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A新书丨吕澎与《家长的故事：1980年代的毛旭辉》

【图书信息】

作者: 吕澎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副标题: 1980年代的毛旭辉
出版年: 2019-11-28
页数: 447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3334181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评论家、艺术史学家吕澎继《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之后，又一部当代艺术家传记和个案研究。传主毛旭辉，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之一，更是西南艺术群体（张晓刚、毛旭辉等）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吕澎借助毛旭辉本人及其友人提供的大量日记、书信、画作，甚至是阅读笔记、抄录本等，不仅描述了毛旭辉在1980年代的思想和艺术成长历程，更借助毛旭辉的个人文献和资料来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一代人的风华年月。

另，全书还配有200余副照片和艺术家美术作品。

【作者介绍】

吕澎：艺术史学家。1956 年出生于四川重庆。曾任四川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2004 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 ：《欧洲现代绘画美学》（岭南美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现代绘画 ：新的形象语言》（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1999 年再版）、《艺术——人的启示录》（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0 年版）、《20 世纪艺术文化》（与易丹合著）（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现代艺术与文化批判》（四川美术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现代艺术史 ：1979—1989》（与易丹合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年版）、《艺术操作》（成都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当代艺术史 ：1990—1999》（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0 年版）、《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20 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2009年增订版、新星出版社 2013 年再版）、《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8 年版）、《美术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1979 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与易丹合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 年版）、《20 世纪中国美术编年史 ：1900-2010》（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年版）、《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与孔令伟合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年版）。

主要翻译著作 ：《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6 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再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再版）、《论艺术的精神》（The Spirit in Art，W. Kandinsky，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6 年版）、《风景进入艺术》（Landscape into Art，K. Clark，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等。

【目录】

引子
- - - - - - -
第一章 启蒙
阅读浸染
“外光派”的影响
经验
学生时期的创作
- - - - - - -
第二章 青春的紊乱
从圭山到“塞纳河”
诗与笔记：思想的悸动
“体积”
最后的纯朴
- - - - - - -
第三章 “新具像”与现代主义
歌尔德蒙式的出走
首届“新具像”展览
“新具像”的延伸
现代艺术的辩护
“荒原狼”
心理叙事
- - - - - - -
第四章 “家长”
灵魂不息
“家长”

后记

【新书导读】

《家长的故事：1980年代的毛旭辉》引子

文／吕澎

2016年1月28日到2月3日，我在昆明。之前，毛旭辉和他的助手张光华为我的写作已经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这几天他便将照片、笔记，早年的记事本、速写本、水粉和油画写生，各种形式的资料文献、手稿和作品，一一给我翻阅和观看。在毛旭辉的创库工作室，在巴赫、拉赫玛尼诺夫以及其他西方音乐的背景下，我们的思绪不时回到三十年前的80年代，尤其是那些老照片和毛旭辉早年的写生，很容易将我们引向往昔。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时光的飞逝和世事面目全非的变迁，而我将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一个特殊而孤独甚至“疾病缠身”的个人，来描述、分析和判断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景及其问题。

2009年11月13日，北京。一个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正式挂牌成立，院长是《父亲》的作者罗中立。没有人清楚这个官方机构是在什么背景下突然产生的，但是， 2004年至2008年间出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价格“井喷”，无疑为那些在官方艺术机构里没有任何地位的当代艺术家——官方机构几乎没有收藏他们的作品——增加了鲜艳的色彩：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刘小东、周春芽以及曾梵志等艺术家开始在社会中广为人知，他们的艺术市场价格迅速地为他们披上了似乎有点神话成分的外衣，他们的艺术被认为在全球艺术市场中树立了一个“中国牌”的象征招牌，以至于有欧美的艺术家开玩笑地感叹道：“如果我有一张中国人的脸就好了！”无论这样的局面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抑或根本就是问题的开始，中国当代艺术被金钱拉入了让世界瞩目和震惊的焦点，就像中国的经济被世界所关注，而“中国制造”这个很快就解体的概念也一度被认为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品牌一样。这个机构的“院士”——被人们嘲讽地使用的词汇——成员名单还有：徐冰、许江、隋建国、韦尔申、蔡国强、汪建伟、叶永青、王功新、林天苗、展望、冯梦波、宋冬和邱志杰。在授予聘任证书的仪式上，夹杂着不同政治信仰、艺术观念、价值立场的艺术家受到了党和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到场祝贺。敏感的人会在内心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参加了200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人应该有记忆：“工作报告”指责了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官方居然认可了那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准则上让人怀疑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发生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进入了一个合法化的程序了吗，或者那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最终向官方伸出了感激之手了？到场参加祝贺的画家陈丹青用“流寇”这个词来形容这些被认为在昨天还“不合法”的艺术家，他对那些“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院士”给予了多少有些预言式的劝告：“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己的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无论如何，不少批评家更愿意将此次事件认定为在野的、边缘的艺术家被官方“招安”。

