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明：我与聂卫平的婚变

　　结婚———一个全新的生活

　　1979年秋，我和聂卫平在成都春熙路办事处办了结婚登记，1980年3月举行了婚礼。由于当时聂卫平的户口关系在黑龙江省队，我的户口在四川成都，我们在北京就无法申请房子。平时都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周末便回他父母家中，在那建了个小窝。新婚蜜月，没有花前月下，我们的时间全花在了棋上。日子过得虽说有些单调，但却很温馨、很充实、很甜蜜。

　　婚后，我收敛了自己的好胜争强，从实践中学会了所有家务。我让双手的操劳，换来他的一身轻松，甚至连倒开水、洗手绢都不用他动手。聂卫平为此很满足，我也就更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后来痛彻地醒悟到，聂卫平的成功就是聂卫平的成功，我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成功与失败是两条无法平行的直线，成功与失败的反差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不由感慨上帝真是很公平，也很严厉。这是对当初选择了事业，又不忠于自己事业人的惩罚。你若放弃了事业，放弃了自己，那生活也会放弃你。

　　矛盾的萌芽

　　随着家和儿子牵扯我越来越多的精力与爱心，我对聂卫平相对就关心得少了。我陪聂卫平出去的时间越少，他独自活动的时间就越多，在平静而又已显疲惫的婚姻生活外，聂卫平又产生了对花红叶绿的趣味。

　　很多事我是凭女人的直觉，甚至是凭第七感去察觉到的。我与聂卫平之间很难再坦诚相处了，许多事、许多话他都留在了心上，也许，这是我对他体谅不够的原因吧。再说，我本来就不漂亮，结婚生了孩子后也不注意着装，整天让他面对一个乱蓬蓬的头，疲劳而枯黄的脸，既缺乏激情，也没有热情。像我这样，只知道每天没完没了地操心和处理各种里里外外杂务、家事的女人，他产生寂寞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那时有太多的矛盾，有太多的不和，但有一点可以坦荡地说，我从没有去找过聂卫平的任何一个女朋友，去指责她们、斥怪她们。我从不与她们谈话，更不会报复她们，去找人带给她们不愉快。我只是淡淡地对她们点点头，一声冷冷的问候，这不是我有意容忍她们，而是我高傲的个性使我不把她们放在眼里。其实，现在想来她们也都是女人，都有各自的能力和魅力，我又有何能何德，要比她们高一等呢？狂妄自大，是那时的我的一个侧面，很可笑，但更可悲。

　　成功的功过

　　1985年，中日擂台赛开始了。从第一届擂台赛起，我们上场的虽只有八名队员，但全队都在齐心协力地备战，都在为每一位上场队员出主意、提建议。“打好比赛，为祖国争光”，这个共同心愿使大家日夜都在忙于操练。作为聂卫平的妻子，更作为一名棋手，我助他一臂之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我找出所有能找到的对手的棋谱，收集抄写在一起，自己先打一遍，有了体会，再向他提出我的建议。

　　一盘棋不只有水平的高低，与竞技状态、平静心情、良好身体，都是息息相通的。我尽了全力，聂卫平自己也尽了全力。他用他卓越的奋斗，用他艰苦的拼搏，用他顽强的意志，连赢了11局，取得了三届擂台赛的胜利。海内外沸腾了，欢呼这个奇迹，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围棋成了人们的日常话题。

　　赞美、祝贺的浪潮将一个棋手捧成了圣人，在聂卫平还没有将他的棋才淋漓尽致发挥出来时，就用糖水把他淹没了。

　　采访、宣传、做报告，美女鲜花和投其所好。有谁，能有那么坚强的意志去拒绝？有谁，还能有那么执著的目标去追求？我在社会洪流的强大冲击前，拉不住聂卫平的手。他自身是有太多的反省之处，他自身是有太多的欠缺与不足，可社会把一个人说成了十全十美，而那仅剩的不美也只是生活上的无能，这能不让他得意忘形，忘记自我吗？

