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血和墨 兄弟情深——评路遥四弟王天乐遗作兼论路遥兄弟关系
路遥、王天乐兄弟“失和”真相
1993年2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纪实文集《路遥在最后的日子》。作者航宇（本名张世晔）时任陕西作协《延河》杂志社编辑，是路遥的同乡兼同事。路遥患病期间，他受陕西作协的委托，曾经在延安人民医院、西安西京医院陪护过路遥三个来月。
1992年8月6日，路遥抱病来到延安，准备找延安大学的申沛昌校长帮助，想办法解决《路遥文集》出版问题，不料他刚到延安就病倒了。8月8日路遥住进延安人民医院，9月5日路遥转往西安西京医院，11月17日路遥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前后历时102天。
路遥在延安住院时，8月8日延安地委宣传部长白崇贵委托高其国到医院里照顾路遥，8月15日陕西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派遣航宇前往延安陪护路遥。路遥在西安住院时，路遥五弟王天笑从陕北来到西安，在医院里和航宇一起陪护路遥。此外，陕西作协派出《延河》杂志社编辑远村协助航宇照顾路遥。以上四位，是路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看护他走完生命历程的当事人。为全面了解路遥住院期间的真实情况，笔者在2020年先后采访过高其国和航宇。
航宇在《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首次披露：1992年9月29日下午，路遥在病房里与天乐发生冲突，并宣称跟天乐绝交。2000年，王天乐在回忆文章《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中谈到此事，并诉说了自己当年的委屈。2019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航宇的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书中详尽描写了路遥、天乐兄弟俩从不和、疏远直到关系破裂的全部过程，现将书中描述的相关事情，依照时间顺序简要叙述如下。
1992年7月，路遥命航宇给在安康开会的天乐打电话，称自己病重，叫他速来西安。天乐当时在电话里满口答应，但会议结束后来西安却没来看望哥哥。路遥对此非常生气，兄弟之间萌生了不和。
1992年8月8日，路遥住进延安人民医院，高其国受路遥的委托，多次打电话催促天乐，但是天乐迟至8月23日才来医院看望哥哥一回，次日就离开延安。路遥为此伤心失望，说了很多抱怨的话，兄弟之间的误解加深。
1992年9月5日，路遥由延安转往西安西京医院，天乐、林达和陕西作协同事去火车站接路遥。第二天天乐在病房里给哥哥做按摩，并安排五弟王天笑从老家来西安，在医院里和航宇一起陪护路遥，兄弟关系出现了和解。
1992年9月29日，路遥在病房里痛骂天乐一顿，声称与天乐断绝兄弟关系，天乐痛苦地离开了哥哥。赶走天乐后，路遥痛哭不已，命航宇将好友陈泽顺找来，在病床上他向陈泽顺流泪托付了后事。
1992年11月14日，路遥托王天笑到铜川去找天乐，但天乐执意不去西安看望哥哥。三天后路遥去世，天乐闻讯后赶赴西安奔丧。葬礼结束后，天乐将路遥的遗物全部搬走，运往铜川自己家里保管。
通观航宇书中所列举的上述事情，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路遥、天乐兄弟俩当年关系“失和”的结论。但是，航宇作为路遥住院期间的亲历者和陪护者，同时也是路遥家族外围的局外人，他所记录下来的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发生在路遥、天乐兄弟之间的一些事实，然而透过这些表面现象，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发现路遥去世当年所发生的不为人知的真正内情。2020年，笔者就此事采访梁志，她回忆讲述了路遥去世当年的往事，做出与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截然相反的结论。笔者将梁志的口述内容整理出来，公布如下。
1992年春节刚过，路遥来铜川我家，写作他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住了有三个月，五一节书写完了他才走。接着王天乐去西安，路遥告诉他自己要和林达离婚，远远（路遥的女儿路远）归自己，意思就是要把远远托付给王天乐。可王天乐是个大男人呐，让他怎么管？他跟我商量这事，我坚决不能接受远远，我有工作，有孩子，路遥和林达的女儿凭什么该我管？远远就是个烫手山芋，谁也不敢接手。路遥葬礼我没去参加，是怕远远这孩子万一要是向我扑过来，不跟她妈林达去北京了，我要还是不要？
