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一定都能爆火吗？

文学在人类的心灵史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然而从 20 世纪至今，影视艺术更新了人们的审美体验，并成为这个时代传播力、影响力最大的内容传达方式，与大众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文学与影视之间并非存在不可逾越的壁垒，优质的文学改编影视剧已成为全球的一大趋势。

近日，中信出版邀请了电影导演兼作家万玛才旦，小说家双雪涛，和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资深制作人戴莹，以文学与影视为主题进行了一场对谈，跳岛FM策划人董越担任主持人，媒体人余雅琴担任嘉宾主持。

万玛才旦著有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和《故事只讲了一半》，其中包含了近年来改编成电影的《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的原作。这让诸多以电影的方式认识万玛才旦的人意识到，他还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小说家。

双雪涛是近年文学改编影视领域颇受关注的作家之一，《刺杀小说家》改编同名电影已经于 2020 年上映，引起讨论，另一部作品《平原上的摩西》的改编电影也即将上映。

戴莹建立了爱奇艺的文学版权库，也是“迷雾剧场”总制片人，曾制作出《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等多部文学改编剧集，一度引发现象级的悬疑剧热潮。

文学和影视，都是讲故事的方法。

那么这两种体系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特质差异？创作者们又对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内质有着什么样的认识？

以下是这次对谈的精华内容回顾，搜索“中信出版集团”视频号，在“直播回放”一栏可以观看完整视频。

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的热潮

近年来，国内外都掀起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热潮。

既是导演也是作家的万玛才旦首先谈了他对这一现象的观察，这两年不但经典名著翻拍比较多，比如《悲惨世界》，对网络小说的改编也很多，比如《隐秘的角落》。同时，还有对当代作家的关注，像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的改编。

“在作家群体中或影视圈内，某部作品被买断了（影视）版权，价格是多少，确实是很热门的话题，这是文学与影视关系密切现象的一种体现。”

万玛才旦

但文学改编影视并非近年的新鲜事物，在80年代，有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为电影，比如《本命年》《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等，当时也是备受欢迎的小说，被导演关注到后，很快被改编为电影。

80年代之后，进入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不同体裁呈现的时代。万玛才旦说：“这股改编热潮，中间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中断了，像第六代导演一般都喜欢自己来写剧本，自己完成，是相对是个人的表达。”

从《刺杀小说家》到《平原上的摩西》，小说作品频频影视化的作家双雪涛认为，如今，改编是一个合作式的内容。

“我觉得改编一方面，有省劲的元素。比如你看了一篇小说，觉得这个 idea 非常好，那你可能就不用再费劲自己想一个，只要需要跟作者合作就行了，所以改编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合作式的东西。”

现在电影越来越强调合作，是大家一起在碰撞里完成一件事情。“在电影寻求跟别的艺术体裁的碰撞里，文学肯定是最优先的一个，也是进入的最快的。”

双雪涛

另一方面，电影也逐渐地从个人的表达转向开始寻求有更多的观众，文学的加入可能也会覆盖一些以往电影不太能覆盖的观众。

此外，文学还能提供一种独特的心理深度。双雪涛举了《天才雷普利》的例子：

“作者创造了一种人格，就是‘雷普利人格’，雷普利要占据别人的身份，甚至把别人杀掉，一直不停地撒谎，从小谎到大谎，他具有一种现代人的症候。这种心理深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而它非常具有文学性。

《天才雷普利》被改变成好几个版本，有一个美国好莱坞马特·达蒙的版本，比较娱乐化一点。另一个是法国导演克莱芒的版本，阿兰·德龙出演，这部电影就硬朗一点。两个版本都是在人物的心理深度上去做文章。我觉得文学提供给影视一个小点，就是在人物的深度上经常能够拿出来一个不错的人物。”

马特·达蒙出演的《天才雷普利》版剧照

曾投资制作过多部文学改编剧集的戴莹，也十分认可双雪涛的观点。

成功的文学作品，也一定具备了非常强的市场认知度和广度，在此基础上再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时候，读者和观众已经对里面的人物产生了好奇心和认知，站在这个基础认知层面上做改编，一定是更加省力的。

戴莹投资制作过的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

《心理罪》是从雷米的悬疑小说改编，《盗墓笔记》改编自优秀的盗墓类型题材，近年大热的《隐秘的角落》根据《坏小孩》改编，《沉默的真相》改编自小说《长夜难明》，小说已经给影视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土壤。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改编？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进入电影？什么类型的小说更容易被影视工作者选中？

戴莹以自己的经验，从几点讨论了这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成功的影视作品，还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剧集，都具有创新性。作品所展现的人物视角、人物关系在既有的题材类型里面，它是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戴莹

