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荷马的相似性，超过了西方传统中任何作家

文艺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著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研究俄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斯坦纳运用经典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两位文学巨著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托尔斯泰延续了从荷马以来的史诗风格，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延续了“悲剧世界观”。他概括并比较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学视角，着重分析指出了两位大师的文学观、文学作品在哲学、文化方面的深远意义，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俄罗斯文化的机会。在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中，荷马史诗是一个锚点，斯坦纳对比了托尔斯泰的个人价值观和小说气质与荷马史诗之间深刻的联系与相似性。

本文摘编自《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出版方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美]乔治·斯坦纳 著，严忠志 译，启真馆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作为大自然的一扇窗户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曾经说过，每当阅读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他总会想起荷马史诗。不仅《哥萨克》的读者，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的读者也有这样的体验。根据高尔基的说法，托尔斯泰本人曾经谈及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如果我不故作谦虚，它与《伊利亚特》类似。”在谈到《童年·少年·青年》三部曲时，他也表达了完全相同的观点。此外，在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格和创作生涯的看法中，荷马和荷马式氛围看来起到了非常吸引人的作用。

托尔斯泰像阿伽门农一样，高高地坐在山丘上；大草原上到处都搭着帐篷，点燃了篝火；与希腊人一样，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在4英里的赛道上奔驰，从那位长着络腮胡须的国王手中结果奖品。但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见不到卖弄考古知识的痕迹，见不到刻意重构的痕迹。

荷马史诗的元素融合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之中，植根于他的创作天才之内。如果阅读托尔斯泰针对莎士比亚的攻击，读者就会发现，他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的亲密关系是明显而直接的。托尔斯泰把荷马视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两人之间相隔的漫长岁月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托尔斯泰对自己早年生活的回忆中，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具有特别的荷马特征呢？依我所见，这就是环境和他回忆之中的那种生活。我们以《童年》之中的“狩猎”为例，这里对俄罗斯田野的描写与荷马史诗对古希腊阿尔戈斯平原的描写相映成趣。

托尔斯泰用回忆构筑的世界与荷马笔下的世界一样，充满了感性的能量。触觉、视觉和味觉丰富多彩，具有强度，出现在每一个时刻中。

在走廊里，俄国式茶炊咕嘟咕嘟地沸腾起来，车夫米特卡脸色泛红，正在往里吹气。室外雾气霭霭，湿漉漉的，蒸汽仿佛从没有气味的粪堆里冒出来；阳光带着欢快的光束，照耀着东边的天空，洒在院子四周宽大茅屋挂着晶莹露珠的房顶上。我们的马匹拴在院子里的马槽旁， 发出一阵阵咀嚼草料的声音。一只长满粗毛的杂种狗黎明之前在干粪堆上打了一个盹，这时懒懒地伸了伸腿，摇了摇尾巴，开始向院子对面慢慢跑去。一个行动麻利的农妇吱的一声打开门，把睡眼惺忪的母牛赶到街上，那里已经传出牛羊走路和鸣叫的声音……

1892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家人在公园里饮茶。

2700年前，当“玫瑰色黎明”出现在伊萨卡上空时，人们看到的也是这种情景。托尔斯泰认为，如果人类要与大地保持交流，情景就会如此，甚至充满活力的暴风雨也带有世间万物的律动：

闪电的范围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白，在大雨有节奏的声响中，滚滚而过的雷声这时变得不那么令人害怕了……

……一片夹杂着榛树和野生樱桃的山杨林，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那里，仿佛非常高兴，接着慢吞吞地抖动洗得干干净净的树枝，让亮晶晶的水珠落在去年生长的叶子上。头上长着羽毛的云雀鸣叫着，在空中盘旋，突然轻盈地落下……暴雨过后，春天的树林散发出迷人的气味，有白桦的，紫罗兰的，腐叶的，蘑菇的，还有野樱桃的，令我沉醉……

席勒在《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 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Dichtung）中写道，诗人要么“是自然的”，要么想要“寻求自然”。就此而言，托尔斯泰是自然的；语言处于他与大自然之间，不是作为镜子或者放大镜，而是作为一扇窗户，所有的光线由此进入，被聚集起来，并被赋予永恒的特征。