　　对采访、报道我始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年轻气盛时，得罪了不少新闻界的人士。大家都是工作，为了你们的工作，就要牺牲我们的工作？为了同样一件事，接待不同的记者，是得是失、是好是坏，我想，事实已做出了答复。宣传是应该的、必要的，我们的胜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当然该大张旗鼓地宣传，但什么事情都不可过分过量。

　　外面精彩的世界松懈了聂卫平的斗志，对各种应酬的热衷使他的训练成为一种应时的摆设。他的虚荣心，他的成就感，他的爱好欲望，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离棋一天比一天远。我的苦口婆心和反反复复的说教，在他听来是最烦人的噪音。他渐渐难以容忍我的规劝，尽量回避我们在一起。特别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倔强的我不是去寻找另一种方法，而是过分地执著。这样，一个弱女人与整个大环境抗衡，胜负也在不言中了。

　　从擂台比赛一开始，我就失去了和聂卫平争吵的机会与时间，因为要保证他良好的心情去备战、去比赛，这也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心中积压了多少压力，只有天知我知。等到三届擂台比赛结束后，好像一切都有了质的改变，我的不满和怨气与外面大环境格格不入，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不自量力。况且，为个人感情的事去大动干戈，实在是不必要、不值得，于是也就任其自然，没有去追究。

　　但是，在聂卫平参加大比赛前，我与他吵架的事是有过的。那是一次忘不了的争吵。

　　那年的“富士通杯”比赛他打到了决赛，与林海峰老师争冠亚军。虽说比赛前放松是有必要，但很少见他备战，且连续夜深不归，这种状态能去比赛吗？我着急之中有担心，气恼之中有愤怒，心中积压太多的不满意，由此倾泻而出。

　　我骂他对不起陈老总的在天之灵；我骂他对不起领导们对他的培养；我骂他对不起大家给他的帮助；我骂他对不起围棋爱好者对他的希望；我骂他对不起我为他做出的牺牲……我骂了他，的的确确地骂了他。虽然我的骂，招来了他的暴跳如雷，招来了他厉声的脏话。

　　我不仅依然没有唤醒他的事业心，却适得其反，让他更讨厌我。可是，我至今也没认为我骂错了。但是，我要承认我的方式、我选择的时间都是错误的，好心的本意却造成了客观的坏影响。让他出征前心情极端地不愉快，失利而归也是情有可原。不过，我与他争吵是一个因素，我该负责。但更多的难道不是他失去了斗志？失去了刻苦的态度？失去了拼搏的精神？能靠老本去一赌输赢吗？这责任是否也应由外人来承担？

　　这样的分歧太多了，可这样的争吵却日渐缩小、淡化、消失了。人各有志，不是谁能强迫的。虽然，至今我也为聂卫平的棋才没有完全挖掘出来而感到遗憾。可是，假如聂卫平认为，中日擂台赛的成功便是他追求的终点，用那时的声名已创下了他足够用的地位、权势，并满足于这个现状，那我，作为一个已分手的路人，就更没有理由去说三道四。可惜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懂得这一点。

　　聚，不为名；散，不为钱

　　坦诚地说，在我与聂卫平的一段婚姻里，既不存在着追名，也不存在着求利。二十年前的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成绩，各自有各自的抱负。

　　婚姻若掺杂了名利之心或名利之行，那就太玷污了这份纯情，玷污了做人的自尊与人格，这与现代的观念与做法可能是大有差距的。可在那个年代，这真是出于内心的想法。真情无价，岂是名利所能买到？更何况十一年的岁月，又岂是财物能够补偿？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这是我一贯的做人准则。这准则委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但我依然不想改变。人，撞破南墙而死，体现了自己的执著；人，失去自我而生，消失了人生的意义。所以，漫漫人生长路，我走得真是好辛苦。

　　我还想说，聚、散均为一种情、一份缘，应该没有名利之心的。敢问真情、真爱何在？不就在聚、散二字之中了吗？现代社会的不良风气蔓延，但真诚、纯朴的人还是有的。活出自己，这应该是每一个有头脑、有知识的人的做人准则吧！

　　（摘自《我情我心：孔祥明的感情历程》）

　　(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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