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童末：在当下语境中，重新激活古老的彝族传说

发布时间：2024-06-17 16:50

《大地中心的人》是青年作家童末的长篇新作。该书以大凉山区传说中的“鬼母”形象为基点，融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巨变，对百年前大凉山的生命状况做出极具想象力的书写。

几个世纪以来，驷匹尕伙的山岭中，高山的牧场和广袤的森林中，鹰巢一样的房屋里，火塘边，生活着这些自称诺苏的黑色的人类。他们把自己叫作“大地中心的人”。

20世纪30年代，大凉山，一位名为“铁哈”的奴隶决定出逃。从驷匹尕伙到山棱岗，他见证着山地与世界的不断下沉。“守护者”恩札在清醒与浑噩的轮回中逐渐迷失，贪婪的俄切在不断掠夺，“兹莫女儿”被迫带着“希望”走进德布洛莫，想唤起山地的新生……

早在2016年，童末读到几本有关民主改革前凉山的书。其中，人类学家林耀华在《凉山夷家》里记述的民国时期一个被彝人掳进山中，在彝地生活二十余年的汉人俘虏的遭遇激发了她讲故事的冲动。此后，她遍览汉语彝族文献，了解凉山彝族的历史，他们的种姓制度、祭祀仪式、婚嫁习俗，以及包孕着彝人的生死观和世界观的经文、歌谣和神话传说。2017年，童末在大凉山走访一个月，既为了更深切地感知自然和历史，也为了摆脱现实负荷，找到属于讲述者自己的声调。

作家童末。

在《大地中心的人》中，童末虚构了一个“凉山”，将其作为神话笼罩的飞地，人的存在及其困境的实验场。铁哈、阿祖烈达、兹莫女儿、恩札、俄切……一众人物陆续登场，与命运展开殊死较量。而彝族葬仪上念诵的《指路经》，讲述世界诞生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以及“鬼母”孜孜尼乍的传说，被作家翻转激活，不为“增添神秘浪漫色彩”，而是企图通过在当代语境中源头性文本的复苏，指涉“当下的，活的经验”，触动读者的切身感知。

在采访中，童末拒绝成为“某种民族文化信息”的提供者，多年前涉猎的凉山彝族的史料，只是给文学创作提供了线索，一个“想象的起飞姿势”。因此，《大地中心的人》也可看作一个关于人本身的寓言。如她所言：“我创造出的所有角色都在接近我自身——他们的灵魂与我的并不相异，同样地复杂，犹豫，矛盾重重；和我一样，局限性镌刻在几乎每个人物的身上，其绝望和希望都如此。”

南都专访青年童末

南都：2017年，你为了了解凉山彝族曾在大凉山走访一个月，能否讲讲当时的见闻？这次走访获取的素材有哪些后来被你写入《大地中心的人》当中？

童末：2017年第一次去凉山之前，我读到译成汉语的《指路经》，那是彝族葬礼上毕摩（主持仪式的男性祭师）会念的经文。我对《指路经》和彝族的生死观产生了好奇，于是希望去凉山看一看。念诵《指路经》，是为了送死者的灵魂归至祖地孜孜普乌，它一程接一程地念出亡灵所走过的“大地”上的标记与路线，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张双重的地图，一方面它是对彝族集体记忆中的迁徙路线和山地古老形貌的记录和激活；另一方面，它呈现出一种亡灵视角，它是灵魂所在的世界的地形图。

但激发我创作的，不是独属彝族的特异的世界观，也不是去想象一个神秘的、超自然的时空。我感兴趣的，是西南腹地在近现代进程中的处境和命运，它以尖锐沉重却又一贯沉默的方式，映照出我们每个人（无论汉彝）活在其中的当下世界的面目，和危机四伏的、撕裂的、始终不被直接面对和承认的那部分的真实。它还没被自我闭环的现代性叙述和光洁整饬的世俗生活掩盖，而它的存在和面貌，比“文学”更宽阔。