我们不可能将荷马与托尔斯泰两人之间观点的相似之处，集中在单一的表述或者演示之中。相关之点很多：古老的牧歌式场景、战争和农事诗歌、五官感觉和肢体动作的重要性、四季循环构成的融合一切的清晰背景。除此之外，两人都意识到，能量和活力本身是神圣的；两人都接受生物链条的观点——该链条囊括地上和太空中的一切，人在其中仅仅占据自己分摊的位置。在最深刻的层面上，两人都拥有一种具有本质性的理智，一种追求柯勒律治所称的“高尚生活道路”的决心，而不是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天才心目中的那种精神变态的黑暗状态。

全知、客观的叙述者

在荷马史诗和托尔斯泰小说中，作者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带有悖论特征。在对《艺术和诗歌中的创作直觉》（ Creative Intuition in Art and Poetry）所作的研究中，马里顿就此提供了一个托马斯·阿奎那式类比。他谈到“上帝的超验永恒与自由生灵之间的关系——后者能够自由行动，但是又被其目的所确定”。创造者是全知的，无处不在的，然而他同时又是超脱的，不偏不倚的，而且在看法上完全是客观的。

在荷马史诗中，宙斯稳居山上，主宰战争，掌握着命运之秤，但是并不插手干预。也许不如说，他干预的目的完全在于恢复平衡，保证人类生活的可变性，以便让人与超自然的帮助抗衡，与过多的英雄主义抗衡。与神灵享有的超脱地位类似，在荷马和托尔斯泰具有的明确见解中，存在着残酷和怜悯的一面。

他们目光超然、热情、坚定，穿过古希腊雕像头盔上的眼槽，注视着我们读者。他们的见解非常严肃。席勒曾经对荷马的冷静大加赞赏，认为荷马能够以波澜不惊的口吻，传达最悲痛、最恐惧的情感。

席勒认为，这种品质——这种质朴（ naiveté）——属于过去的时代，是无法在致力于精细分析的近代文学中捕捉到的。从这种品质中，荷马达到了他笔下最强烈的效果。例如，《伊利亚特》第二十二卷描写阿喀琉斯杀死鲁卡昂的场景，叙事从容镇定，几乎显得没有人道；但是，恐惧以不加掩饰的方式表达出来，深深打动读者。

另外，荷马从不为了情绪的需要而牺牲视野的稳定性。普里阿摩斯和阿喀琉斯相见，表达了各自的悲痛。但是，他们接着想起了酒和肉。我们看到，阿喀琉斯说到了因丧子而悲伤度日的妇女尼俄伯：“等她大哭一场之后，她会记住吃饭。”荷马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现了对事实的忠实，并拒绝了外在的感动，这种做法传达了他灵魂深处的痛苦。

就这一点而言，托尔斯泰与荷马非常相似，超过了西方传统中的其他任何作家。正如罗曼·罗兰在1887年的一篇日记中写到的：“在托尔斯泰的艺术中，一个具体的场景不是从两个视角观察的，而是从一个视角观察的，他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而不是别的什么手法。”

托尔斯泰在耕地（1887）。

在《童年》中，托尔斯泰这样讲到母亲临终的情形，“我当时悲痛欲绝，但是无意识地注意到每个细节”，其中包括这一事实：那名护士长得“非常好看，充满青春活力，相当英俊”。母亲逝世后，故事中的男孩明白自己不会愉快，然而心里却闪过“一种欣喜”。那天晚上，他睡得“很熟，很安稳”，人在经历巨大痛苦之后总是这样。次日，他闻到了什么东西分解之后发出的气味：

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那种令人窒息的强烈气味是什么，它与香火的气味混在一起，在整个房间中弥散。我想到，这张面孔几天之前还那么美丽，那么温柔，这张面孔曾经是我在这个世上的最爱，可是现在却使人产生恐惧。这一想法第一次向我揭示了这一痛苦事实，让我的灵魂充满绝望。

“让眼睛一直看着光明，”托尔斯泰说，“这就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但是，荷马和托尔斯泰的态度非常坚定，它包含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屈从。它包含着欢乐，这样的欢乐也在叶芝的《宝石》（ Lapis Lazuli）所描写的那些哲人——“灿烂光辉的古人”——的眼睛中燃烧。