我跟王天乐商议，让你哥赶快找个对象成个家，我俩替路遥联系过这事，可路遥根本就不愿意。我又建议让路遥的两个妹子新芳或者新利来西安他家，帮他照顾远远，路遥也不同意。五一节路遥离开我家时，他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我给王天乐讲：赶快叫你哥去治病，这个病耽误不得。王天乐劝路遥去外地疗养，可他就是不听，反而装修起了西安他家的房子，这不是对自己身体不负责任吗？路遥就是不去看病，就是不去疗养，路遥想什么我都看不懂！
1992年7月21号，王天乐在铜川矿务局医院检查出他患了乙肝，还是“小三阳”。他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他当时是铜川记者站副站长，上级要是知道他的病，他还能去采访别人吗？还能跟别人一块吃饭吗？王天乐后来去西安看病，用的都是假名字，就是想保住这份记者工作，熬到平安退休。他们家的兄弟都有肝病，王天云是1983年查出来的，路遥是1986年查出来的，另外两个也是三十岁左右查出来的。说起来这个家也是够不幸的。
就在这时，路遥偏偏住院了，打电话叫王天乐去看他。我坚决拦着不让去，说：“咋说你都不能出这个门。”王天乐要是个健康人，他去照顾路遥我不拦着，可他也是个肝病病人呐！拿着这样的化验单，你能让丈夫去吗？王天乐的工作压力又大，每年的广告任务就是一百万，还有写稿任务、发行任务、采访任务。要知道他不是个闲人，是个公家人呐！我不让他去，他生气骂我：“你滚！”我也有自尊，当时就走了。过几天，王天乐给我打电话说：“咱俩离婚吧！”我说可以，结果他让步了，后来我就回了家，我俩又和好了。可王天乐还是骗了我，他说去西安参加陕报会议，其实他是到西安拉上陈泽顺，一起去延安看了路遥一回。
路遥在延安治病不见好转，好多人劝他转院去西安，他就是不肯走。只有王天乐一个人懂他的心思，路遥这个人自尊心太强了。他在延安住的是单人病房，西安只有省级干部才有这待遇，他还没到这种身份。王天乐就在省委替路遥活动，联系上一位领导，给路遥争到了西京医院单人病房待遇，特批治疗费五万块，这些都是王天乐跑下来的，路遥这才同意转院。
路遥到西安后，林达来医院看他，王天乐劝路遥对林达态度好一些，林达接管远远，这样大家的担子都能减轻。可路遥就是不听劝，对林达态度很冷淡，林达当时就走了。9月22号，林达带着离婚协议到医院，路遥在协议上签了字，林达当天就买火车票回北京了。临走前，林达给路遥、王天乐各留了一封信，交给作协的王根成。信里林达把远远委托给王天乐，这叫王天乐怎么办？给路遥的信，王天乐没拿给路遥看，说路遥看了以后会受不了。路遥病着，林达又走了，远远没人照顾，我又下了通牒不接收，你说王天乐难不难！他在西安跑着给远远找保姆，有时一天找了三个，他还得工作，他自己还有肝病，还得瞒着所有人！那段日子，王天乐实在是背不动了，路遥的身体到了极限，王天乐的承受能力也到了极限！
路遥是个伟大的作家，也是个受苦人，他活得不容易，这我都知道。1985年我跟王天乐头天领结婚证，第二天我就送路遥和王天乐上车去延安采风，几个女人能做到这一步？路遥获茅盾文学奖，王天乐找时任地委副书记的一位朋友借了五千块钱给他去北京。路遥在北京光《平凡的世界》就卖了一百套，后来又追加七八十套，除了少数几套路遥签名，其余都是王天乐替路遥签名，手都累得疼了。路遥欠的钱，王天乐帮还。林达欠的钱，王天乐帮还。路遥的女儿，王天乐也管。能帮路遥背的，王天乐都背了，可现在路遥有肝病他也有肝病，凭什么就得他一个人扛！其他兄弟没去看路遥，为什么不说他！
路遥去世的消息传来，王天乐的精神几乎崩溃。他连单位给他配的大哥大都丢了。路遥一共留下账单将近两万块，都是王天乐替他还的。2000年王天乐到北京领奖，当时他的肝硬化已经很严重，他还是去看了远远。远远亲他四爸，林达信上写得清清楚楚！王天乐每年回老家，给他父母送酒送面，他父母是真享了王天乐的福。认真说起来，提奥对梵高只是物质上支持，王天乐对路遥是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付出！
通过梁志的口述，我们大体上还原了路遥去世当年发生在路遥、天乐兄弟间真实的家庭内部情况，显示出当年的每一个当事人复杂的内心隐衷，以上述事实对比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可以补正航宇书中因为无法掌握了解第一见证人的确切材料所造成的疏失和漏洞。根据上述事实，可以梳理出路遥住院期间，天乐之所以不能去医院看护哥哥以致兄弟之间产生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从身体情况分析，天乐当时身患肝病，而且是传染性的乙肝“小三阳”。如果他执意去医院护理当时肝硬化已至晚期的路遥，从医学防治的角度来讲，这就存在着血缘亲人之间交叉传染的风险，这桩实情，可以解答航宇在《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里提到的为什么天乐“一去医院就跑到卫生间洗手”的质疑。再者，由于天乐从事的是公众性极强的新闻记者工作，这逼使他对外界采取了隐瞒所有人的忌病态度，其中包括兄长路遥，由此产生了他对路遥不能明说的苦衷。