第二点是这个文学作品或IP 之前有多大的数据基础，是不是已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认知，它所代表的观点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时代共鸣性。

文学作品可以更偏向作者视角，而改编的影视作品则需要二次转换，要扩大作品的影响力，时代的共鸣性就十分重要。

第三点，是IP的可行性如何。有一部文学作品它可能非常好，但它是否真的适合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实要有个问号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技术手段，即便如今全球化的技术手段非常高，但仍旧有些作品在影视转换层面上不如小说精彩。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价值观展现，它是否真的适合被大众化。一些文学作品的价值观展现偏向于个人思维，而作为大众型的剧集这种消费产品，更需要一个普适的价值观。

最后，从商业逻辑上去考虑，还有IP 的延展性。作品是否能在商业回报层面上，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好莱坞的整个影视市场，票房占比大概 40% ，其他回报则来自衍生收入，如此形成了好的内循环。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就能延展出非常多的维度。

那么，是否存在一些文学作品相较于另外一些文学作品，是更难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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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雪涛提出，从文学改编成电影有两种改编，一种是哈利·波特式的改编，例如《权力的游戏》和《指环王》。这些作品如同工业巨兽，从影视到主题公园，是一系列的开发。这种改编是工业化、产品化、资本化的，要为 IP 服务的，把品牌维护得更好，在全世界引起更大的影响，粘合更多的观众。

另一种方式，是李安式的改编。

“比如《卧虎藏龙》其实是一个不可改（的作品），放在别的导演身上，他不会去改编王度庐的这部小说，但是李安在这个相对普通的武侠小说里，发现了他认为比较好的一种关系：一个伪善的中年男人，一个向往自由的女人，和一个永远压抑自己的女人。他觉得这套东西西方能看懂，东方也能看懂。我觉得这是作者性的改编，这部小说可能全世界只触动了他自己，（但这部小说肯定触动了很多人），他自己就可以去改编这个作品。

李安的（作品）很多都是改编，而且这些改编相差之大，中国与外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但他最终是触动了作者内心的东西，这种改编是很难探求出规律的。”

既是电影创作者也是文学创作者的万玛才旦表示，在改编自己的小说时，他基于的是创作者的直觉判断，在改编的过程中不会太思考商业市场。

小说呈现的方式跟电影呈现的方式，在特点上很不一样，万玛才旦认为，改编首先要基于专业的判断。

他理解的专业判断，一方面是对电影的了解，比如专业知识的累积、观片量的累积、对电影特性的认知等等。

《塔洛》剧照

另一方面是对如何改编、如何取舍的思考。

“我自己基本上就是自己改编自己的小说，比如《塔洛》，它只有七八千字，但它的框架已经有了，根据电影的篇幅或者流量做一个扩展或丰富可能就够了。

很多长篇小说，比如《白鹿原》，也可以拍成电影，但要整个还原小说原本的宏大架构，电影是不太可能的。你要从一个长篇小说里面截取一个片段的话，那就要做一些取舍。要么可能是一个情节的取舍，要么可能是一个利益的取舍。哪怕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情节点，我觉得也可以做这样的改编。双雪涛小说的改编可能就有这个情况，就比如说《刺杀小说家》，我看过原著，也拿路阳的电影做过一些比较，他的改动还是挺大的，但是他保留住了一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改编的方法。

哪些文学作品是不可改编的这个问题，就看你怎么改编，就看你进入的角度是什么。”

高级的悬疑是人心的悬疑

在文学改编影视领域，悬疑题材一直都是热门。

戴莹认为，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悬疑作品的广度是非常强的，悬疑向的复合性内容非常多。

“除了全悬疑的类型，还可以有人心的悬疑、结构的悬疑、叙事的悬疑……都足以吸引大众。非常多优秀的作品都不是情节悬疑，它是人心的悬疑，这是非常高级的。某种意义上来说，《隐秘的角落》就是这样的内容，它早就告诉你凶手是谁、发生了什么，但是观众想要去看发生在这几组人物关系中人心的较量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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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表示，在自己的作品中，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悬疑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出现的。

“比如说讲故事这种特别古老的方式，悬疑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策略——卖关子。章回小说或者经典的民间故事，它们都是独立的故事，但是到结尾可能会留一个坑，像章回小说里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自己的小说或者电影，像《撞死了一只羊》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它本身确实也具备悬疑的因素。但在小说里面（我）也会使用这样的方法，《故事只讲了一半》它其实套了一个民间故事，这个完整的民间故事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会设置成这个讲述者讲到关键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小说的叙事策略比把这个故事完整呈现出来效果要好。所以对我来说，悬疑更多的是一个古老的叙事策略。”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双雪涛认为，影视作品为了吸引观众，就需要一些手段，而悬疑正是其中的一种。

