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明星、经纪的权力之争：正主非主，消费者也不是上帝

与“影视寒冬”相伴相生的是娱乐圈的“多事之秋”。9月4日，带有“蓝V”标识的“杨幂官方粉丝团”通过微博帐号发布消息，号召杨幂粉丝抵制杨幂参演所在公司嘉行传媒的“自制剧”，并出现了杨幂粉丝在杨幂线下商业活动现场手举标语的场景。9月6日，同样带有“蓝V”标识的“杨幂中文网”也通过微博帐号重申“杨幂官方粉丝团”的诉求，抵制杨幂出演公司项目，要求公司安排杨幂接“外戏”。

9月4日杨幂官方粉丝团微博。

2018年9月6日“微博超话”的开通标志着新浪微博开始了服务对象调整，微博开始转向粉丝服务平台，播报明星和粉丝的动态成为维持和增加平台活跃量的主要途径，粉丝对于微博变得重要，微博也成为粉丝活动的最主要场地。杨幂粉丝线上线下联动式抵制活动很快成为娱乐新闻的焦点，一时间引发了广泛关注，“粉丝”再一次被舆论扣上“乌合之众”的帽子，成为舆论批评的主要对象。然而抵制活动引发的社会热议并未推动嘉行传媒与粉丝群体展开正面对话，杨幂粉丝的诉求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回应。

杨幂粉丝并不是内地娱乐圈第一个以偶像名义对抗偶像所在公司的群体，类似的、声势浩大的群体抗议活动可以追溯到“大IP”时代来临之前——彼时国内影视娱乐行业还是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各种力量野蛮生长。无论在IP热潮中还是在影视寒冬里，粉丝从始至终都在社会舆论中扮演着非理性的、无知的配角，力量强大、能量无限，容易煽动又不可控，时而被视为是偶像与公司角力的工具，时而被视为拖偶像后腿的猪队友。粉丝群体集体无意识地重塑了国内娱乐文化的表层生态，对于真正决定娱乐文化本质样貌的那一小撮人而言，粉丝就像蛊毒，好用，但又十分危险。

爱的供养

杨幂粉丝与嘉行传媒之间的对抗一时间难定胜负的原因在于，杨幂粉丝所抵制的恰恰是嘉行传媒自诩的核心竞争优势。

9月4日“杨幂官方粉丝团”对为什么要抵制杨幂参演嘉行传媒预备拍摄的《许你暖暖的晨光》展开论述，认为嘉行作品水平差、限制了杨幂的戏路，核心诉求则是反对用杨幂给同公司演员“抬咖”，即让参演作品为演员加分，而不是消耗演员为作品打气。9月6日“杨幂中文网”重申诉求时，反对杨幂给他人“抬咖”的意思表示更加清晰明确。简而言之，粉丝只想让偶像独自美丽。

9月6日杨幂中文网微博重申粉丝诉求。

参演杨幂主演电视剧的同公司艺人被粉丝称为“嘉行大礼包”，最大的“礼包”恐怕要数2017年热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内含嘉行艺人九名，其中就包括后来依靠《漂亮的李慧珍》夺得金鹰奖视后的迪丽热巴、因为韩国知名艺人金希澈的喜爱而被送上韩网热搜的祝绪丹，等等。嘉行传媒2017年年度报告公布之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谈判官》两部电视剧已经完成了拍摄和发行工作，这两部被杨幂粉丝控诉为拉低杨幂业界口碑的剧集让嘉行赚得盆满钵满。年报显示嘉行传媒2017年公司当年营业收入4.78亿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1.45亿元，艺人经纪增长7290万，影视发行收入增长8050万，全年税后净利润同比增长49.83%。艺人经纪和影视发行构成了嘉行传媒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上市之后，各年度年报中都不难发现所谓“独有的阶梯式艺人培养方式”的一席之地，这种“独有方式”呈现给观众的样态就是“红人”带“新人”。这种模式建立在消费“红人”人气的基础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明星红不红本就难以预测，对于公司，能够推出更多市场认可的新人，更容易分担风险，增加收入，对于像杨幂一样早早成为公司股东的杨幂而言，能让别人为自己赚钱岂不美哉？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制播期正是中国影视行业“大IP”概念最盛行的时期，影视行业发展迅速，几乎所有人都试图从这个领域分一杯羹，狼多肉也多，竞争激烈，但没有肉吃也能有汤喝。去年年底进入影视寒冬之后，资源的减少加剧了同类型演员之间的竞争，新人红起来就要和“红人”抢饭碗，在这个热衷于撕番位、撕名头、撕数据的娱乐环境中，从既有的位置上跌下来比一直糊的状态更容易成为他人嘲讽的对象。粉丝追的是“星”，不是老板，明星收入丰薄，除了登上财富排行榜榜单，否则并不会被饭圈列为明星“实绩”。

