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明星所长王延轶：自己只算是科研金字塔上爬行的蜗牛

P4实验室一直被认为是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如今拥有P4实验室的国家也不过十个，中国就是其一。我国唯一拥有P4实验室的机构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它不仅是中国烈性病原体研究的顶级研究所，也是生物病毒研究之航母。

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是科研界的明星人物—王延轶，她担任武汉研究所不过两年，今年尚未满四十，名副其实的年轻有为。

那么她是如何在科研金字塔上一步步爬行至如今高度的呢？

一个艺术特长生的转身

1981年，王延轶出生于陕西。王延轶的父母从未想过女儿竟会走上科学的道路，因为从前的她爱唱爱跳，从小便学习拉琴，艺术天赋很不错。高中时，王延轶也并非普通文化生，而是一名艺术特长生。

一般来说，艺术特长生都会在高考时选择一间艺术学校，然后就读艺术专业。但王延轶的做法却让他们疑惑难解，王延轶于2000年高考时报考了北京大学，之后更是选择了一个理科专业—生物科学专业。虽说王延轶高中选择的是理科生，但如此转变仍让周围的人一时难以接受。

除此以外，王延轶还以陕西省唯一一名没有考号的考生被北京大学录取，在这之前北大从未出现过此种情况。这一奇怪之处在王延轶出名后也一直作为人们的饭后谈资。2000年，王延轶正式以一位艺考生的身份入读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成为一名理科生。

王延轶从艺术跨到科学领域的缘故，王延轶后来曾公开解释过，她表示自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一时兴起，高中文理分科时她就已做好大学读理科专业的准备，这也是她为何要选择理科的原因。

王延轶提到，自己选择生物科学专业的原因是母亲，从前母亲经营有一家养殖鸡禽的养殖场，母亲为了这家养殖场付出了很多心血，可后来养殖场爆发了大规模的禽流感，鸡禽大量死亡，家中损失惨重，母亲也因此身体出现问题。

王延轶认为，母亲之所以会被禽流感压倒是因不了解这一领域的知识，她希望今后自己可以有能力应付此类问题，因此选择了生物科学专业。

在大学期间，王延轶一直是同学朋友眼中多才多艺的女孩，长相也较为清秀，典型的“艺术特长生”。但王延轶也并非绣花枕头，在就读期间她也算勤勤恳恳，四年后顺利获得了生物科学专业的学士学位。

本科毕业后，王延轶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录取，23岁那年她便前往美利坚攻读研究生学位，选择的专业为免疫学。

两年后，王延轶顺利通过研究生答辩，取得硕士学位。但她的求学之路仍未止于此，硕士毕业后她回到国内，在武汉大学攻读微生物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王延轶就曾作为生命科学学院的讲师为学生讲学，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更是直接成为了武汉大学的副教授。

王延轶从一个艺术特长生转身为一名科研人员，跨域之大无需赘述，但她更让人惊叹的是她比的晋升速度快得多，甚至算得上是领头人物。

与丈夫一同攀爬科研金字塔

在王延轶攀爬科研金字塔的过程中，一直陪伴她的是她的丈夫舒红兵。她与舒红兵相识于北京大学，在王延轶就读于本科时，舒红兵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长江特聘教授，两人是师生关系。舒红兵出生于1967年，与王延轶相差十四岁。

在王延轶之前，舒红兵曾有过三次婚姻，王延轶是他的第四任妻子。

王延轶大学毕业后，便与舒红兵结婚了，当时两人的结合还引起过广大热议。王延轶与舒红兵结婚后，便一直跟随丈夫的脚步。王延轶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去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舒红兵也在该大学。

自1998年起，舒红兵就在科罗拉多大学任职，七年间从助理教授一直晋升为副教授。2005年，舒红兵被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聘请担任教授及院长，王延轶在美国两年即获得研究生学位，随后回到国内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是为了跟随舒红兵。

2012年，王延轶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及分子免疫学学科组长。

之后几年，王延轶一直留在武汉工作，舒红兵也一直就职于武汉大学，职位一路攀升，从教授一直做到副校长，再成为前沿科学中心主任。2018年，王延轶成为病毒研究所所长，成为正厅级研究学者。其时她不过三十七岁，在病毒研究所也不过工作六年。

自她从美国回到国内，她便断断续续地获得各类奖项。她首次获得专业肯定是在2010年，那时她才29岁，被评为中国免疫学青年学者。2013年，王延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首批青年拔尖人才，201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系列的奖项与她在科研上的努力有关。

至此，王延轶已在国内外知名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有人统计过，王延轶共发表过23篇重量级论文，其中两篇是以王延轶本人为第一作者，十八篇为第十一作者，其中还有多篇是与舒红兵一同作为作者刊登在期刊上。这样的记录也让王延轶被大家质疑学术水平与其高职位不相符合。

因为作者排名是与科研贡献大小相挂钩，贡献越大排名则越靠前，在一个团队中若排名在第五名之后，基本可被认为是挂名作者，而王延轶居然有十八篇显示为第十一作者，实在让人费解。

特殊时期击破谣言

在前段时间，因疫情王延轶面临了不少挑战，曾有谣言称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针对此谣言，作为武汉研究所所长的王延轶也及时出来击破了谣言，维护了国家。在应对记者犀利的提问时，王延轶不急不缓，从容自如地应答每一个问题。

她首先否定了外界对病毒研究所的猜疑，表示他们与公众一样，在疫情爆发前完全不知道有此种病毒的存在，他们最早也是于2019年年底才接触到该病毒。

针对在疫情之前与爆发后，《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提到发现的两种种来自蝙蝠体内的病毒，王延轶表示并非造成疫情的病毒。公众之所以会误会只是对病毒认知的不足。为了辟谣，她使用专业知识回答了记者的疑问，同时给公众作了简单的科普，打消了公众的疑虑。

在此次风波之前，王延轶因所长身份就曾遭遇过“双黄连事件”与饶毅的邮件风波。“双黄连事件”的确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谣言，王延轶作为所长必然有难以推脱的责任。至于饶毅致信舒红兵，让她辞去所长一职的事情她并未正面回应。

疫情期间，武汉病毒研究所陷入名誉危机，王延轶本人的私生活也被起底，但王延轶却不畏公众舆论，在谣言乱飞之时站出来辟谣，这何尝不是一种担当。一直以来都有人质疑，舒红兵在暗中帮助王延轶获取科研成绩，王延轶一直都是靠着丈夫往上爬。

但换个角度看，在科研上舒红兵比王延轶有经验得多，舒红兵在业界内也还算是有一定地位与影响力，他有意要提携妻子并不奇怪。

这或许也是为何比行业内人士成功如此多，王延轶却还要称自己是科研金字塔上爬行的蜗牛，毕竟天才总是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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