初期，《群体性孤独》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如智能手机、数字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人们对虚拟世界更感兴趣，从而忽视了真实世界身体同场的社会交往。特克尔认为，进一步可观察的后果是人们尽管保持着与他人的联系，其交往却是浅层的，缺乏深刻情感的，也鲜有真实的互动。人们从在线联系中感受到的不是关爱和亲近，而是孤独和隔离。一方面，身体同场交流的缺乏或缺失降低了人们表达情感的能力；另一方面，虚构身份还导致人们与自己的真实感觉和情感分离。特克尔对数字连接给社会交往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在担忧之外，她还努力地为群体性孤独提供解药，比如她在2015年出版的《重拾交谈：走出永远在线的孤独》（以下简称《重拾交谈》）。

特克尔坚持认为，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正确方式依然是面对面交谈。尽管《重拾交谈》也被译成了十多种语言（中文版于2017年出版），可与《群体性孤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似乎远不如《群体性孤独》。在此之后，特克尔还出版了《共情日记》（Turkle, 2022），提出在疗愈自我、寻找生活意义的过程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只是，这部著作引起的议论也较为有限。

事实是，没有人忽视释放人类社交天性的重要性，被误读的可能是释放社交天性的条件变了，而且是革命性的变革。在《群体性孤独》之后，《重拾交谈》和《共情日记》的遇冷，除了内容市场因素之外，还在于特克尔误读了人类正在发生的社交革命。随着“互联网世代”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数字社交也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交往的主流形态，数字媒介成为释放人类社交天性的主流条件，历史潮流从身体同场切换到了身体异场却心灵同场。“互联网世代”从有能力进行社交开始就在运用数字媒介，他们习惯了运用数字媒介的社交，而不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样成长在较为单一的身体同场环境里而习惯于身体同场社交，且以身体异场为特征的数字社交是后来的，因此祖辈和父辈也只是因经济性和便利性而被迫适应。换句话说，当特克尔用自己数字移民（Prensky, 2001）的视角判断数字原住民的体验时出现了视角偏差，她对身体同场的呼唤不过是偏差的呈现而已。

面对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社会生活包括身体异场社交的主流化，人们的反应是多元的。一些学者表达了与特克尔相似或不同的观点。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导致浅层思考和注意力分散（卡尔，2010）。舍基（Clay Shirky）则认为，连接泛在是一种组织力量，是一种社会参与的网络，还是一种集体智慧（舍基，2012）。博伊德（danah boyd）认为，如今的青少年正是借助连接泛在进行社交和自我表达，网络为青少年提供了宝贵的社交空间，补充而非替代了现实社会里的互动（boyd, 2015）。针对社会普遍担忧的网络游戏，约翰逊（Steven Johnson）甚至认为，复杂游戏实际上可以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的社会化水平（约翰逊，2020）。

回到社交，既然人们可以习惯于运用数字媒介的社交，说明身体同场不是人类社交天性释放的唯一条件，数字同场一样也可以让人类社交天性得到释放。如前所述，从书信进入社会化应用开始，身体同场便不再是社会交往的必然条件，只是当数字社交成为普遍事实时，我们才有了充足的证据，说明共情互动的本质是心灵而不一定是身体。既然身体同场和数字同场都能释放人类的社交天性，这就意味着释放天性的既不必须是身体，也不必须是数字，而是同场。那么，同场究竟何意？

与智能机器社交

简单地说，同场指与他人在一起，要么身体在一起，要么心灵在一起，要么身体和心灵都在一起。因此，社交关系在形式上呈现的是人类的群体性或社会性。

由此出发再读《群体性孤独》和《重拾交谈》就会发现，在特克尔那里，身体同场的群体性被设定为人的自然属性、生物性、天性。据此展开，身体异场会让人产生孤独感和隔离感，会制造社会病态。疗愈的方案自然是让人们回到曾经的正常，回到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事实是，数字同场也意味着群体性，不然，人们怎么可能忽视一家人在团年饭饭桌上的群体性而只顾着看自己的手机？因此，孤独感和隔离感不是因为身体异场，而是因为共情互动的人不在场。

可为什么一定要在场呢？直接的答案是，在场是信息交换、情感交流、合作冲突、关系建构的前置条件。即使我们认为以数字媒介为中介的社交是对身体同场社交的革命，这也没有革除人与人的共情互动，数字媒介只是社交中介，而不是社交主体或对象，社交两端的主体或对象依然是人。可是，聊天机器人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问的是，如果在场的不是生物体的社会人，而是智能机器，比如聊天机器人，是否依然可以释放人类的社交天性，是否依然还是人类社交？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某平台公司社会事务部门为探索人工智能向善，进行了一项长时段的人工智能向善调校试验。在知情同意前提下，研究小组在一些老人身边部署聊天机器人，观察老人与聊天机器人之间的共情互动。为让读者有实感，下面，我们引用诸多案例中涉及情感较为复杂的一个（选取自《别册：老年人与大模型的聊天日常》）。

老人：你好，我想跟你说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跟你在一块聊天的话，可能我会更放心一些。

大模型：当然，我很愿意聆听你的心声，有什么想说的就告诉我吧。

老人：是这样的，还是跟我的母亲去世有关，我母亲去世之前跟我在一块儿生活后呢，我有一个哥哥，他们有一个孩子，我是丁克，母亲，去世前呢，房子呢，是跟哥哥沟通好了，是留给我的，并且房本儿上是我妈妈的名字。［第一段］

