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芭比》导演葛韦格：她的意义显然超越了电影艺术的范畴

发布时间：2025-01-08 23:05

近两年女性主义电影势头很猛，最新上映的真人版电影《芭比》，从一个芭比娃娃的视角揭露今日社会的女性处境，成为暑期档话题之作。

粉红的芭比乐园、欢乐party、华丽的歌舞……单从《芭比》的电影预告来看，相信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快餐投喂式的无脑片套路。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这部电影是由《伯德小姐》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所执导，或许就会好奇它是一部怎样的影片。

作为当今世界影坛最重要的女性电影人之一，格蕾塔·葛韦格集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戴锦华教授在活字文化出品的《性别与凝视：戴锦华大师电影课》中，曾介绍葛韦格为“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一种文化象征，或者说一种趋势性的代表人物。”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戴锦华教授的课程精华《〈伯德小姐〉：“呢喃核”文化与新成长的烦恼》。戴教授认为，影片从内部折射出一种与之前不一样的社会文化新症候，这或许与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创作序列中一贯的“呢喃核”式表达密切相关。

戴锦华口述

本文为节选，整理自《性别与凝视·戴锦华大师电影课》

格蕾塔·葛韦格美国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

2018年，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weig)入选《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表明了她作为一个青年的女导演，一个青年的女性艺术家，她的意义显然不仅局限在电影、电影工业、电影艺术的范畴之内，而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世界的、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一种文化象征，或者说一种趋势性的代表人物。

尽管从导演中心论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并且影响世界电影格局之后，就一直被质询，一直被诟病，一直被质疑，都认为它是一个电影当中的神话。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也可以说是经由电影作者论的构造，导演的形象越来越突显在影片的前景之上。

从前的一个说法是，对于经典电影来说，一个好导演的功能应该像荧幕。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导演不应该自我凸显。在电影放映之前和电影结束之后他存在，当影片开始放映时，他就消失了，他就隐性了。但是电影作者论，是把导演命名为电影真正的作者，电影的灵魂，电影的主导者。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电影观众选择电影，观看电影，电影研究者讨论电影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张艺谋的影片，贾樟柯的影片，姜文的影片，许鞍华的影片……导演的名字会吸引我们，会感召我们，让我们走进影院。当然近三十年来更有趣的现象是，导演开始成为某种明星式的角色。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具有明星式的颜值的导演都会亲自出演他们的影片。

《弗兰西斯·哈》(Frances Ha，2012)

《伯德小姐》(Lady Bird，2017)是女导演格蕾塔·葛韦格的导演处女作，在此之前她是一个舞台剧演员、电影演员，同时是一位编剧。在《伯德小姐》的前一年，由葛韦格编剧，并且主演的《弗兰西斯·哈》(Frances Ha，2012)，已经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短名单。而在那时，葛韦格的形象、她的创作已经开始凸显在以美国为主场的好莱坞奥斯卡的华美舞台的前景当中。

而接下来，葛韦格凭借作品《伯德小姐》获得了6项奥斯卡奖项的提名，次年她执导的改编自名著的《小妇人》(Little Women ，2019)，再一次以6项奥斯卡的提名而入围奥斯卡的主舞台。

《伯德小姐》（左）和《小妇人》(右)

这三部围绕着她、与她相关的、为她所主导的影片，连续三年获得奥斯卡入围，已经表明了格蕾塔·葛韦格在今天美国电影工业，美国电影文化，美国电影评价系统，乃至整个由美国的文化工业所引导的，迄今为止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当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女性人物，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为一个奥斯卡各个奖项的宠儿、优胜者、特别关注的目标所向的对象，格蕾塔·葛韦格当然也就和好莱坞联系在一起。如果把《弗兰西斯·哈》、《伯德小姐》和《小妇人》当做这位后起之秀、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的女导演的作品序列来看的话，格蕾塔·葛韦格的影片毫无疑问的是在这样一个为奥斯卡所标识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所青睐的序列内部。但是，她的影片却和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叙事模式，好莱坞电影工业主导的叙事倾向和价值倾向，呈现出了清晰的，当然也是微妙的错位，或者是歧义，或者说标志着一个更大的社会变化发生的那样一种症候性的表现。

《伯德小姐》

看过《伯德小姐》的朋友大概会认同于我这个说法，影片似乎应该在好莱坞的家庭情节剧大的脉络当中。因为它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中型城市，美国城镇的社会中下层的家庭生活。但是事实上，它和大部分好莱坞的情节剧非常不同。首先，《伯德小姐》没有一个严谨的戏剧结构，它更像是生活、生命的自然的流动。它更像是一种不同于戏剧性结构的现实主义逻辑的展现。就是一个出生于中下家庭的，被父母的意志送往教会学校的高中女生，她的青春经验和她的青春期经验。

《伯德小姐》

其次，我们会看到在导演自己的作品序列当中，或者说她在《伯德小姐》这部电影中勾勒人物的方式，或者说她以电影的视听语言所展示的、所形构的这样一种青春生命，或者青春历程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影片在与美国的现实，与全球化的激变的过程之中的世界现实的对话过程中，它同时携带着一个更为丰富的，与世界电影的历史，以及世界电影历史所负载的，所传递的世界文化的变迁之间的联系。