这是因为，他们热爱和尊重人所拥有的“特征”，他们乐于见到血肉之躯所过的生活。他们以冷静的方式感知这样的生活，但是以热情的方式将其叙述出来。此外，他们的本能是要弥合精神与行为之间的差距，将人手与利剑联系起来，将舟楫与海水联系起来，将马车的轮辋与地上吟唱的卵石联系起来。

荷马和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将行为视为整体；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能够让没有生气的环境大放异彩。阿喀琉斯即将面临末日的命运，他的战马眼泪汪汪；老橡树上的花朵让博尔孔斯基相信，他的心灵将会重获新生。人与环境之间的呼应甚至扩大到物品和草木：夕阳西下，涅斯托在酒杯中寻找智慧；在列文的庄园里，经过暴风雨洗礼的白桦树叶闪闪发光，仿佛是突然展现在人眼前的珠宝。不论心智与客体之间的屏障，还是形而上学哲人们在现实与感知概念中看到的歧义，这些东西无法给荷马或者托尔斯泰造成任何阻碍。

而且，两位大师对此感到欣喜。西蒙娜·韦伊将《伊利亚特》称为“力量诗歌”，认为这部作品评述了战争包含的悲剧性无用特征，她的观点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伊利亚特》与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 The Trojan Women）相去甚远，后者表现了令人绝望的虚无主义。

在荷马的这部史诗中，战争是勇敢之举，从根本上讲会使人变得崇高。甚至在大屠杀的场面中，生命的力量也高高扬起。在帕特罗克洛斯的坟墓四周，希腊将领们摔跤、赛跑、抛掷标枪，尽情展现自己的力量和生气。阿喀琉斯知道，他自己的命数已定，但是仍旧每夜与“面带笑容的布里塞伊斯”共度良宵。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创造的世界中，战争与死亡带来浩劫，然而不变的是这一核心意义：它们确认，生命本身是美丽的，人们的活动和岁月值得记录下来；没有什么灾难具有终极性，甚至焚毁特洛伊或者莫斯科的大火也无法毁灭一切。这是因为，在烧焦的高塔之外，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之外，碧蓝的海水依然起伏不息；在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被人遗忘之后，丰收的季节——用蒲柏诗歌采用的意象来说——将会再次“给山坡涂上一抹金黄”。

当马尔菲公爵夫人在万般痛苦中诅咒自然时，波索拉的一番话集中表现了这种整体宇宙观：“你看看吧，星星依然闪烁。”寥寥数语，令人不寒而栗，不乏超脱，不乏对这一严酷现实的承认：自然界以冷峻的方式看待人类经受的折磨和苦难。但是，如果读者能够超越它们带来的残酷影响，它们会传达一种保证：生命和星光天长日久，超越人世间的短暂混乱。

传记电影《列夫·托尔斯泰》剧照(1984)

《伊利亚特》体现的荷马和托尔斯泰两人之间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使用的人的形象是被赋予人性的；人是经验的尺度和核心。此外，《伊利亚特》和托尔斯泰小说表现人物的氛围具有深刻的人性特征，有时候甚至堪称具有世俗化特征。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之上的王国，是此时此地的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悖论；在特洛伊平原上，人间事务与神灵事务不断地混在一起。但是，神灵降临人间，以不加掩饰的方式带着人世的激情涉足人间的恩怨情仇，这赋予作品具有讽刺意味的弦外之音。在《罗拉》（ Rolla）的开头几行中，缪塞叙述了古希腊的情况，展示了这种带有悖论意味的态度。准确地说，四千神灵在人们的争吵中交恶，与血肉之躯的妇女调情，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让人间最自由的行为准则蒙羞。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宣扬无神论的必要。

无神论的出现是与可以信赖的活生生的上帝的观点对峙的，而不是作为对在一定程度上滑稽说笑的神话的回应。在《伊利亚特》中，诸神都具有典型的人类特征。神灵就是经过放大的人，而且常常是以讽刺方式加以放大的。他们受伤时吼叫的声音比人还响亮，坠入爱河时欲望横流，面对刀枪时逃跑的速度超过世上的任何战车。