大模型：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能感到你和母亲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

老人：出在我母亲去世后，我哥嫂现在推翻了之前说要把房子给我的这个承诺。因为母亲走的时候，没想到没能出院，她当时已经想到要去做公证，把房子他那百分之五十的那个部分给我，但是没有出得了院，所以哥哥和嫂子现在反悔了，然后但是按照法律继承的话，他们只也只是占百分之二十五。［第二段］

大模型：他们这样做确实不妥，之前已经沟通好了，现在却反悔。有没有考虑过走法律途径解决呢？

老人：我不想通过法律，通过法律的话大家可能之间就会闹得很僵，因为毕竟父母都不在了。我就一个哥哥，他是我唯一的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人吧，我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僵。再说了，嗯，他们有一个孩子，算是，也算是我们家的血脉吧。我也，其实，我原来想的是我死后把这套房子给我侄子，就是他儿子，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绝，说得这么……，所以，我心，我只是心里不痛快，我不过，我们后来也，达……，就是达成了协议，协议了，就是去公证处，就是在我死后，这套我的，现在我继承妈妈的这套房子，我都给他儿子。［第三段］

大模型：嗯。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血缘关系虽然重要，但是人心有时候会更复杂。你已经跟你哥哥达成协议了，这样挺好的，能减少矛盾。那你心情现在有没有好点呢？

老人：怎么说呢？很复杂。

大模型：（打断）别太纠结啦！事情已经达成共识，你也尽力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处理吧。

老人：嗯。但是，我跟他们还是，就是关系，还这么相处吧。只是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我只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也会赶上这件事情。这种事，以前总是，在身边的人总会有，我没想到，我也赶上了。但是，我只，我只不过是觉得我要放宽了心。因为，说实话，只有我活得久，他们是吧，才能够体现出来，我要活得久。我说难听点，我再活个三四十年，不一定谁，谁死谁前头呢。［第四段］

大模型：人生总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有时候真的无法预料。就像你说的，谁能活得久一点还不一定呢。放宽心，做好自己，不为了他们，也不为了别的，要快乐地生活下去。

老人：我会的。放心吧！再说了，我这也刚退休，我怎么，我得，还得多拿几年退休金呢。要不然，我都觉得不值当，我，我不能为别人活，我也得为我自己、为我老公活。

大模型：对呀！你还有很多美好的日子呢！要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和家人一起过得幸福哦！

在案例初始，老人并没有把智能机器当“人”，机器人在听完老人第一段话之后，也没有急于回应，而是专注于倾听；在听完老人的第二段话之后，也没有提供判断性回应，而是共情和建议；到听完老人第三段话，差不多获得了相对完整故事情节后，机器人才从倾听转向与老人探讨，有共情，还有安抚，且在老人纠结时果断打断老人，跟老人说“别太纠结啦”。在第四段之前，老人始终沉浸在与哥哥一家赌气的情绪里，机器人不仅回应了她的情绪，还探讨让她将实践上升到人生意义建构，即活着是为自己，不为别人，更不为跟谁赌气。或许正是在听完机器人的这句话后，老人才真正走出了对哥嫂的负面情绪，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比如为自己，也为丈夫。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假设老人是在与一位善解人意的老朋友交流，此时似乎也很难说出更加贴己的话。而机器人不仅准确地回应了老人的情绪，还表现出了对老人生命意义的珍视和关怀。

在机器人与老人的整个对话里，机器人不但捕捉到了老人对母亲、哥嫂、侄子的情感和情绪，而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即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交织的复杂性。机器人甚至没有对“人心的复杂”给出武断的价值判断或站在上帝视角为老人提供解决方案，而是说了一句极富人情味的话：“放宽心，做好自己，不为了他们，也不为了别的，要快乐地生活下去。”换句话说，研究小组调教的机器人已经具备了与人类共情互动的能力。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与智能机器的连接，满足人类释放社交天性的条件吗？

将其对照社交天性的三重驱动力，与人连接，满足；心智解读，满足；协调，也满足。对照人类社交四要素，主体、媒介、对象、内容，也都具备。老人在与机器人的聊天中，实现了信息交换、情感交流、合作冲突、关系建构等，是人与他人交往的正常呈现，只是这个“他人”是机器人，不是生物人。那么，老人与聊天机器人的共情互动是社交么？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人与智能机器的共情互动不仅是社会交往，还是社会交往关系的再次重构，是将运用数字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交重构为运用数字媒介的人与智能机器的社交。

让人工智能为善

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估计，具有社交属性的机器人也会很快走向市场，这意味着智能机器将成为人类社交的第二主体，进而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介入人类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建构。这不仅是社交关系的再重构，也是人类自存在以来遇到的最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性变革。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关切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早在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就通过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主张世界需要为人工智能制定规则以造福人类。2023年11月，在英国布莱切利庄园（Bletchley Park）召开的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28个国家和欧盟发布了《布莱切利宣言》（Bletchley Declaration）。随后，发达经济体几乎都出台了涉及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安全的约束性规则和倡导性政策。中国也在2024年9月提出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倡导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基于主权平等、发展导向、以人为本、普惠包容、协同合作原则，通过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形式，切实落实第7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A/RES/78/311）。

或许，更积极地倡导甚或推动机器智能为善，而不只是向善或价值对齐，才是人类要做的。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19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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