我们会看到影片的结局是母女和解的时刻。但是同时导演还安排了一个非常情节句式的情节，就是当伯德小姐拆开箱子的时候，发现信封袋中是母亲写过，抛掉，未完成的深情的书信。到此，原本应该是一个成长故事的完成，原本应该是一个家庭情节剧的大和解的、深情的、多情的场面的出现。但是，下一场戏是伯德小姐喝多了，她显然仍是那个笨笨的，不自量力的，不甚自知的，不甚灵巧，不甚优雅的伯德小姐。以至，那个即将到来的深情接吻的场景，变成了她醉酒呕吐，被送到医院，被医生救治，同时被医生谴责和无视。然后导演葛韦格特别设计了那种眼妆完全花掉的、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一个场景，之后伯德小姐就带着这张花掉妆的脸，走进教堂，看到圣歌的时刻。

《伯德小姐》

我想说明的是，格蕾塔·葛韦格作品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影片并没有给出任何家庭情节剧必须的和解。虽然情感的和解是存在的，但是好莱坞的家庭情节剧的和解，通常包含了人物的心灵开始获得真正的成长，并且步入成熟的时刻。导演格蕾塔·葛韦格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她没有在影片当中设立这样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关于青春的幼稚与成熟的，以成人一般的成熟的抵达。

换句话说，导演格蕾塔·葛韦格的影片序列非常独特的意义是在于，它既不是主流电影或者主流文化叙事当中那样一个关于穿越障碍，穿越青春期的沼泽，最终走向成熟和成长的，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有社会意识的，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成年人的这样一个叙事脉络。同时，它也不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浪潮电影所开启的那样一个拒绝长大，不要长大成人的那样一种青春反叛型的文化的表述。《伯德小姐》只是用某种温情的方式含糊了，甚至淡化了所谓成熟与不成熟，所谓青春的幼稚与成年人的稳重、理智之间的障碍。

我在相关的资料当中，也在青年学者王昕对这位女导演的创作序列的研究当中获知，与格蕾塔·葛韦格的生命经验最直接相关的，是一种始自独立戏剧舞台上的一个文化的实践，称作“呢喃核”(Mumblecore)。

“呢喃”是描述隅隅低语的一个名词。而“核”就是核心的核。我们的女导演一直是这样一个基本上属于戏剧的，后来慢慢地渗透到电影当中的文化流派，或者叫艺术流派的实验，或者先锋性的尝试和实践当中。这样的一种文化趋向的出现，在相关的描述和宏观的文化考察视野当中，被视为一种对于全球化进程当中美国社会所经历的冲击。

美国，在这样一个曾经由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当中，其自身渐次遭遇到从金融海啸所迸发的经济危机，到主导位置的被削弱。以及整个美国社会在这样一个不断的收割、全球化进程中的人类财富的创造的绝对的主导者，到经历着后来由川普式的政治所标识的这样一种危机和衰落。

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这样的一种所谓呢喃核，这样的一种既非穿越生命之门，长大成人的这样一种逻辑的价值表述，到我不愿意长大，我拒绝长大成人的青春反叛式的表述的一种居间状态。刚好是在伯德小姐这样的角色，这样的生命故事，这样的青春叙述当中，获得了某一种呈现。

西尔莎·罗南（左）与格蕾塔·葛韦格（右）

在我反复观看《伯德小姐》，搜索跟电影有关的材料，以及阅读导演关于这部电影制作中她自己的角色，她自己的艺术道路的访谈的时候，我开始对这个电影获得了另外一种体认方式。

我在想这样的一种伯德小姐式的表达，或者这样的一种呢喃核式的文化，或者伯德小姐所代表的这样一种生活样态，和我们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和也在经历着这样的一种不仅是成长的烦恼，可能也是职场上的困窘，可能也是如“内卷”“躺平”“认命”一般的现实的受困的心理体验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这是否是在20世纪终结，21世纪开始之后，我们经历着新技术革命，我们经历着现代文明一次冲顶式的文明样态，同时我们经历着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一种新的全球的资本重组和劳动力重组，而这个资本重组和劳动力重组的过程是由资本主导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人的排斥，对人的放逐，对人的贬斥，也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发生的。

我自己在读到那句话的时候，很受冲击，坦率地说有镇静，有愤怒。那句话就是谷歌公司的顾问在接受访谈时，他说“每一轮新技术革命都要消化它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一次新技术革命，可能造成超过98%的剩余劳动力”。当他被问及到，我们该怎么应对这场冲击的时候，他的回答居然是，“争当2%”。

我想和伯德小姐一样，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很难确认我们可以幸运地跻身于2%，我们可能就是那98%，甚至99%。而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格局当中，99%人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可能拥有的一种文化是什么，我们可能拥有的表达是什么。

也许朋友们会觉得我把它一下引得太远，提得太高。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确实是《伯德小姐》，或者《小妇人》，或者《弗兰西斯·哈》，这样的看似成本不高，制作规模不大，讲述风格并不奇特——尽管视听语言流畅、迷人，对于空间调度、色彩、室内室外剧这样的凡人所视的情趣盎然的表述上面，都是非常到位，乃至完美的。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小角色的小故事，它能够在奥斯卡的主舞台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它能够在整个关于美国文化、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当中，占有这样的特殊位置，恐怕是我们需要去共同分享，需要去深究，需要去质询，同时需要去自问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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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戴锦华｜《芭比》导演葛韦格：她的意义显然超越了电影艺术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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