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厚简易吕余庆

吕余庆，生于公元927年，卒于公元976年，为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官员，幽州安次（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本名原为吕胤，为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故易以其字余庆为名。《宋史》对吕余庆如此评价：“余庆重厚简易。”重厚是品德，重如山岳，厚如大地。负载万物，默默无言，利益天下，功高不居，既重且厚，恰如其分。简易是施政，简为简单，亦是简便；易为容易，也为易行。老子曰：“大道至简。”可见简的境界之高。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云：“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说的就是烦琐苛刻的条条框框，百姓不易掌握，也不堪其扰。反之，用明白晓畅简便易行的治理方式，万民不仅容易接受，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显然，能够化繁为简才是大本事。“重厚简易”，寥寥笔墨，即将一幅厚德可载万物，才干罕有其匹的肖像惟妙惟肖又清晰传神地勾勒出来。

忠诚稳健

在北宋初年人才济济的文臣武将之中，吕余庆并不算特别耀眼的那颗星，他的弟弟吕端却可与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并名，“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余庆固然不如其弟成就大，名头响，但是他却是吕氏家族枝繁叶茂的重要奠基人。在他之前，其祖父吕兖，五代时期官至横海军节度判官。父亲吕琦，也为五代时期大臣，先后在后唐、后晋担任诸多要职，史称“俊美丰仪，颇有气度”“仁厚宽容”。在这样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吕余庆耳濡目染，汲收了足够的精神营养。他不急不躁，步步为营，以自己的聪慧和坚韧，深耕细作，厚积薄发，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特殊历史时期，牢牢站稳脚跟，并不断成长。从后晋开始，吕余庆因为父荫顺利步入仕途。他的第一个职位名为“千牛备身”，职责就是陪侍皇帝左右，保护皇帝的安全。虽然起点不是很高，但是十分关键，必须是忠诚可靠、素质过硬的青年才俊才能被授予此任。吕余庆心无旁骛，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从无纰漏。由于出色的表现，吕余庆漂亮地交出了仕途的第一份答卷，不久即被提拔为开封府参军。这本来是一个行伍中的军职，类似于行军参谋，但到了宋代，其职能和权限有所变化，是在开封府任较为基层的行政官员，但是从此正式进入了北宋官员的行列。《荀子》曰：“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淮南子》中亦言：“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都是在说明一个至理，那就是树木的根扎得越深，这棵树就越牢固；城墙的墙基砌得越好，这堵墙就越坚固。一句话，人生的大厦能筑多高，关键在于他的基础有多牢。吕余庆根基深厚，起步扎实，自然能经得住时局的变幻与人事更迭的考验，他的稳健、韧性、勤勉、果毅以及只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别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所以不久，他又被提拔重用，担任管理民户、杂役、祠祀、农桑的户曹掾。后晋少帝的胞弟兼任忠武军节度时，对他非常赏识，将他弄到自己身边，请他为幕僚，将“推勾狱讼”，负责刑事与判决的推官之职给他。此后，无论时局怎样演变，吕余庆都以不俗的表现挺立在潮头之上。

当时还是地方节度使的赵匡胤就一眼看中他这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好苗子，不只向周世宗柴荣鼎力举荐，还干脆将他一直带在身边做亲信幕僚。宋朝建立伊始，内忧外患，百废待兴，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一大堆，急需得力干将排忧解难。于是，太祖赵匡胤便迅即将远在亳州任观察判官的吕余庆召回朝廷，官封给事中，不久，又将首府衙门开封府尹一职给他，意在让他的沉稳和机略稳住政权的大本营。

事实证明，吕余庆不负所托，也不负众望，在内部叛乱此起彼伏，外部敌国蠢蠢欲动、风高浪急、险象环生的恶劣局面下，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未尝一日得安，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任务，将首都汴梁建成了风雨不透的稳固的大后方。

公元960年，驻守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的悍将李筠打出后周的旗号，勾结北汉政权公开反叛，逮捕北宋朝廷的监军周光逊，派遣军队袭击泽州，杀掉刺史张福，占领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朝野震动。为鼓舞士气，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在泽州城以南打败李筠的三万主力部队，迫使其自焚而死，晋南叛乱遂平。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进在扬州举兵反叛，赵匡胤再一次亲率大军征讨。至十一月，宋军攻破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举家自焚而死，叛乱平定。在这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的大半年里，吕余庆使出浑身解数，上下筹谋，多方运作，令京城民心安定、秩序井然，各项军需物资和粮草给养源源不断运往前方，有力保障了前线平叛的胜利。

施政简易

经过数年的东征西讨，励精图治，新生的北宋政权逐渐稳固下来。公元965年，北宋终于腾出手来，一举将偏安于大西南的后蜀政权化为历史，并且将亡国之君孟昶押到宋庭。先贤早就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依靠武力征服不难，难的是各得其所长治久安，因为孟昶这个末代皇帝虽然腐败不堪，但是在此经营多年，思念故主的吏民大有人在，一旦天下有变，死灰复燃，遍地烽火恐怕是分分钟的事。因此，迅速施行对蜀地的有效治理，安定社会秩序，就成为摆在宋朝君臣面前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首先想到的就是忠贞不二、稳健厚重、果决干练、足智多谋的吕余庆。