但是，从道德和思想角度看，《伊利亚特》刻画的神灵很像巨大的野蛮人，很像具有超常力量的儿童。在特洛伊战争中，男女神灵的行为提升凡人的形象，其原因在于，在势均力敌时，凡人英雄表现超常，在寡不敌众——正如赫克托耳或者阿喀琉斯这样的角色所显示的——时，神灵们就会大开杀戒。在用凡人的价值来描述神灵的过程中，“第一位”荷马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是喜剧效果——尽管这样的效果显然增加了诗歌的新颖感和“寓言”品质。更确切地说，荷马强调了具有英雄气概的凡人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尊严。这一点正是他作品的主题。

在《奥德赛》中，万神殿里的诸神所起的作用更加微妙，更加令人敬畏；相比之下，《埃涅阿斯记》（Aeneid）这部史诗充满对宗教价值和宗教行为的向往。但是，《伊利亚特》一方面接受超自然的神话，另一方面以讽刺方式对待这一神话，让作品的材料显示出人的特征。信仰真正的核心不在奥林匹斯山上，而是在对命运（Moira）的认识中——这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命运，通过看似盲目的毁灭维持着正义和平衡的终极原则。

阿伽门农和赫克托耳笃信宗教，这些理念包括：接受命运，相信某些友好行为的冲动是神圣的；尊重祭拜神灵的时刻或者神圣的场所；以模糊但有效的方式意识到，在运动的星星或者持续的风暴中，存在着魔鬼的力量。除此之外， 现实在人的世界和人的五官感觉中时刻存在。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表达《伊利亚特》具有的非超验性和终极物质性。没有哪一首诗歌像《伊利亚特》这样，向这一信念提出挑战：“我们是形成梦境的材料。”

正是在这一点上，《伊利亚特》对托尔斯泰的艺术产生了影响。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表现了内在的现实主义，表现了一个植根于人的五官感觉真实性的世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世界中没有上帝。这种缺失不仅可以与托尔斯泰小说的宗教目的保持一致，而且它是托尔斯泰信奉的基督教包含的一种隐秘的自明之理。在《伊利亚特》和托尔斯泰使用的文学技巧背后，存在着对人类角色的核心性的类似信念，存在着对自然界中经久不衰之美的类似信念。

就《战争与和平》而言，这种相似性甚至显得更加明确；《伊利亚特》援引命运的法则，托尔斯泰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在这两部作品中，战斗的混乱个体性代表了人类生命更广泛的随机性。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在真正意义上是一部英雄史诗，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与《伊利亚特》类似，既描写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又描写了战争的辉煌和令人欢快的猛烈行为。

托尔斯泰小说表现的和平主义根本无法抵消年轻的罗斯托夫冲向法军掉队士兵时体验到的那份狂喜。最后，我想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战争与和平》讲述的是两个民族——或者不如说，两个世界——殊死搏斗的故事。这一点本身已经让许多读者，也让托尔斯泰本人将这部作品与《伊利亚特》进行比较。

但无论是讨论军事主题的展现，还是讨论民族命运的刻画，我们都不应忽视这一事实：这部小说传达的哲学理念是反英雄主义的。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有时着重渲染的一个观点是，战争是血腥的大屠杀，是身居高位的人好大喜功心态和愚蠢之举造成的结果。有时候，托尔斯泰关注的仅仅是如何去发现“真实情况”，以便揭露官方史家和神话编造者杜撰的所谓真实。无论潜在的和平主义还是对历史证据的这种关注都无法与荷马所持的态度相提并论。

当作品中的哲学理念非常淡化时，当——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来说——狐狸并不忙于成为刺猬时，《战争与和平》才真正与《伊利亚特》具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托尔斯泰与荷马之间的最明显的相似性表现在篇幅较短的作品中，例如，《哥萨克》和《高加索故事》，也表现在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速写中，以及在《伊凡· 伊里奇之死》的令人恐惧的节制手法中。

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创作《伊利亚特》的诗人与这位俄罗斯小说家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在性情和感悟方面；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毫无疑问（或者说，尽管仅仅在很少的例子中）模仿了荷马。更确切而言，当托尔斯泰在不惑之年求助于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原著时，他肯定觉得非常得心应手。

原文作者/ [美] 乔治·斯坦纳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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