另外，杨幂粉丝抵制的嘉行“自制剧”是一个伪命题。传媒领域所谓“自制剧”原指电视台在制播分离的模式下自行制作、拥有版权且可向第三方授权的电视剧，随着网络视频平台的兴起，“自制剧”的内涵也扩展到互联网领域，指从策划、创作、发行、播出一体的网络剧。换言之，影视制作领域内关于“自制剧”的关键在于制作方本身拥有播出平台，而嘉行传媒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对于播出平台而言，嘉行班底制作的电视剧属于“版权剧”，在影视行业整体疲软的当下，国内各大播出平台为了节约成本催生了大批真正意义上的“自制剧”，像嘉行这样在制播分离模式下一度辉煌的影视公司，即便自诩拥有发行方面的优势，也要面临来自播出平台自制剧的竞争。

粉丝拒绝附带“大礼包”的“自制剧”，相当于要求嘉行传媒放弃两大优势，嘉行不会轻易向粉丝妥协。嘉行传媒第一大股东为西藏嘉行四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38.37%，杨幂持有西藏嘉行18.75%的股份，换算一下，杨幂简介持有嘉行传媒7%的股份。在“大礼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完结后，嘉行传媒市值达到顶峰，市场估值高达五十亿，仅过去半年这一数字便缩水五亿元，2018年5月，嘉行传媒终止新三板挂牌，11月时市值再缩水五亿元。随着杨幂离婚等消息放出，影视寒冬真正到来，嘉行腹背受敌，一方面要面对创收能力减弱的问题，另一方民也要接受去泡沫化的考验。而无论兴衰，嘉行最粗壮的摇钱树仍然是杨幂，嘉行放弃杨幂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对杨幂而言又何尝不是。接“外剧”的竞争压力远高于嘉行自产剧目，在这个僧多粥少的时代，要一个人放弃到手的满锅满碗去和人争食，实在太难。

粉丝的诉求或许并不是经过分析公司股权结构、研读年度报告得出来的，只凭满腔热情与炽烈的爱意脱口而出，并试图依靠声浪震碎杨幂职业前途所有可能的阻碍。然而粉丝的理直气壮绝不空凭一腔爱意，也有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数据。经历过“IP时代”的国产影视环境中，粉丝并不直接决定作品的质量，却要负责为作品的埋单，创作者启用拥有众多粉丝的明星出演，有时不过是为腌臜包裹一层糖衣，粉丝许多时候只能闭着眼睛吃，不肯吃，作品的失败就要归咎于糖衣不够美丽。“IP时代”就是一个消费粉丝的时代，这个时代名义上为粉丝赋权，实际上却削弱了粉丝的权力，粉丝的声量被放大，但经历了IP时代的粉丝权力已经被架空。

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2014年10月，因出演《古剑奇谭》而人气暴涨的李易峰因粉丝与经纪公司之间的产生纠纷而备受媒体舆论关注，粉丝控诉经纪人董可妍工作失职、败坏艺人的媒体印象等问题，要求李易峰所在的欢瑞世纪予以撤换，公司回应不久，被指控严重失职的经纪人离开欢瑞。事件发生时，正值李易峰拍摄网络剧《盗墓笔记》期间，这部网剧开启了中国“大IP时代”的序幕，李易峰粉丝“手撕”经纪人也成为了粉丝干预娱乐公司活动的标志性事件。2014年十月到2016年六月，李易峰三度更换经纪人，更换的动因皆来自粉丝的抗议。

