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秦腔》：中国乡村的最后一曲挽歌

贾平凹，确实是一位令我十分敬畏的作家，其作品中对民族性与本土性的回归，进而与时代相结合所营造的震撼力量，每每击打我的内心，成为我沉迷于其小说中无法自拔的动因。一种宏大的叙述结构隐藏在文本背后，是文学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塑，更是将现实生活击败后的再次架构与救赎。我常常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越走越远，似乎伫立于其宏伟的空间环境中，四处张望，并将周边所有信息收拢，朝向一个如同黑洞般的遥远世界，进而回首过去，审视当下，祈愿未来。而贾平凹小说的独特魅力，便在于他回归生活最初的原点，以庞杂的信息量给予我们内心的冲击，那种金字塔式的模式，倘若想要理解到至高点，必然要走入作家内心，体会其深厚而难以割舍的情怀，并能深深的感到贾平凹笔下流淌的真诚与温暖。

《废都》之后的小说创作，贾平凹重新回归乡土，进而以一种新的模式探寻乡土发展的走向，从《秦腔》到《老生》，我认为，贾平凹似乎在完成一种对于历史的完整叙述，每每在阅读时，带给我一股强大的内心震撼。小说中那种对于乡土本原状态的透视与挖掘，那种醇厚与质朴散布于文本细部的精神缩影，都将唤起整个人类灵魂深处的觉醒，作家的内在责任与这个时代发生着偶然而又必然的契合，作品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历史发展的有力见证，并以强大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作根基，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之下进行一场艰难的乡土精神建构。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超常性进步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土概念已越发模糊化，它作为一种神圣的存在被供奉起来并移置角落，处于无法触及，却又不容忽视的尴尬境地。而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脉搏的影响，忽视乡土文学也被认为是情理之中。此时此刻，倘若一个作家能够将视角植根到乡土之中，面对浮躁的时代，能够坦然而坚定的执着于脚下的土地，这是一个作家的成功，更是他行走于“存在世界”的坚定与坚强的决心。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便带给了我们这种独特的清新，而其背后所体现的关于文学精神的坚守，关于乡土文化的认同，同样以一种朴实而又本真的姿态支撑起整个小说文本的架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是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费孝通从社会学的角度，向我们诠释了乡土性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同时，乡下人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本源性也无疑成为最能反映人性本质的代表。

从这一角度来说，贾平凹的叙述是将人的“本我”发挥到极致的体现，也是他从内心出发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记忆与情感。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是不是好作家，是不是好作品，五十年后才能见分晓。如果五十年后书还有人在读，人还被提起，那就基本上是好作家，好作品，否则都不算数。”可以看出，贾平凹所追求的是文学至始至终的底蕴和美学内涵，或者说是那份艺术的持续感染力历经岁月的淘洗而更加绵长的魅力，而乡土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所无法泯灭的地位，便成为贾平凹在文学路上苦苦诉求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指引着作家渐行渐远。

《秦腔》的问世，评论界引起很大的轰动，贾平凹走进历史，还原现实，完成了一项宏伟巨著，作家以自身的“乡土经验”在挖掘农耕文明的灵魂，进而透视出乡土文化精神的跌宕与没落。“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很显然，贾平凹想要探寻农村发展的出路，《秦腔》表达出他对于农村的一股强烈的忧思，乡土之路该向何处纵深，这使中国乡土大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恐慌。

