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哲学：非凡的历险时刻

发布时间：2024-06-16 08:29

哲学家之间有很大差异，其处理纲领的方法也时常对立，结果便是提出矛盾的解决方案。

然而，我们可以在这些差异与矛盾中找出共同的要素：不是作品，不是体系，甚至也不是概念，而是纲领。当纲领性的问题极为有力且被共享时，哲学时刻便应运而生，并伴随多样化的方式、作品、概念和哲学家。

《法国哲学的历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批评文集，汇集了作者对萨特、阿尔都塞、德勒兹、利科、利奥塔、朗西埃等法国当代哲学家的评论文章，这些人中既有他的师长、友人，亦有其“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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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迪欧看来，书中谈及的哲学家所各自代表的“奇点”构成了法国当代哲学一个非凡的历险时刻，其规模和创新性足以与希腊古典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相媲美。

这一时刻的法国哲学充分关注主体、现代性、政治和德国哲学遗产等问题，并与文学和精神分析展开竞争，表现出当代哲学家摆脱贤者身份而独树一帜，成为热衷战斗的作家、描绘主体的艺术家和专注创造的爱慕者的热切渴望。

作为这一哲学时刻的见证者与在场者，巴迪欧向哲学家同行致以诚挚敬意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质疑与批判。在充满激情与哲思的观点碰撞中，巴迪欧引导我们踏上一条通往未知，也通往真理的哲学历险之路。

《法国哲学的历险》前言（节选）

文 |阿兰·巴迪欧

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法国哲学的目标之一便是创造一个新的写作场域，文学与哲学在其中融为一体；这一场域既不是作为专业知识的哲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一种不再能将哲学与文学加以区分的写作，换言之，我们无法再将概念与生活经验区分开来。因为最终，这种写作的创造旨在赋予概念文学生命。

这种创造、这种新型写作，其目的是言说新的主体，是在语言中创造新的主体形象。因为现代的主体，作为法国哲学时刻的关键性因素，不能是直接来源于笛卡尔的理性的和意识的主体；也不是——更具技术性地说——反思的主体；它应是某种更为模糊，与生命、与身体联系得更为紧密的东西，一种比意识主体更为广泛的主体，同时也是某种类似生产或创造的事物，其自身聚集着更为强大的能量。无论是选择采纳和接受“主体”这一名谓，还是用其他术语取而代之，这都是法国哲学致力于言说、寻找和思考的内容。

正因如此，精神分析成为重要的对话者，这一弗洛伊德的伟大创造正是关于主体的新命题。凭借无意识主题，弗洛伊德向我们证明了主体问题比意识更为宽广。它将意识包括在内，却又不限于意识。这便是拉康所谓“无意识主体”中“无意识”一词的根本含义。

因此，整个法国当代哲学与精神分析展开了广泛而严肃的讨论。这一讨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构成了一幕极为复杂的场景。这一处于哲学和精神分析之间的场景（戏剧）本身无疑具有启示意义。问题的焦点在于自20世纪初以来法国哲学两大流派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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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这一划分上来。一边是存在主义生机论，发源于柏格森并经由萨特、福柯和德勒兹；另一边则是我所谓的直觉概念论，它允许了概念的形式投射，起源于布兰施维克，并经由阿尔都塞和拉康。横跨两者（存在主义生机论和概念形式主义）之间的，乃是主体问题。因为归根结底，主体的存在产生概念。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也准确地占据着这一领地：无意识也是某种兼具生命力与象征性，并能产生概念的事物。

显然，考虑到以另一种方式从事与你相同工作的人，你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艰难的。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同谋关系——你们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同时是一种竞争关系——你们采用的方式不同。在法国哲学中，哲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正是如此：同谋与竞争关系。既是诱惑与爱恋的关系，也是敌对与仇恨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一幕场景才会如此激越而繁复。

有三段重要的文字可以证明这一点。首先是巴什拉于1938年发表的《火的精神分析》一书的开篇，这是关于该问题最明晰的例证。巴什拉提出了一种新型精神分析，基于诗与梦，我们可将其称为一种关于元素的精神分析：火、水、空气、土地，一种元素精神分析。实际上，可以认为巴什拉尝试用“梦想”（rêverie）这一新的概念取代弗洛伊德的性压抑。他试图证明梦想比性压抑更为广泛、开放。《火的精神分析》的开篇对此有极为明晰的论述。

第二段文字是《存在与虚无》的结尾，萨特也提议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分析，他将其称为“存在精神分析”。这是同谋/竞争关系的典范。萨特用他的存在精神分析对抗弗洛伊德的“经验论”精神分析。在他看来，提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化精神分析是可能的，而弗洛伊德仅提出了一种经验论的精神分析。如果说巴什拉意欲以梦想取代性压抑，那么萨特则试图用所谓谋划来取代弗洛伊德的情结，即无意识结构。对萨特而言，将主体定义的不是某种神经症或生理反常的结构，而是一种基本的、对存在的谋划。这也完美地印证了同谋与竞争的结合。