还需稍作澄清的是，我在凉山的行走，对它的所感所知，不是我的“素材”。或者说，我没有把它仅仅当作“对象”。我觉得，不存在单一的、单调的、可供人组装的现实要素，对应着作品中的某人、某物、某事件，也不存在我可以安逸自洽地进入，写完小说后又可以全身而退的对象化了的所谓“素材”。小说的挑战，也是虚构通达真实的方式，也许就在于，一切将通过写作铭写于作者内部，成为血肉一般的存在，写作者在一个作品之后，也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因此，与其说我在2017年的行走中抓取了确定的要素和答案，不如说，我寻得的是山地对我的一声提问，仿佛从历史的无意识深坑中发出的一句模模糊糊的问询。它半人半鬼，嘶哑含混，甚至似乎不是语言。通过写这本书，我分辨着这一提问。

南都：在写作《大地中心的人》之前，你还广泛阅读了关于大凉山彝族的汉语文献史料。作为一个汉族的写作者，在你看来，大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吸引你或者最让你感到震撼的是什么？

童末：谢谢你注意到我后记中提及这方面的阅读和研究。这算写作的基本功吧，但和你第一个问题一样，这和创作之间不存在某种等式。

现实中的凉山和彝族文化，作为激发小说想象的来源，只是其一，它不比其它来源更重要。

此外，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多多少少会让我承担一种固定角色：成为民族文化信息的提供者，满足人们对凉山彝族的好奇。而我不想进入这样一个角色。我更不愿将“另一种”人群和文化，固定在一个被打量、欣赏、轻视或歌颂等等的位置。我与凉山不是这样的关系，也不存在一个身份或位置，给我这种自由，可以去拣选某种文化中的哪些部分更吸引我，然后将其传递、甚至“转售”给自己所在文化中的受众。这是对创作的预先截肢。

南都：《大地中心的人》里涉及了哪些古老的凉山彝族的传说？这些传说如何启发了你的想象力，帮助你构筑一个飞地般的命运实验场？

童末：除了前面提到的《指路经》，还有《勒俄特依》中有关世界诞生的叙述，和讲述“鬼”的起源的孜孜尼乍（鬼母）的传说。化用这些古老的口头或文字记录时，我试图避免仅仅用它们来为小说增添神秘或浪漫色彩，我更想做的是，在当下语境中对它们进行解构和重新激活，让它们在人物，以及读者的心头活起来。因为我实际在写的是当下的、活的经验。

在我的理解中，神话和传说是具有开放性的公共文本，为全人类共享，彝族的神话和传说也不例外。例如，关于孜孜尼乍的传说，第一次知道相关的经文和故事时，我立即联想到古希腊的安提戈涅的故事。安提戈涅继承了父亲俄狄浦斯颠覆血缘制的“罪过”，也违抗了雅典的安葬规则。和安提戈涅一样，孜孜尼乍也是一个搅局者和颠覆者，被父权制放逐到生者世界的最边缘，成为“不可活者”。这在近代世界已越来越是一种普遍经验，也证明了神话或传说的开放性：它们不但跨越文化，彼此遥相呼应，也仍可以帮助理解我们当下的生存境况。

构思小说中的人物时，我也从孜孜尼乍的命运，想到前人作品中的一系列类似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她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带有这类源头性文本打开的创造性空间，比如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托妮·莫里森的《宠儿》。

所以可以说，我借鉴了孜孜尼乍的经文，也同等借鉴了古希腊的故事，以及出现在我生活和阅读中的其她的女性角色。它们向我敞开，我的创作也向它们敞开，或许从将来的某个点回望，这些文本之间都在互相编织和关联。我不能说一切来自我的独创，但所有独创性的东西，我想，的确是这样来的，它是开放的。