我们发现，小说中的“土地”与“秦腔”似乎有着相同的命运，二者都存在于无处不在的时空之中，但最终都走向被遗忘与衰落的境地，土地之死似乎也意味着“秦腔”之死，而“秦腔”吟唱起的最后一曲挽歌，是为乡土大地，同时也是为“秦腔”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本身。清风街的人逐渐向城市迁移，土地也便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312国道上，日常的生活俨然与土地渐渐脱离，土地开始荒芜，农耕文化也渐渐的走出人们的记忆。外出打工的节奏在清风街逐渐加快，在这一过程之中，乡土也便再无意义，似乎“农村”这一概念可以从此消失、消融。然而，面对七里沟的坚守，却仅剩下老人、疯子、哑巴的无力追寻，落叶终究无法归根的悲剧在清风街上演，农耕文化最终走向末路了吗？“农民不仅仅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土地承载着乡土精神，而时代的冲刷却将“根”的部分彻底剔除，贾平凹想为乡土立一块碑，记忆中的土地再也回不去了，作家所能做的便是站在中国这块乡土大地上凝望与忧思。而“秦腔”作为清风街文化的代表，它在逐渐的被冷落与代替，流行歌曲得到追捧的同时，“秦腔”并没有进行对抗，似乎也无力对抗，它仅以沉默的方式进行自我倾诉。在小说中，“秦腔”以一种唤醒的声音存在，它在唤醒清风街的文化、伦理、道德、精神，“秦腔”的声音出现在小说的生活细节内部，在新事物的冲击下，却只能为死亡者唱“阴歌”，这是艺术的没落，文化的衰败，也意味着“土地之死”之下的“文化之死”，由“秦腔”唱起了最后一曲挽歌。土地与“秦腔”的共同“泯灭”，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彻底沦丧，是乡土精神的破碎与瓦解。

我猜想，贾平凹在写作《秦腔》时，是走进生活却又敬畏生活的，小说至始至终并没有做出一种价值判断与解决方案，却是在一种进与退之间保持着审美高度，同时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不自觉地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面对农村发生的几近崩溃的变化，作家表现出了深切的忧思而又浓重的焦虑，这种焦虑更是源自于整个农村文化，或者说乡土文化的没落和溃败，现代文明的逐步进入，使得村落的发展变化从外在看是逐步现代而成熟的，而内在的空虚和瓦解却潜在的腐蚀着整个乡村价值观念的转变，一种关于“根”的本质与内核在不断被抽空、腐烂，传统的生活状态与文化格局渐行渐远，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与变迁。贾平凹看到了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书写《秦腔》时所表现出的情感担当与情感凝聚，便成为了联系个体与整体的精神寄托，强烈的乡土救赎与文化皈依，是其再现生活原貌时，所揭示的一种形而上的高度。

可以看到，《秦腔》在表现乡村世界兴衰变化的同时，贾平凹总是将农民的生活环境放到宏大的空间维度之中，但却在每一个缝隙处流淌着“细节的洪流”。在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的结构谱系之中，呈现出乡土文化的复杂性与拙劣状态。贾平凹在后记中说“这是一堆鸡零狗跳的日子”，而生活的本质却在这一堆“破碎”之中被发现、被感悟。阅读时，我们感到破碎、凌乱、松散的日常细节在冲击着我们的视线，用细节描写生活却又使生活融汇在细节处，以“百科全书式”的描摹方式笼阔了整个乡村世界的生死歌哭，而作品通过无数琐碎的、分散的细节直指人类生活最本质的点。阅读过程中，我感到节奏越来越快，似乎作家要在结尾处进行发力，最终将生活的细节聚焦，升华到人类精神的顶点，这是细节的力量，也是作家与读者之间产生的共鸣与契合。我们感到，小说似乎一直在细节之中渗透着沉重的意味，历史被刻意的描摹，详细的刻画之时，却在以一种悲壮的姿态崩塌、瓦解。乡土中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渗透出来的惶惑与焦灼，究其缘由，便是农民的内在精神在欲望与命运面前的逐渐沦丧，我们在小说文本中，看到纷杂生活的人与事，在“清风街”的狭小环境中所涵盖的宽阔与成熟，与存在世界的破碎达成潜在的融合，这是作家内心对于绝望和无奈的一种沉重的表达，也是小说在生活原点驻足之后的皈依与追寻。