第三段文字来自德勒兹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的第四章，在该部分中，精神分析被另一种方法取代，德勒兹称之为“分裂分析”，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抗。正如巴什拉用梦想替代性压抑，萨特用谋划替代结构或情结，德勒兹的文字是明确的，即用建构来替代表达——他批评精神分析仅对无意识的力量进行了表达，而未对其加以建构。

这是非凡的，也是症候式的：三位伟大哲学家——巴什拉、萨特和德勒兹——都提出用另一种事物来取代精神分析。我们还可以证明德里达和福柯也怀有同样的抱负……

所有这一切都勾勒出一幅应予以回顾的哲学图景。

我认为一个哲学时刻是由某种思想的纲领所定义的。当然，哲学家之间有很大差异，其处理纲领的方法也时常对立，结果便是提出矛盾的解决方案。然而，我们可以在这些差异与矛盾中找出共同的要素：不是作品，不是体系，甚至也不是概念，而是纲领。当纲领性的问题极为有力且被共享时，哲学时刻便应运而生，并伴随多样化的方式、作品、概念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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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这一纲领是什么？

首先：不再将概念与存在两相对立，结束这一分离。证明概念是鲜活的，是一种创造，是过程和事件，因而无法与存在分割开来。

第二点：将哲学纳入现代性之中，这意味着使其走出学院，在生活中流动。有关性、艺术、政治、科学、社会的现代性，哲学应从所有这一切出发，在此融合，再度淬炼。它应为此与其自身传统部分地决裂。

纲领第三点：抛弃意识哲学与行动哲学间的对立。这一显著的分离——例如康德给予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截然不同的结构与可能性——在不久前依然构成毕业班哲学课程的基础。然而，法国哲学时刻的纲领要求我们抛弃这种分离，证明意识本身是一种实践，科学意识在事实上也是一种实践，同时证明政治实践是一种思想，艺术乃至爱情都是思想，与概念并不相悖。

第四点：将哲学直接置于政治舞台，而不经由政治哲学的迂回，即令哲学直面政治场景。所有法国哲学家，在大部分英国哲学家的激烈愤慨下，都试图塑造一种我所谓的哲学斗士形象。哲学，在其存在的方式上，在其存在本身，都不应仅限于对政治的反思，而是一种旨在使新的政治主体性成为可能的介入。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悖于法国哲学时刻，没有什么比当前的“政治哲学”浪潮更为明确地标志着这一时刻的终结。这是对学院和反思传统的一种悲哀的回归。

第五点：重拾主体问题，放弃反思模式，并因此与精神分析讨论，与其竞争，在涉及主体对意识、对心理不可化约的思想层面与精神分析媲美，乃至做得更好。这里讨论的法国哲学的死敌是心理学，它长期构成哲学课程的半壁江山，而法国哲学时刻尝试将其遏制。心理学回归这一当代潮流，或许意味着一个创造性时代的结束，抑或是即将结束。

最后，第六点：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叙述风格，与文学展开竞争。事实上，这是在18世纪之后对“哲学作家”的又一次塑造。该种形象超越了学术领域，也超越了当今的传媒领域，它直接通过自身话语、写作、宣言和行动被感知，因其纲领在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通过各种方式关涉并改变当代的主体性。

这便是法国哲学时刻，是其纲领和雄心壮志。我认为其中存在着某种本质的渴望。这是一种身份，作为哲学时刻的身份，难道不正是某种渴望的身份吗？是的，这种本质的渴望在过去和现在都切实存在，即令哲学成为一种积极的写作，成为新型主体的手段与附属。因此，这也是一种使哲学家摆脱贤者身份，与默想、训导或反思的形象相决裂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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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哲学家摆脱贤者身份，亦即使其不再成为教士的竞争者：使其成为热衷战斗的作家、描绘主体的艺术家、专注创造的爱慕者。热衷战斗的作家、描绘主体的艺术家、专注创造的爱慕者、哲学斗士，这些称谓无不流露出该时期的哲学想要独树一帜的渴望。

所有这些都使我想到马尔罗在《砍倒的橡树》中援引自戴高乐的一句话：“伟大是一条通向未知之路。”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这一法国哲学时刻，倾向于未知的道路而非既定的目标，倾向于行动与介入而非默想和慧思。这是一种缺乏智慧的哲学，在当下受到指责。

我们所渴望的，不是生命与概念的明确分离，不是存在对理念或规范的屈从，而是概念本身成为一条我们未必知晓终点的道路。这条道路入口明确，终点却几近偶然或模糊，哲学的任务便是阐明其中缘由，证明这条道路确是——换言之：就正义而言——我们应该踏上的。

是的，在过去或现在，这一时刻的哲学都是对某种迫切而理性的思想的升华，那些通向正义的幽暗小径——在我看来，也通往真理——时代召唤我们将其构筑，在踏上征程的时刻。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20世纪的法国，有这样一个以令全人类获益为旨归的哲学历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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