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清初的“哭庙案”

原标题：何谓清初的“哭庙案”

何谓清初的“哭庙案”

金圣叹，一说原姓张，名采，字若采，苏州吴县人。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他自称泐庵法师。金圣叹的主要成在于文学批评，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及杜甫诸家唐诗都有评点。

他乩降才女叶小鸾，写下动人篇章，成为江南士人佳话，亦成为曹雪芹构思和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金圣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使小说戏曲与传统经传诗歌并驾齐驱，他受到推崇，成为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三月初三，金圣叹在苏州出生，九岁入读私塾，刻苦勤奋，思想独立，喜爱阅读，尤其沉迷于《水浒传》，成年后，考取秀才，耗费无度，以致常处贫困。

金圣叹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和结交僧人，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二十岁开始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三十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崇祯朝中期最为活跃，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能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钱谦益直言金圣叹好像受某种神灵支配。其后，他绝意仕宦，埋首书本。约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评点小说《水浒传》；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八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他亦开堂招生讲学，旁征博引，炫耀才学，颇受当地士庶赞赏。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奇才也。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三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皇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言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当局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后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行刑日，凄凉肃穆，方圆不大的一块阴森森空地，四周闪着刀光剑影，显得阴森恐怖。胸藏秀气，笔走龙蛇，蔑视朝廷的一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披枷戴锁，岿然立于囚车之上。刑场上，刽子手手执寒光闪闪的鬼头刀，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眼看行刑时刻将到，金圣叹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小名）望着即将永诀的慈父，更加悲切，泪如泉涌。金圣叹虽心中难过，可他从容不迫，文思更加敏捷，为了安慰儿子，他泰然自若地说：“哭有何用，来，我出个对联你来对，”于是吟出了上联“莲子心中苦”。儿子跪在地上哭得气咽喉干、肝胆欲裂，哪有心思对对联。他稍思索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接着念出了下联“梨(离)儿腹内酸”。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黯然神伤。上联的“莲”与“怜”同音，意思是他看到儿子悲切恸哭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意即自己即将离别儿子，心中感到酸楚难忍。这副生死诀别对，出神入化，字字珠玑，一语双关，对仗严谨，可谓出神入化，撼人心魄。只见寒光闪处，伴着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过早地陨落了，围观的人也无不潸然泪下。随后，金圣叹财产充公，家属充军宁古塔。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悔恨交加，念念不忘、难以释怀的是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

金圣叹去世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

传说，金圣叹死后，托梦给朱眉方，说他已成为邓尉山神。邓尉山在苏州西南七十里光福镇，又名万峰山，前瞰太湖，风景极佳。邓尉山多梅树，花开时一望如雪，如颂圣叹人品之高洁。金圣叹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相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金圣叹为人孤高，率性而为，以才子自居，狂放不羁，讥笑其他秀才庸俗愚拙。他自幼学佛，劝人向善，倾向佛道二家的自由放任，又有儒家的入世冲动。他深感人生只是大梦一场，全然虚幻，短暂易逝，充满烦恼失意，一切都不可恃，向往闲适平和的田园生活。他把男女之情与其他人情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必然含有色欲，出于自然，圣人礼制亦不废情欲。

他亦不失儒生身份，期待有用于世，敬佩杜甫的忠君爱国，特别认同孔子弟子曾点。曾点以无意仕宦与向往自由而著名，为孔子所赞叹，金圣叹特此取字为“圣叹”。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保守，批评明末官府苛政，同情被欺压的百姓，甚至主张官逼民反，但认为王命和礼法终不可违，对盗匪大肆谴责，特别讨厌梁山泊首领宋江。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一百单八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

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

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

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

他评《水浒传》、《西厢》二书时，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

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

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后五十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七十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

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

金圣叹还节评《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其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其文学理论及批评业绩，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作出了特殊贡献。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

金圣叹吸收了明代士人评点古文、史书，尤其是八股文的手法。除了《水浒传》、《西厢记》和唐诗，他也评点过八股文。明代古文与小说戏曲的评点，大多只是在文章妙处打圈点，提醒读者注意，加上简单批语。金圣叹扩充旧有评点之法，绵密有如经书注释，并勇于改动原文，以“奇”、“妙”等评语自我喝彩，甚至自夸点评无与伦比。他期待读者透过其评点，学会怎样阅读其他文学作品。他自视为权威，了解甚至超越原作者的思想世界，文学评点的目的不是去寻觅古人意思，而是为了与后人交往，对作品的解读，无须与作者原意相同。

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提高通俗文学的价值，卓有远见，被视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前人称赞白话文学大多泛泛而论，他却以细致深入的评点，证明这些作品如何优秀，能与经典名作相提并论，白话文学自此在士人间更为流行。

金圣叹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高小说与戏曲的应有地位，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并开创了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史上最有创意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金圣叹受徐增、廖燕等同时代士人的赞美，徐增称赞他博学多才，见识超卓；顺治帝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叫大臣不要用八股文的眼光衡量他。亦有士人批评他提倡《水浒传》和《西厢记》，惑乱人心。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服刑，又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

金圣叹所写评点之详尽细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在小说批评领域，他的权威地位超越王世贞、李贽和锺惺诸大家，继后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与张竹坡评《金瓶梅》，亦屈居其下。李渔赞赏独有金圣叹能指出《西厢记》优胜之处，深入至一字一句；清人如冯镇峦、毛庆臻都赞赏金圣叹《水浒传》评语匠心独运。金圣叹评语具原创性，个性分明，趣味盎然，而且准确清晰，细致入微，着眼于个别字词的艺术功能，远胜于中国其他诗话的含糊笼统。金圣叹强调细读文本，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流派有相通之处，西方学者因其评点与西方文论可以互相发明，特别加以关注。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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