其次，从家庭情况分析，天乐面对来自家庭内部妻子梁志的强大阻力，甚至面临着妻子以离婚相要挟的威胁，这使得他陷入了夫妻感情和兄弟情义二者不能两全的痛苦矛盾的处境。实际上，天乐当时面临的问题，是选择保住工作和家庭还是选择保全哥哥的生命的巨大难题。最终，天乐像大多数中国男性那样倒向了前者。对这难言的痛楚，天乐采取了当面隐忍不言、幕后四方周旋的做法，例如他虽然没能去医院陪护路遥，但却在陕西省委疏通人际关系，替路遥争取到较为理想的医疗条件。
再次，从亲情情况分析，天乐作为路遥最信任倚重的兄弟，同时承担着照顾路遥女儿路远的责任。林达去北京前留给天乐的信中，将路远委托给了天乐，梁志给笔者提供了这封信件手稿，信中明确写道：
远远的一切还拜托你多加关照，多付心血和劳累。你是她唯一能接受和亲近的人，这你也清楚。你为她所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也为此感激你。
林达远走北京，导致天乐奔波西安、铜川两地，兼顾自己和大哥路遥的两个家庭，还得隐瞒路遥，使他心力交瘁，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痛苦地写道：
可这个时候林达实际上已离开西安，到北京去了，家里就留下他的宝贝女儿路远一个人了。当时路远仅十二岁，生活无人看管，我一天曾在劳务市场先后找了三个保姆，都被路远因看不上而赶走了。累得我在大差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狠狠地睡了一觉。但当时这些情况都不能告诉路遥。因为路遥爱女儿是出了名的。如果他知道这一实情，他当时可能就没命了……没想到路遥对此事产生了看法，他想，女儿有林达看护，我为什么不到医院里看护他。但有关实情我和弟弟都不能告诉他，于是，路遥把我叫到医院里，用想好的文学语言把我挖苦了一阵。于是我痛苦地离开了他。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当他知道林达早已离开西安的实情后，立即让弟弟找我……但是晚了，就在准备起程时，路遥走了。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清清楚楚地伴随我走过的灾难。
最后，还要补充谈一下经济问题。众所周知，路遥一生专心创作，并不重视金钱，多年来他除过工资和稿费外没有多少额外收入，经济方面他很大程度上依赖天乐的帮扶。1991年3月25日路遥赴京领茅盾文学奖，这之前天乐特地找到路遥的一位地委的朋友，借到了五千元钱交给路遥，使路遥能够顺利前往北京。这件事情，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中有已写明。梁志也在采访中对此事做出了证实。而另一当事人航宇，笔者在2020年采访他时询问此事，航宇对此口述：“朋友借五千块钱这件事是真的，天乐怎么交给的路遥，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路遥当时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火车票是我头两天帮他买的，3月25号那天晚上我和远村一块去西安火车站送他。”由此可知，天乐在经济上对路遥的帮扶确实做到尽心竭力，自己力量不及就想方设法借贷，路遥去世后还替路遥还账，因此在经济上，路遥与天乐之间不存在产生矛盾的起因。
结语
综合上述王天乐的三篇遗作，结合梁志的口述、路遥的题赠、林达的信件和高其国等人对往事的回顾，可以梳理出路遥、天乐兄弟俩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大体上说，早期路遥帮助天乐改变命运，中期天乐竭尽全力协助路遥从事文学事业，后期天乐照顾路遥的生活，最后的日子天乐因为家庭和身体的缘故未能对路遥做到尽责，导致十余年间亲密无间的兄弟俩发生了误解，并使不了解当年内情和隐衷的一些外界人士产生了质疑。如今，通过当年的第一见证人梁志的回忆讲述和天乐渗透着深情、饱蘸着泪血写下的三篇遗作，还原了当年的事实真相，一个忍辱负重、有情有义的好兄弟王天乐穿越误解、质疑，理应受到公正的评价和普遍的赞誉。
众所周知，路遥是一位以生命献身文学、追求崇高理想的作家，他因此赢得了广大读者真诚的尊敬与热爱。但任何伟大人物的背后，都站立着许多不知名的普通人为此做出默默的支撑与奉献，尤其是像路遥这样出身寒微、历经苦难、命运多舛、心性孤高的作家，更是需要来自家庭内部和社会外界的温暖与包容。而王天乐作为路遥最亲密的兄弟，以他聪明圆润的社交能力和出色的生活能力，帮扶路遥的家庭，协助路遥的事业。路遥生前，他是路遥不可替代的生活助手和精神支柱；路遥身后，他是路遥精神和路遥家人的保卫者。尽管天乐在路遥生命的最后阶段未能摆脱世俗的牵累，对路遥做到善始善终，但却不能因此抹煞天乐前期的付出和牺牲。事实证明王天乐无愧为称职的亲人，他对路遥事业所做的贡献和他们兄弟的情义将会得到人们的承认，正如路遥生前所说的那样：“有关我和弟弟王天乐的故事是需要一部书来完成的。”
本文来源于《名作欣赏》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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