阅读时，我们会感到，在细节之处，贾平凹总是流露出自身的日常与随意的痕迹，我想，这是作家的一种写作“心计”，试图通过细部来拉近作家与作品的距离，也暗示着贾平凹本身在面对乡村的文化走在时代的边缘处的彷徨与纠结状态。小说中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琐碎，《秦腔》的信息量的繁杂通常给予我们一种憋闷，段落的冗长，文字的晦涩，在颠覆了故事的常理叙述之中，又让我们感到一种绵密与流畅，进而在细枝末节中感受农民生活状态悄无声息的变化。其中的细节描写十分深邃，自然草木、鸡飞狗跳、头饰穿着等，似乎作家不放过任何一个生活状态的再现，从一年的时间限制，却让我们感觉似乎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这是作家的耐心与写作功力。随着情节的叙述发展，贾平凹对小说的控制欲愈来愈强，在加大密度的同时，似乎使得整个乡村世界发展幻化成一个平面，进而不断向高处延伸，架构出一个宏大的历史空间维度。我们看到，改革开放这种关乎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却从经济与政治发展落后的乡村开始，很显然，贾平凹是在沉默中表达一种对乡土文明“根”的倾诉，乡村世界才是一切的源头与灵魂，而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脉络俨然要受到乡土生活发展演变的牵动。《秦腔》在叙述上的慢节奏与细枝末节的繁杂之中，又让我们感到乡村生活发展的滞后性，乡土子民的“愚性”特点也无法跟紧时代发展的脚步，从这一角度来说，《秦腔》并不是悲剧创作，贾平凹似乎在隐藏着一种希望，整个社会的精神虚空的同时，乡土文化终将会保留着一种“落后”的“纯真”，从中，作家在渗透着其对于“土地”的留恋、拯救、启蒙与救赎。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细节的力量进行现实生活呈现是厚重而深邃的，贾平凹在《秦腔》首发式上说：“我只是呈现，呈现出这一段历史。在我的意识里，这一历史通过平庸的琐碎的日子才能真实地呈现，而呈现得越沉稳、越详尽，理念的东西就愈坚定突出。”而这种沉稳的呈现在小说人物之中表现的十分到位，更深一点说，是对于“乡土之心”的深度发现与挖掘，对乡土人们的内心、思维、精神以及心理变化进行完整的解剖，作家以自己真实的“乡土经验”再现了生活中最本真的农民形象，写出了他们复杂而沉重的“中国之心”。作家在谈及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时，往往将这种类似于宿命般的悲剧与绝望暴露无遗，进而通过人物的命运史来揭露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史，并深入到人物内心的痛感之中，将其与潜藏在乡土世界细部的创痛产生某种不言而喻的共鸣。《秦腔》中，通过对一条街的描写，以一个“疯子”的眼光，以凝重的笔触书写了农村二十年的历史，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乡土世界的生活状态展现的淋漓尽致，小说中涵盖着巨大的人物信息，林林总总的行为方式庞杂迥异，但却体现着乡村价值观的共性，构成了一部当代乡土发展演变的史诗。

引生是整部小说的叙述人，他以疯癫的角色进入，却以清醒的姿态存在。他在面对白雪时的忠诚、纯真、惶恐与怯懦，是引生的整体性格特点，也是一直以来中国土地上生存的农民形象的完整再现。小说开始便将引生对于爱情的追寻与执着写到极致，以阉割的方式彻底终结了一个男人关于爱的所有想象。这里，贾平凹似乎有一种暗示：纯真朴实的劳苦农民从此阉割，乡土中国的生活方式也将走向终结。而在阉割之后，我们看到，引生还在拯救乡土的路上苦苦挣扎，帮助夏天义捍卫七里沟的尊严，很显然引生此刻代表着作家的思想倾向，对于土地的保护以及乡土精神的救赎。而面对夏风回到清风街，引生有着情敌之间的怨恨，但同时，作为坚守乡土生活的代表，他更多的是拒绝城市文明与现代冲击。引生从来都不是疯癫的，人们通常认为，在世事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只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才是正义与美好的，而真正清醒的却被众人视为“疯子”，引生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他的悲剧似乎是作家在发泄一种情绪，一种面对历史更替变迁过程中乡土生活将向何处纵深的迷茫与困顿，而作家在小说当中却只能表达出无奈、叹息、焦灼。