还想多说几句我对孜孜尼乍这个传说的重新构思。在小说的想象中，孜孜尼乍与所有人物都相遇了，但祂是多变的，无法被完全控制和理解。祂最后留在人的记忆中的，是一阵闪动的灰影，一声怒吼的回音。小说中，不同人物对祂的传说和存在，有不同的理解，据此产生不同的行动。这些理解与行动是彼此不一致的，甚至敌对的。这里面会产生一些最有意思的问题：“鬼母”的存在，到底是真实还是幻想？历史中被遗忘、压抑的事物会如何复活，如何转化为一种“希望”？人是否可以凭借信念得自由？而朝向“希望”的行动为何无法持存？我们是否还会继续相信它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或许不仅仅是小说中诸人物的命运，也是我、我们自己的。

南都：为什么在小说开篇设计一个彝地俘虏铁哈（汉人冯世海）这么一个角色？他是凉山的一个外来者，一个拒绝被彝人同化的存在。铁哈在小说的叙事中发挥着什么作用？

童末：铁哈是一个俘虏，一个逃亡者，在两种“敌对”文化的夹缝中，他哪一方都不属于，逃亡途中两次面临濒死时刻。他是一个站在可以活的世界的边缘的人物，他的破碎就是世界的破碎，他的厄运同样也是世界的厄运——这是我很想写的主题。而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种命运之可能，恰恰也是由于他“跌落”至世界裂开时的裂缝之中。

此外，我借鉴了漫游小说的主角设计，让铁哈在山地行走，通过他旁观者的视角的移动，可以更方便地进出不同人物的处境和遭遇。

至于你问的如何具体理解人物的每一次的行动，在叙事中的作用——我想，这些最好留给读者去评价。

南都：在小说中，被家支放逐的女头人孜那、无名者“兹莫女儿”相遇与诸多山地女性一起，打开唤醒古老神灵的通道，踏上觉醒之旅。是否可以将《大地中心的人》看作一部女性觉醒的寓言？当代女性依然面临种种困境，应该从哪里去获取突破身上枷锁的力量和勇气？

童末：我当然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读出女性的力量，并受到鼓励。但是否愿意从性别角度去读，就是读者自己决定的了。不过性别也只是这本书涉及的主题之一，它与另一些主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我的构思中，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我确实在这本书中思考了“觉醒”“希望”这样的主题，但它的呈现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只被某个人、某个群体独享。

如今有太多作品在强调女性视角和性别立场，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我更不想对“女性应该从哪里去获取突破枷锁的力量和勇气”自作主张地给出建议。指点他人的人生是一种坏习惯，写作者更不应该这么做。

南都：在这部小说中有许多彝语音译的词汇，比如毕摩、苏尼、查尔瓦、略茨日毕等等，为什么采用这种音译+汉语注释的方法，而不直接使用更加明白晓畅的汉语词汇？

童末：从彝语音译而来、又是一种非标准汉语——标记出这部小说的位置，它在彝汉之间，又或者说，在一个非彝非汉的、闪灭不定的空间。这是这本书唯一的立足之处。

不过，这也不是有意识的设计。当小说创造出的那整个世界浮现时，这道声音也一同出现了。

南都：《大地中心的人》是你的首部长篇小说，在写作过程中遭遇了哪些挑战？又有哪些收获？

童末：长篇小说给我一种自由度更大、更复杂的创造的可能，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一点。此外，长篇小说欢迎更多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允许放弃一种人工营造出的精确和完美。

但此刻对我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似乎已经忘记了学会的这一切，仿佛又一次从一无所知开始了写作。

南都：你在后记里提到，你是在怀孕及成为母亲的第一年中完成了小说的最后四章。成为母亲这件事对你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童末：我在后记中对这个问题有过回答——“孕育生命的过程与写作有相似之处，却又绝然不同，希望更多人能理解这一点，这样，也许他们就不会一再重复‘生孩子是女性能做出的最好创造’之类的判词。”

对我个人来说，有了孩子，人生的流逝更可见了，也让我作为写作者的主体意识更清晰了。

南都：请谈谈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童末：在写第二个长篇小说，算是《大地中心的人》的第二部，其中一些线索和主题会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