吕余庆到达成都后，迅速进入角色，他深深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异常艰难和险恶的环境，稍有不慎，就可能酿出大变。朝廷安排的架构是这样的，吕余庆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主要负责民政管理。还有一支与他并行的人马，这就是朝廷驻军，负责此地的防务，由王全斌负责，手下还有王仁赡、崔彦进等将领。文武各管一摊，互不节制，这就需要吕余庆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同时还要协调好与王全斌等将领的关系，以争得他们的配合与支持。可是实际情况比他预想的要糟糕得多。王全斌等一众将领，不仅不能有效节制手下军兵，反而恃功不法，胡作非为，竟然擅自打开后蜀府库，把本该上缴国库的财富肆无忌惮地装进自己的腰包，还纵容属下扰乱市场，强抢民女，“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宋史》）。本来是维护稳定的支柱，可是却比土匪的破坏性还大，他们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蜀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域内人心浮动，家家惶恐不安，暴力反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吕余庆的施政可想而知会受到多少掣肘，审时度势在前，深谋远虑在后，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

以菩萨心肠，惠民安民。一是安抚蜀地官吏和黎民百姓，规定凡是愿意随孟昶入京的，朝廷给他们留出官位，并建好房屋。二是减少税役。自公元965年始，连续四年蜀地夏租减半；废除后蜀时期各种烦苛的税赋和杂役。三是降低盐价；四是对于战乱中的盗贼则允许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自首。

以霹雳手段，猛药治疴。对属下官吏借巡查之机寻衅滋事，勒索财物，扰民害民的一经发现，则严惩不贷。对驻守宋军擅出军营，危害治安的行为绝不姑息。一天，某军校趁酒醉之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持刀抢劫商人财物，此举不只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秩序，也是对北宋新任知府不遗余力治理蜀地的蔑视和挑战。接到举报后，吕余庆毫不犹豫地立即命令将其逮捕到府衙，当众斩杀。这些平时无法无天，连杀人越货都不当回事的军校们，顿时受到极大的震慑，再也不敢将法律随随便便踩在脚下了。“吕余庆立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用安堵”（《宋史》）。从此，魑魅胆碎，收手敛迹。百姓安心，五业复兴。

在成都知府任上的三年中，他施政宽简，劝课农桑，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逐步使满目疮痍的蜀地呈现出一派祥和的烟火气，他的辛勤付出和卓越的治理才干，令蜀地吏民心悦诚服，不牧而化，朝野上下，也无不赞叹有加。吕余庆的有效治蜀为一众后继者所效仿，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吕端。

公元975年，宋朝深陷江南战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陷入被动，朝廷决定派使臣稳住北方的契丹，可是却无人愿意出使，因为皆知契丹乃虎狼之邦，杀害使臣之事屡屡发生。就在这种僵持中，吕余庆举贤不避亲，以国家大义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吕端。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吕端不过是个酒囊饭袋，干不了什么事。太祖因为无人可派，只好派他去。吕端便在一片质疑声中出使契丹，凭着满腹经纶，处变不惊，折服契丹君臣，最终不辱使命，令满朝文武刮目相看。不久，吕端升任知成都府，他的施政风格极似其兄，俨然是吕余庆的二进宫，深得蜀地吏民之心。

胸怀大度

吕余庆外表疏阔平和，水波不兴，但内里则是胸有丘壑，智略过人，因此，年纪轻轻就已是个颇具实力、极具声名的幕僚了，就连当时的周世宗柴荣对他都有深刻印象，任他为掌书记。北宋建立之后，原后周宰相范质为太祖赵匡胤推荐宰相人选时，就只推荐了吕、赵二人，说他们富有才干，精通治道，是最为可靠也是最佳的宰相人选。

可见，吕余庆的资历、才干和影响，在北宋人才济济的队伍中，是豪杰中的豪杰，精英中的精英，在运筹帷幄，辅佐他“黄袍加身”建不世之功的过程中肯定也是心腹中的心腹。《宋史》记曰：“余庆为元僚”，一个“元”字，将其在宋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尽显无遗。可是，在朝堂之上，御阶之下，论功行赏的时候，仅有的几名文臣却似乎单单遗忘了吕余庆，就如同亡命二十载，终于苦尽甘来，得偿所愿的晋文公独独忘了舍身割肉，有救命大恩的介之推一样。赵普被任命为开国宰相，李处耘也被提拔重用，可是吕余庆却淡定得很，也宁静得很。他宠辱不惊，任花开花落，随云卷云舒，仿佛全然与己无关，“恬不为意”。

赵普由于长期居于相位，难免专擅朝政，多有大臣诋毁，随着流言日盛，太祖渐失耐心与信任，采取措施稀释和分割其宰辅的权力。要命的是又接连爆出对他不利的消息，一是非法收受吴越王钱俶的贿金；二是违法建造自己的官邸；三是庇护部下贪赃枉法。一经查实，怒不可遏的宋太祖，立即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贬出京城。罢相后的赵普，顷刻间坠入人生的谷底，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比比皆是。唯有吕余庆一人始终没有参与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游戏，反而逆势而为，挺身而出凭良心为赵普说句公道话，让太祖心中的恨意化解不少，“帝意稍解”。

李处耘情况也差不多，高位久了，难免有些忘乎所以，纰漏渐多，树敌自然也多，再加上后来在领兵平定荆湖时，残忍杀戮，恶名远播，同时与主帅慕容延钊势成水火，终于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太祖的信任，贬其为淄州刺史。后来吕余庆从江陵知府任上被“召还”时，宋太祖隐晦曲折地说起李处耘的情况，实际上想听听他的意见。吕余庆秉持公允，实事求是地为李处耘做了一番解释，皇上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也符合实情，是个不偏不倚、胸怀大度、忠直无私、德行高尚的宽厚长者，于是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从来没有一点私心的他，被他的大德高古的风范抬入权力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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