“我觉得大部分创作者用的都是一种悬念。就像刚才万玛老师说的，你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你看电影过程中什么让你着急？你为什么要往下看？这个动力是很重要的，其实每个电影都需要。”

如今，影视制作时都会有产品意识，但产品和作品是不一样的，产品需要更简单，作品需要更复杂，这就出现了矛盾。

那怎么能够平衡这两者？如何在作品和产品之间寻找一个好的临界点？

双雪涛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看过一个短剧叫《奥丽芙·基特里奇》，它是一个完全日常生活的剧集，它也是由著名小说集《微不足道的生活》改编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小说集能改成一个剧，因为它的情节不是那么跌宕起伏。但在看剧的过程中我会非常紧张，它的刀光剑影都蕴藏在日常中。

这是一种技术，就是我们怎么去讲这个故事，怎么通过一种技术把我们想要传达的、比较有营养的东西像胶囊一样让观众吃进去。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需要去探索的东西，在作品和产品之间的交界处做出更多的新的类型的东西，这才是有意思的。”

当你离开故乡时

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故乡

无论是电影创作还是文学创作，都是跟土地、经验、现实紧密相联的。而在当下的文学和影视环境中，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特别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许多人在双雪涛的作品里，看到了东北一代的衰落以及东北人的悲欢离合；不少影迷则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了解到了许多藏地文化与藏族神话传说。

《气球》剧照

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以地域来命名创作的标签，比如“东北文艺复兴”，是指从《钢的琴》《白日焰火》《东北虎》一直到《平原上的摩西》这一系列关于东北的创作。而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一些电影创作，被称为“藏地新浪潮”，还有浙江新浪潮、以毕赣为代表的贵州新浪潮等等。

对于这样的标签化总结，双雪涛认为，标签让大众能够有个讨论的把手。

“我觉得现实主义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故事。……我觉得现实提供给我的东西其实就是我这人的基础，但文学是另一个东西，文学是你在基础上做出了一个作品，那作品是现实主义的还是不是现实主义的？是关乎于东北的还是不是关乎于东北的？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我说话的口音肯定还是东北口音，我所写的东西也永远保留着东北的血脉，但作品中用的材料是不是东北的环境、是不是还有冒烟的烟囱，这不是最重要的。

至于为什么会有（东北文艺复兴）这么一个东西，我作为身在其中的人，很难用一个特别宏观的想法去分析自己。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被关注和吸引别人，只要是有创作者在累积地写这个地方。”

对于“藏地新浪潮”这个标签，万玛才旦认为，藏地的特质无论是地域的特色还是文化的特色，一直都存在，而这个标签出现，主要是出现了一批创作者。人们对他们的创作做了一个总结，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当下这种对地域文化的关注，更多地与创作者本身相关。

“就像 80 年代中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西藏的出现。当时我看过一本书，是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叫《西藏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当时还没有普及开，但是出现了那样一批小说。……也是因为出现了那样的一批作家，才出现了那样一本书，然后才有可能在后来被文学史归类为‘西藏某类型主义’这样一个文学现象。电影也是一样，我之后也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创作者，他们也创作出了不同的电影作品，并且主要集中在藏地拍摄，展现藏地的人、藏地的当下，会反映出地域特点和文化。”

《塔洛》剧照

而创作者在故乡时的创作，与离开故乡后的创作，也有不同，其中既有变化的东西，也有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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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导演曾说，“离开故乡之后才能真正拥有故乡”，万玛才旦很赞同这句话：

“当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我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故乡。

你在故乡的时候，很多事情你肯定是看不清的。当你跟故乡有了一定的距离，离开故乡七年，亲人对你的情感，或者你对故乡的凝望，会产生的一个结果，这时候可能更容易进入创作。

早期我在故乡的时候，很多题材也可能是想不起来。像塔洛那样的人，在我们的故乡是司空见惯的，你不会想到去写他，不会想到他身上有什么值得写的东西。

但是你离开故乡，跟故乡有了一定的距离之后，塔洛那样的人就会跳出来，就会进入你的创作，就会变得非常的有趣，把它变成文字，再把它呈现在荧幕上。

这个可能是我和故乡的关系，是精神上的一种关系，是创作上的一种关系。

你所生长的那个故乡，你在回望的时候它其实一直在变，你会看到，人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乌金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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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20

编辑：Cellur | 审核：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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