在赋权理论中，权力被定义成“掌握资源并改善环境的能力”，那么李易峰粉丝要求并实现更换经纪人的行为无疑是粉丝展示并行使权力的体现。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发展为粉丝赋权提供了途径，社交网络为扩大了信息的来源，增强了粉丝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获取信息的数量，从而平衡了由于信息不对等带来的权利差异，同时，社交网络的出现也使得粉丝与偶像之间互动对话成为可能。2009年新浪微博进入互联网世界，为了扩大影响力大量邀请明星入驻，并致力于通过交换信息赋权来打造新的明星，无论是大V还是大粉都是通过赋权形成。随着网络赋权过程的突进，粉丝逐渐在互联网上形成了有组织的权利团体，并开始积极伸张权利。

2014年到2016年是“IP概念”逐渐聚集热能的时段，“大IP”本质上利用的是既有文本凝聚起的海量体验者基础，“大IP时代”表面上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但实质是消费和消耗的过程，“大IP”消耗既有的文本资源，同时也在消费既有的文本体验。“大IP”启用明星出演，成就明星与消费粉丝形成无限循环，成就明星的过程是粉丝赋权的过程，而消费粉丝的过程则是夺权的过程，随着循环的减慢和停止，不再或很少有新的明星产生，赋权的过程减慢、所赋权力减弱，夺权的速度逐渐超过赋权的速度。夺权的最终结果是“无权”，无权状态首先表现为权力的缺失，即个体和群体不再享有平等的权利，其次表现为情感上的缺失，无力、无助、内部疏离、容易失控，最初作为赋权途径的信息平台从双向的信息交流平台转向单向的信息传递平台，话语从多元逐渐趋于一元话，粉丝群体的声音变得单一，权力被架空，只剩下大嗓门喊话，音量与实际效力不再成正比。

2018年年初，IP狂潮走到强弩之末，章子怡被曝出参演“长篇古装大女主”题材电视剧《帝王业》的消息，章子怡粉丝长篇论述接戏风险。也是从这一时期起，明星因为排斥粉丝对事业规划或个人行为的干预“怼”粉丝，成为在互联网舆论中彰显个人“真性情”的标志性手段，明星“怼”粉丝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明星与粉丝的正常互动、对粉丝需求的呼应，少不留神就会被贴上“媚粉”的标签，粉丝之间发生摩擦但不干预明星之间的关系被称作“不上升正主”。这一系列话语的建立，都表明作为群体的粉丝与作为个体的明星之间不再是相对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从关系，粉丝被置于明星下位。另一项被“IP时代”改变的则是明星的工作方式，传统的影视公司、经纪公司逐渐开始被明星“个人工作室”取代，明星个人意志和公司意志混同。意志混同的同时，也让影视经纪公司的地位凌驾于粉丝群体之上，粉丝权利通过IP消费被架空，消费的粉丝只是名义上的上帝，身披圣洁的名头，实际上只是祭坛上的羔羊。

后“大IP时代”罹患“IP时代”的后遗症，粉丝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客体，成为被观察、审视、批判的主要对象，作品和偶像的存在不过是为粉丝的活跃提供了动机，粉丝成为舞台中心真正的舞者，作品和偶像的失败意味着粉丝将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偶像风评关联的不再是个人品行能力，而是粉丝控评反黑的能力，粉丝的“佛”与“废”比偶像的“佛”与“废”更加可耻，偶像开始靠粉丝的存在和活跃来证明自己。客体与主体之间天然的权利不对等关系，清晰地表明了粉丝群体大面积丧失了一度被赋予的权利，粉丝的抗议和抵制活动从未消失，每一次成功都会被放大并成为粉丝干预创作的负面例证，多数失败的抗议活动无声无息地消失，舆论对于粉丝权利的幻觉进一步加剧，粉丝的实质权利架空过程持续加剧。

粉丝“用尽一生一世”将偶像供养，爱而生忧，忧而生怖，杨幂粉丝以爱为名，希望偶像能通过转型度过艰难的冰河世纪，最后却要被讥讽坏人好事，杞人忧天。若不爱了，脱粉便是，何必要多此一举呢？说到底，还是因为曾经赋权留下的权力残影让粉丝群体留存一丝幻想，试图依靠声量震碎噩梦，以佐证这份爱不是虚妄。遗憾的是，现实并不如歌，不会赐人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身为粉丝，注定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静静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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