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如何写文章的

发布时间：2024-11-02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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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匠不示人以璞”，欧公的每一篇文章，从“写完”到“写好”都要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与初稿相比往往面目全非，有的甚至没有保留初稿的只字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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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钟志翔

题图 | 欧阳修塑像

作家是与语言打交道的手艺人。对于作家而言，语言有它亲近可感的面相、体温、色泽、音韵、质地、气息和风神。作家的追求越高、审美意识越强，临文之际就越是矜慎不苟。

他在肥瘠、浓淡、繁简、修短、妍媸、精粗之间反复琢磨剔抉，为之纠结犹疑、寝食不安，为之捻断茎须、呕心沥血、雕肝镂肾而形神损伤，必使日月星辰归其位、动植万物适其性、神采风流跃然纸上而后心安。这何尝不是一种强迫症？

一代文宗欧阳修就患有语言强迫症，且症状不轻。

欧阳修画像。

痴心追求

欧阳修的文学地位是无比崇高的，苏轼称他为“文章百世之师”。但人们夸奖他的文学造诣时，却忽略了他为之承受的折磨。

欧公自述写作经验是“三多”，即看多、做多、商量多，又说“惟勤读书而多为之”，没有具体可供复制的写作技巧，只有不断地学习、积累与探索。一个轻飘飘的“多”字，积压着计算不清的心理曲折。 他还说，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写作覆盖生活的广度和密度，与生活纠缠的深度，都一一见于言外。

欧公对语言有特殊的敏感，容易感受文字的“出戏”，并且疾之如仇。他任考官期间，有位考生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是说天地初分、万物生长、圣人出世，但用语晦涩——语言给自己“加戏”，却遗忘了表意的本职。这深深刺痛了欧阳修，他从头至尾画一道红线，表示抹杀，并依韵写道：“秀才刺，试官刷。”既幽默，又冷酷。欧公的这种“过激”反应，既出于他变革文风的历史使命感，更来自他对语言美本身的极致追求。

欧公写文章的过程充满琢磨之苦，似乎从来没有冲口而出、一挥而就的快意。他写完一篇文章，就把它张贴在墙壁上，坐时看一看，躺时想一想，心心念念就是如何推敲、如何修改。 “大匠不示人以璞”，欧公的每一篇文章，从“写完”到“写好”都要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与初稿相比往往面目全非，有的甚至没有保留初稿的只字片语。

欧公像出自天性、安于天命那样，精心经营他的文章事业，直到声名卓著的晚年，仍然苦心焦思，不改素志。他的夫人劝道：“何必自苦如此呢，难道还怕先生生气吗！”欧公答道：“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先生嗔”与“后生笑”，有什么区别？“先生”是一个外部的权威，能够实实在在影响一个人的考试录取、官职升迁，先生不认可，当然可畏；但“后生”绵延于身前死后，是想象中隐含不露的理想读者，代表着对文学事业的纯粹评价，意味着作者的理性反观和自省自律。

欧阳修保持君子之畏，有他的痴心追求，也自有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欧阳修故里——永丰县沙溪镇。曾健/摄

简洁与风神

当欧公在琢磨语言的时候，他在追求什么？

有人说是简洁。简洁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理想。《老子》说：“悠兮其贵言。”“贵言”，即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深远的意蕴，达到最可观的效果；凡是可有可无的枝词赘语，皆要刬除干净。“言近旨远”“以少总多”，都在呼应这一境界。

的确，有些故事表明欧公追求简洁。如朱熹《朱子语录》记载，有人买得欧公的《醉翁亭记》草稿，只见原文开头用了数十字来写“滁州四面有山”，都被欧公画一大圈删去，定稿只留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又如《湘山野录》记载，欧公在洛阳时，由钱惟演命题，他与谢希深、尹师鲁三人同题创作，比赛较量。起初，谢文500字，欧文500多字，尹文仅380多字，“语简事备”又“典重有法”，于是胜出。 当时欧公年轻豪俊，不甘人后，他记取文字尚简的教条，重写一篇，结果比尹文还少20字，获得了尹师鲁“一日千里”的赞誉。

但是，如果仅仅是文字以少为贵，就很可能误解了欧公的文学理想。因为，还有故事却告诉我们，欧公行文会适度增多文字。

永叔公园。吴钢/摄

有一次，欧阳修为宰相韩琦写《昼锦堂记》，已经交稿了，但他又有修改，于是派人快马替换旧稿。韩琦两相对读，乍看之下，并无区别；仔细阅读，才发现欧公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改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增益了两个虚词“而”字。

所谓虚词，就是不表实意，不影响文意，何必要郑重添加呢？ 因为尽管不影响文意，却会影响文气，增减一个“而”字，气息就有短促、舒缓之别。短促像鼓点，舒缓如弦乐，本无优劣之分，但是文章要彰显韩琦“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气度，就适宜采用悠远从容的语调了。

欧公偏爱和平雍容之音、深婉不迫之韵。他作《岘山亭记》，出示给章惇。章惇读到“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一句时，提出修改意见，希望改为“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欧公欣然接受。

理由何在？就像饮酒之时，由穿战袍、着正装的壮士来斟酒，或者由翩翩美人来斟酒，似乎都无不可，但前者显得太过突兀严肃，不如后者合宜中节。

由此可见，欧公琢磨语言、考究文字，实则是在追求风神意度：一种飘渺但植根于修养、生成于性情、流露于语言的气息，一种难以言表却可心领神会的趣味。

正因为有“风神”，千百年之下，也能使人超越时空的阻隔，感受欧公凛然如生的精魂。无怪乎王安石予以高度评价：

“如公（欧阳修）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

欧阳修雕像。

顺理而成章

宋太祖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这个问题凭空而来，不好回答。也许《老子》中有现成的答案，所谓“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归结到“王”上，以颂圣为宗旨，或许还能博得人主的欢心。

但赵普扣住一个“最”字，说：“道理最大”。天下以道理为最大，意味着圣明天子也不能任性随意，而只能顺从天下公理与普遍法则。

欧公倾尽心力写文章，不管如何委曲纡徐，其旨趣无非是顺理而成章，“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这既呼应着时代风气，也塑造着时代精神。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有原因的。

欧公的《朋党论》《正统论》等以理驭气，是宋代论体的典范之作。而说理色彩最为淡薄的记、序、墓志等文体，也写得怡然理顺。即便是《与高司谏书》这种词锋甚锐的文章，尽管说出了“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样动气的话，却因其落在身为谏官、幸遇圣主、可言而不言、不言又不去、不去且责人的事实与逻辑之上，也仍有雄辩而内敛的理性力量。

又如欧公的《峡州至喜亭记》，打破一般的“记”体习惯，注重从心与理的角度追溯“至喜”的由来。最直接的缘由是岷江之险峻、至峡州始为安流，从舟人旅客的心理来说，是为“至喜”。

既然岷江凶险非常，为何游客非走此道不可且络绎不绝呢？欧公再将笔触伸向宏阔的历史与地理，远溯蜀国与中原的商业交通史， 文章由大至小、由远而近，好比层层奔涌的江水连绵汇聚于小小的峡口，将“至喜”的背景、成因与质性说得环环相扣、情韵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