2009年11月13日，北京。一个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正式挂牌成立，院长是《父亲》的作者罗中立。没有人清楚这个官方机构是在什么背景下突然产生的，但是， 2004年至2008年间出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价格“井喷”，无疑为那些在官方艺术机构里没有任何地位的当代艺术家——官方机构几乎没有收藏他们的作品——增加了鲜艳的色彩：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刘小东、周春芽以及曾梵志等艺术家开始在社会中广为人知，他们的艺术市场价格迅速地为他们披上了似乎有点神话成分的外衣，他们的艺术被认为在全球艺术市场中树立了一个“中国牌”的象征招牌，以至于有欧美的艺术家开玩笑地感叹道：“如果我有一张中国人的脸就好了！”无论这样的局面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抑或根本就是问题的开始，中国当代艺术被金钱拉入了让世界瞩目和震惊的焦点，就像中国的经济被世界所关注，而“中国制造”这个很快就解体的概念也一度被认为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品牌一样。这个机构的“院士”——被人们嘲讽地使用的词汇——成员名单还有：徐冰、许江、隋建国、韦尔申、蔡国强、汪建伟、叶永青、王功新、林天苗、展望、冯梦波、宋冬和邱志杰。在授予聘任证书的仪式上，夹杂着不同政治信仰、艺术观念、价值立场的艺术家受到了党和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到场祝贺。敏感的人会在内心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参加了200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人应该有记忆：“工作报告”指责了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官方居然认可了那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准则上让人怀疑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发生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进入了一个合法化的程序了吗，或者那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最终向官方伸出了感激之手了？到场参加祝贺的画家陈丹青用“流寇”这个词来形容这些被认为在昨天还“不合法”的艺术家，他对那些“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院士”给予了多少有些预言式的劝告：“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己的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无论如何，不少批评家更愿意将此次事件认定为在野的、边缘的艺术家被官方“招安”。

90年代初，在不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看来，灵魂因市场经济的影响开始受到金钱的挤压，毛旭辉在1995年写道：“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与少年时代的雄心壮志多少有些出入。”（《棕树营画室手记》）文字中已经有一丝苍凉的情绪。1993年至1994年间，知识界对人文精神是否正在消失表示了深深的忧虑，社会与艺术家曾经关心过的问题——政治、哲学、宗教以及关于人的其他更为深刻的问题——变得越发复杂。

资料表明：从70年代初开始学习绘画，经历了前辈的指导、学院正规教育以及参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毛旭辉的艺术之路构成了艺术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早在1990年，我在写作有关毛旭辉的艺术的文章《生命的具象与陈述》里曾引用了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在《艺术原理》结尾中的一段话：
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冒着使观众生气的风险”。明确地说，他们的艺术远远没有获得制度上的保障，他们的艺术因其价值观和立场而根本没有作为这个国家的历史遗产被加以对待，他们的艺术对于坐落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来说无足轻重——这真是一个被普遍忽略的事实。复杂的是，尽管早年曾与他的同伴共同反抗过官方美术家协会，可是毛旭辉最终还是接受了云南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这个身份，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艺术家试图证明自己的努力拥有价值的路径似乎只有一条——他顾不上去思考获得了这个官方机构的形式认可究竟与当初的理想和目标有什么关联，就像那些不安分的“流寇”接受了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招安”一样，这类在价值观和艺术态度不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的“握手”在事后都使得艺术家们不同程度地感到尴尬——因为这严重地模糊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艺术态度的边界。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如果我们缺乏独立的价值观和立场，缺乏符合理性精神的历史意识，如果我们将艺术和价值的判断放在随波逐流的水准上，比如放在一个僵化了的艺术史标准陈述上，像毛旭辉这样的艺术家的艺术以及他们为之进行的所有努力将会被视为垃圾，视为社会疾病或“精神污染”的蔓延，根本不可能成为治疗“社会疾病的良药”。
写作中，我在一封我曾经（1989年11月15日）写给毛旭辉的信里，看到有这样的话：“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再去一趟昆明，但很难说。我倒想在明年写一本《毛旭辉》，类似《达利》（我的一本翻译著作）的那种体例。如定下时间，明年我会在昆明住一段时间。”次年夏天（8月），我去了昆明，回到成都写了一篇《生命的具象与陈述》。然而直到今天，我才完成了这部详细描述毛旭辉80年代艺术历程的文字。的确，那是一代人的风华年月，今天看来，对在这个风华年月中一个艺术家的经历给予深入的考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研究，而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史问题了。

所以，我没有打算书写一个有关艺术家的光荣史，而是在记录和介绍一位出生在50年代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和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社会没有条件去考察每个人，但允许人们通过一个具体的生命去了解和联想过去，了解与之同时代的一代人的经历，兴许人们可以发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较具有普遍性的灵魂，从而理解由此而产生的艺术精神与人生态度。毛旭辉在1985年的一天写给他一个女友的书信里有这样的文字：“大师的桂冠从来也没有规定是赐于（予）男性或者某个人，它就摆在一个地方，任何人只要走到那里，谁都可以戴在自己的头上，关键是你要有能力走到那里。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顶桂冠。其实当一个人创造了真正的艺术时，任何桂冠都是苍白的，毫无意义的。”

2018年2月12日星期一于杭州到成都的飞机上

网址：CAFA新书丨吕澎与《家长的故事：1980年代的毛旭辉》 http://c.mxgxt.com/news/view/57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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