夏天义与夏天智从本质上说是一类人，只是二者坚守的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秦腔”。夏天义是土地的忠实维护者，是最传统的老代农民，他对土地有着真诚而坚实的感情，他的一切行动准则都以土地为中心，最终，他便自然地成为了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农民，他如同“愚公”一样保护乡土大地，在一次次的抗争之中耗尽自己内心的希望，最终精神支撑的崩塌击败了肉体生命的延续，作为土地的象征，他的支持者仅有哑巴与“疯子”，便暗示了土地的命运，“吃土”的行为同样透视着一种无力的苍凉，七里沟的地震将这位老人彻底埋没，一场情感与命运的悲剧之下，贾平凹为农民、为土地做了一次千古绝唱。对应的，夏天智则是文化精神的代表，他是乡土传统的执着者，对于乡村的存在方式有着深深地迷恋，而乡土“愚昧”思想与农村封建落后性又难免将乡村文化推向深渊，“秦腔”作为夏天智最大的精神寄托，最终无法逃脱衰落的命运，播放“秦腔”的收音机彻底无声，便预示着“秦腔”艺术的彻底散场，“秦腔之死”便是乡村“文化之死”，作家在这之中似乎意味着中国大地的永久性逝去。夏家“仁义礼智”的儒家伦理文化的悲剧命运，标志着文化的衰败带来的乡村精神的坍塌，农民不再需要土地，土地也便从此失去了意义，人类不再遵从文化精神的丰盈，“秦腔”也便唱起最后一曲挽歌。

白雪与夏风的存在关系，是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白雪的美、善良、忠诚是一代乡村女子的代表，也是“秦腔”的代表，她内心坚持着“秦腔”文化艺术，拒绝城市的弥乱、喧嚣，也拒绝现代生活的诱惑，她以圣洁的存在担负着“秦腔”传人的使命。而夏风则作为白雪的对立面，向往虚荣、现代，欲求抛弃传统文化的桎梏，这位清风街最出色的文人，却从未坚持过乡土文化的精神，因父子决断而从此离开清风街的夏风，便再也无需受到土地的“牵绊”，城市文明以其特有的浮躁与浮夸的力量将乡土文化做了否定与终结。同时，夏风与白雪的婚姻悲剧，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冲突，当两种格格不入的存在体并列而行时，便必然产生畸形的生命形式，没有“屁眼”的孩子的诞生，便预示着传统文化再也无法以光明正大的方式登上舞台，最终夏风与白雪在价值观上的冲突造成分道扬镳的结局，传统文化终究被抛弃，在这场对抗纷争之下，“秦腔”以沉默的形式选择“散场”。

贾平凹说：“清风街的事，要说是大事，都是大事，牵涉到生死离别，牵涉到喜怒哀乐。可要说这算什么呀，真的不算什么，太阳有升有落，人有生的当然也有死的，剩下的也就是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日子像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流着”。小说当中从细节到人物的一切存在都是作家“乡土经验”的流淌，清风街的事就是棣花街的再现，作家的“中国经验”无需想象便可以放松写作时，也便是其真正的以自我的方式在向现代性焦虑发出启蒙者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平凹关于乡土文化的呐喊来源于作家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以一种阔达而宏大的心境去面对存在世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所表现出的淡然态度，似乎总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敏锐的观察着天地苍生，而在这种平静如水的表现形式之下，又能让我们感受到他对于历史发展中的社会人生的洞察与把握，在进与退之间，贾平凹似乎是站在时代精神的凝结点上执守着自己的内心。贾平凹说：“长篇小说要为历史负责，成为一面镜子。时下中国的现实，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生了多大变化，尤其文化上的变化，作家应该为此存照，你或许是激奋的，或许是忧愤的，咯血去写，含泪去写。如果写作只是急功近利地去迎合什么，或者受一点什么新奇的理念去打造个很精致的东西，都可能要辜负这个时代给作家提供的机遇。”

我们感到，作家是将那种对于时代的忧虑当作一种职责，而体现在文本当中，则表现为当代知识分子所独具的写作姿态与精神向度。我想，作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承担起的责任，便是用谱写出社会大背景下的残酷人生，并在其中凸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启迪当下，体察人性。“贾平凹深谙当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道德生态的变迁，他想要铺展开的，是一个打开的而非封闭的乡村结构，以此透视权力和伦理关系中人性的肌理，有节制地呈现其间多舛、艰涩、苦诉和悲悯。”而在这种人性裂变与乡村文化不断沦丧的变化中，贾平凹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人心世道的揭露，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悲剧结局，挖掘历史沉淀带给我们整个人类的痛感，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转型与扭曲，便构成了一种自觉的反省。我们发现，这种沉甸甸的思考，是深入骨髓、扎入“根”部的，是在翱翔于广阔辽远的宇宙空间之后，再次回到生活原点的领悟与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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